【校园霸凌/04】赋权孩子 改变制度，让儿童勇敢发声！

她说：“孩子在遇到困难时往往不会求助大人，而是向朋友倾诉。”因此，她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赋权孩子，让他们了解自身权利并学会应对。在营队里，孩子们学习倡导技巧和了解《儿童权利公约》，讨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议题，如网络安全和校园霸凌。“我们发现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过霸凌的经历，通过交流环节，他们会彼此分享经验，也学会如何应对。”

2018年，参与该计划的孩子主动拟了一份校园反霸凌政策草案，提出在校园公共空间设置“紧急按钮”，以便在目睹霸凌时能安全求助。2019年，这份草案收集到许多联署签名，原本计划提交到国会，却因政府更迭和疫情暴发而被迫搁置。

Sri指出，近年来有关校园霸凌的报道增长，意味着孩子们更敢于发声及懂得借助社交平台传播讯息。随着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近期会开始讨论相关议题，这份草案也成为了CRIB基金会倡议推动全国统一反霸凌标准的重要基础。

此外，她肯定教育部于2023年发布的《校园霸凌处理指南》，但也指出这仅适用于教育部管辖的学校，而独中、国际学校、私立学校和宗教寄宿学校，分属不同监管体系。“无论孩子就读哪种学校，政府都有义务保护他们。”这也是她呼吁政府制定全国统一反霸凌标准的目的，既确保所有学校严格遵守，也要建立申诉机制，让家长在校方失职时能够向仲裁机构求助。

谈到教育部设立的线上投诉平台SISPAA，Sri表示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许多孩子没有稳定使用手机的条件，有的家庭甚至几个孩子共用一台手机。”她也举例，偏乡地区的网络覆盖不足、家长对孩子使用手机的严格管控，以及语言与理解上的门槛，都显示线上投诉平台难以真正成为普惠的解决方案。“即使是8、9岁的孩子也可能遭遇霸凌，但他们未必懂得操作线上投诉的流程。”

从监控到教育

当孩子在学校遭受霸凌时，家长往往难以及时察觉，孩子可能会出于羞耻或害怕而隐瞒事情，父母也常因忙碌而少了与孩子深入沟通的机会。Sri强调，学校须建立多重保护机制，如培训老师识别霸凌迹象，观察学生的细微变化，例如身上频繁出现瘀伤、衣物损坏或情绪低落等。

“受害者与施暴者之间的界线并非绝对分明，许多孩子可能曾遭受霸凌，但为了自保而加入施暴群体。”她指出，社区能通过觉醒教育提高公众意识，将霸凌塑造成可耻的行为，而非彰显权力的手段，从而夺回霸凌者手中的权力。同时，社会也可以提供经费和人力支持，让更多学校得以推行类似The Talisman Project的项目。

对于教育部宣布在全国200所宗教寄宿学校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做法，Sri持保留态度。“CCTV只能用于事后取证，无法预防霸凌。施暴者完全可以避开摄像头，在监控盲区实施霸凌，而且许多霸凌行为已经转移到网络上。”在她看来，与其依赖监控，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和提高意识，才能真正减少霸凌事件的发生。

提到法律层面的问题，她表示目前只有《刑事法典》涉及对霸凌行为的惩处，而《通讯与多媒体法令》虽涵盖网络霸凌的部分，但整体仍显不足。她认为，如果政府能立法设立专门的仲裁机制，将更有助于政策的落实。不过，这一举措必须经过公众咨询，而非流于形式的说明。

“If not me, then who? If not now, then when?”这是Sri最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她说：“改变必须有人去做，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推动改变的人。”在她看来，霸凌的影响远不止于校园，还会延伸到成年，影响工作、家庭甚至国家发展。她表示教育的意义是让孩子了解自身的权利，并赋权孩子，让他们不仅能为自己发声，也能在面对不公时挺身而出。同时，社会也应传递“杜绝霸凌，鼓励善良”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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