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安详】回不去了，先生/何国忠

 二战担任大使时满腹委屈的阴影犹在，他不愿重做冯妇。12月16日，蒋介石安排饭局，日记说：“我去时始知只有我一个客。他力劝我再去美国做大使。他的意思很诚恳，但我不敢答应，只允考虑。”

 饭局结束，他找王世杰，重复旧说。怕不清楚，第二天再写信，提接任北大校长1年半，毫无成绩，即去作他事，在道义上对不住国家、学校，也对不起自己：“我今年57岁了，余生有限。此时改业，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这是不是一件大损失？至少我自己有点不甘心。”

夹在学生和政府中间苦不堪言

 傅斯年支持不当官决定。1947年2月4日他致信说虽然和中共势不两立，但是在野才是良策。入政府就无法奋斗了。“国民政府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后来信件中他一再提醒胡适：“先生一走，北大即垮。”

 1947年12月19日胡适心脏病复发，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致信王世杰，说胡适因为大使一事，意甚焦虑。数度失眠，“北大普遍心理，实‘隐倚之为长城’。不问继之者谁属，在心理上，无形之中将少一精神的维系。”他说胡适从南京回到北大，“两次心脏警告，医生坚嘱静卧，现尚末出门。”王世杰没有强人所难，告知蒋介石结果。

 局势变化过快。1948年11月24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因币制改革失败辞职。蒋介石又想起他，派陶希圣当说客。他“表示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此时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已失东北。他要陶希圣转达：“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国民党劣迹他何尝不知，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反复强调在共产党铁幕底下，没有民主，没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二战以后，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他明星光环变小。邓广铭在〈我与胡适〉说20年代及之前日子，“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30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这就是因为上课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

 学潮此起彼落，被捕学生与日俱增。学生无心上课，教授无心教书。国民政府对示威学生不手软，他一边营救被捕学生和政府周旋，一边力劝学生专心向学。夹在中间苦不堪言。1948年2月患病学生邓特被捕，他被批评“对保障校内自由推诿搪塞”，“身为一校之长而不顾学生安全，只求酬应周全于权贵之间”。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约吃饭，希望他到美国以正朝野视听。他答应，却不接受总统府资政名义和俸禄。大势已去，无望做大事，但是在野独立，和国民党保持距离底线必须坚持。

 1949年4月6日，他从上海登船到美国。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师一去不复返，留下来的朋友因为随后而来的政治风暴饱受折磨，他则带着中华民国身分遗憾步入飘零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