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霸凌/01】霸凌频酿悲剧 谁来守护校园安全?

茉莉（化名）是某私立大学广播系的学生，她在回忆起自己的校园经历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她曾两度遭遇校园霸凌，第一次发生在中学，第二次则是在大学。

第一次遭遇是发生在中学初三期间，源自于宿舍里的一场小矛盾。她至今也不明白究竟起因是什么，却在不知不觉间成了同学攻击的对象。起初是冷眼、嘲笑和在背后说坏话，当她退宿后，这场风波并未平息，反而被带到了学校，演变成激烈的围堵。

“她把我叫出去，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还说我造谣了她，” 茉莉回忆道。随后，施暴者召集了一群男女同学，将她所在的教室团团围住，禁止她出门，并要求她为自己没做过的事道歉。在她拒绝后，这群学生甚至冲进教室，踢翻了她的桌子。这场围堵和恐吓就这样持续了两三天。

求助无果 责任归咎受害者

而真正令茉莉心寒的是屡次求助无果，班导师不但没有安抚她，反而轻描淡写地称其为“小事情”，且认为这是她不合群的性格导致的，并指责她的品行有问题。当她向学校辅导处求助时，得到的回复是“这件事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而她称纪律老师与霸凌者的关系要好，便放弃了向其申诉的想法。

更甚的是，在听完她的哭诉后，父母却采信了班导师的说法，只当作小事一笑置之。班上的同学不仅不帮助她，还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指责她扰乱了班级秩序。她的朋友更是怕被连累而选择袖手旁观。“这大概就是隐形的施暴者吧。”她苦笑，当时她感受到的不只是求助无门的痛苦，更是来自父母、老师和同学的二度伤害。

被孤立陷无尽自责

本以为进入大学后能摆脱霸凌阴影，但她再一次陷入相似的处境。由于在分组作业中与同学意见不合，因此她被贴上“不合群”的标签，同学们开始排挤她，不愿与她合作。最终，她面临无法完成作业的困境。

毕业期限将近，眼看无法完成作业，茉莉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度萌生休学的念头。她尝试向讲师求助，却换来一句：“你已经是成年人了，要自己解决问题”；而她发给学校辅导部门的电邮，至今石沉大海，未获任何回复。

4个月内，她不仅被同学孤立，还得承受他们阴阳怪气的言语攻击，让她陷入无止境的怀疑和自责，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健康也因此亮起红灯。“那时候，我真的焦虑到不想去学校，每天掉头发，还因为狂吃东西而变胖。我看了中医，他说我是过度焦虑，出现内分泌失调，需要吃药……”

茉莉表示，她只想好好完成作业，顺利毕业而已，但似乎很难。

“成功的人都是孤单的，忍一忍就过去了。” 她的父母总是这么安慰她，令她倍感失望，似乎不该期待家长能为此做些什么。

盼落实反霸凌机制

回望两次被霸凌的经历，茉莉认为学校缺乏及时有效的处理机制。“当学生去求助后，应该要有明确的老师或部门去采取行动，而不是把责任像球一样踢来踢去。”她也希望教育部和学校能真正落实反霸凌机制，而不是只会办讲座或空喊口号。

“我希望这个社会能多一点温情。”她说。 如果沉默成为常态，那么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受害者2

霸凌可很隐蔽
优秀生也会遭排挤

人们往往认为受害者的既定形象多半是弱小、安静内向或不合群，但真的是这样吗？小荷正是不符合这种“受害者形象”的被霸凌者，但她坚强、不怕事的性格并没能让她逃过霸凌的漩涡。

“我会觉得可能是我的体质问题，容易被抹黑、被攻击。”小荷（化名）向记者叙述自己从小到大遭受霸凌的经历时，自嘲地表示。她起初并不确定霸凌的定义，直到与朋友交流，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情况，其实都是不同形式的霸凌。

霸凌的形式并不只是肢体上的碰撞，有些则为长时间的冷落、排挤，或暗地里中伤。这些被视为冷暴力的行为贯穿了她的每个成长阶段。

小荷回忆，小学时期的霸凌来自最亲近的朋友。“当我频频被选中代表学校参加比赛，而她却落榜了，从那时起她就开始跟我保持距离。”渐渐地，原本形影不离的两人区分成了两个阵营，班里较优秀的同学渐渐成了朋友的派系，而小荷身边则聚集了一些同样被排挤的同学。

她坦言，那段时间霸凌的形式很隐蔽，几乎无迹可寻。例如，她的作业交上去后其中一页会无故被撕掉、排队进电脑室时，她的手臂会被捏但没有明显的伤痕。她表示自己不是那种懦弱不语的人，所以选择向老师投诉。然而，每一次小荷的坚强似乎都让她无法得到老师的怜悯，因为老师最后的处理方式总是以“握手言和”了事。这让她觉得很委屈：“明明受伤害的是我，为什么握个手就可以当作没事？”

会哭的小孩才有糖吃？

进入中学后，小荷遭受的霸凌并未停止。在辩论队里，她因为出色的行政和组织能力，被推举为主席，也常代表队伍上台领奖。这也让人误以为她是队里最优秀的辩手，“其实我只是作为代表上台领奖，没想到会造成队员内斗。”

她未曾料到，谣言即刻随之而来。“某个队员跟学弟妹哭诉，造谣我欺负他，害他不能上场、抢夺他的话语权等等，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这场从中五持续到大学的舆论攻击，最终让对方获得校方的信任，在毕业后成为了母校的辩论队教练，而小荷和几名队员则被拒于门外，至今都不曾受邀回到辩论队协助。

表现佳遭学姐老师打压

类似的故事在大学重现，而这一次的霸凌者是学姐和老师。大二那年，她因在校园广播电台表现优异，被视为下一任台长的热门人选，却因此遭到同系学姐的刻意排挤和对她心存偏见的老师的打压。她在会议上的发言被无视，主持机会也被剥夺，甚至连电台台长的选举也未经民主程序，便直接内定了那名学姐属意的人选。

她形容，那是一种系统性的排挤，让她感觉自己跌入谷底，陷入自我怀疑。“那段时间，我每天照镜子练习笑容，因为觉得自己长得很凶、很严肃，就会被别人认定是勾心斗角的人。”

转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出现。中文系老师选中她担任毕业典礼的主持人，而她在典礼上的表现出色，赢得了校长和董事长的认可，也为她带来了后续更多的主持机会。

靠毅力撑过患病

然而，长期遭受霸凌加上家庭和学业压力，使她在求学期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经医生诊断为重度焦虑症，并因此服药2年。最终，她靠着自身的毅力和身边人的陪伴才撑了过来。小荷认为，处理霸凌事件的关键在于倾听和公正。处理者不应只听双方说辞，更应向周围的人了解情况，并给予施暴者应有的惩罚，而不是抱持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心态。

明知有人受害
旁观者为何不敢伸手？

在校园霸凌事件中，和受害者站在对立面的，除了施暴者，还有旁观者——那些选择沉默的人。他们或许亲眼目睹过程，也可能听过受害者的控诉。但，又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过他们沉默背后的原因？为何他们不敢挺身而出？

校园霸凌阴影之我的旁观记忆

犹记得2013年，我在学校里亲眼目睹了整整半年的霸凌事件，多数发生在课室里，施暴的是6名年纪介于13至14岁的男生。他们经常以霸凌别人为乐，其中2人有社团背景，在学校里横行无忌，其余4人则是他们的同党。被他们霸凌过的同学不在少数，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从外地转校来的女生。

那名女生接受过英文教育，性格大大咧咧，但平日从不主动招惹别人，也跟那群施暴者没有任何交集。可是不知何故，他们总是喜欢欺负她，例如把她书包里的东西倒出来后再丢下三楼、把水泼在她身上、推挤她，甚至往她身上吐口水。言语霸凌也从未间断，他们拿她的名字开低俗的玩笑，嘲讽她的外貌和说话方式。这样的情况维持了大半年，直到后来他们把目标转向了另一名男生。

我当时坐在位子上亲眼目睹这一切发生，但没有出手干预。其实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为她感到痛心，因为她刚转校来，没有朋友；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偶尔会遭到轻微的霸凌，虽然不如她的严重，但时不时也会被欺负一下，令我害怕上学。我心想只要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就暂时不会来霸凌我。

中学前3年，我几乎都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那是很可怕的时期，没人能真正理解受害者有多痛苦。这些经历让我明白必须努力读书，争取升到前面的班级，才有可能摆脱这种困境。那时年少无知，我一度觉得这些放荡不羁的同学很帅，不像书呆子一样被约束，甚至会在空闲时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打架、偷驾车的经历。长大后我才明白，当时的想法其实很幼稚。

回想当时，学校里所谓的安全网根本无法保障学生的安全，因为霸凌往往发生在老师看不到的地方。即使告诉了老师，没有证据也无济于事。那名女生曾无数次向老师投诉，但那几名施暴者从来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惩罚，老师顶多口头警告几句，最后就不了了之。

我不认为霸凌问题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改善，但还是希望一些明显的肢体霸凌受到重罚，校方可以考虑直接开除施暴者。然而，最容易让人忽视是那些隐形霸凌——每天一点推挤、丢东西、往你身上吐口水，这些长期累积的心理伤害反而更深，奈何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类似的事情在中学时期再次发生，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沉默，因为出手干预反而会让自己成为施暴者的目标。（但换作现在已经是成年人的我，一定会站出来阻止。）此外，我觉得多数的旁观同学都会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没有人会愿意当“出头鸟”。在学校里，同龄人能做的其实有限，因为未必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真正能辨别是非并适时干预的是师长。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段经历依旧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作为旁观者，我记住的不只是自己当时的沉默，还有霸凌背后那种强烈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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