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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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如意安详】再也没有逆耳了/何国忠

雷震判刑以前，家人每星期五可探监。聂华苓说“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盼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个公开的沉默姿态，对于铁窗里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 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逮捕《自由中国》负责人，随后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罪名判雷震10年徒刑，“匪谍”刘子英12年徒刑，傅正及马之骕处感化3年。胡适虽向行政院院长陈诚发出电文抗议，又向媒体表达不满，但在《自由中国》其他成员眼中，胡适软弱无力。聂华苓说她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几个人忍不住，拜访胡适探听态度。到了南港，“他招待了我们一顿点心，一点幽默，一脸微笑。” 1949年5月聂华苓在《自由中国》当编辑，是该社最年轻成员，聂华苓的〈雷震与胡适〉一文收录在《三生影像》中，开头她写：“政治在我眼中，是一场又一场的戏。我关怀实际政治，而不喜参与，我感兴趣的是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就凭胡适那个人物，就堪人回味。” 宋广波的《胡适年谱长编》引蒋介石几则日记。1958年4月12日，蒋宴请胡适、梅贻琦及其他中央研究院院士，蒋说“胡适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欢迎胡、梅同回国服务之语一出，胡颜色目光突变，测其意或以为不能将梅与彼并提也，可知其人狭小妒嫉。”1958年11月19日说他“召见胡适。此诚一政客也，余仍予以普通礼遇，不使难堪。”11月22日说他见“无赖胡适政客”，12月31日说全年不开心事包括出现“胡适之狰狞面目与荒谬言行，从中煽惑，及其中央研究院无理面斥，更难堪。” 1959年1月3日蒋说近日“对于投机政客、无耻学者的心术与言行常怀愤怒，此种学者自名为无党无派者，而实则只有自私自利钓名沽誉。不仅是害国害民，可说是比忘恩负义不知廉耻败类甚。”1月31日说“因政客无耻言行”与行政院长陈诚“不识大体、自作聪明为苦，时多恼怒刺激。”日记所言政客都指胡适。 1960年7月至10月，雷案选择这个时间发生，人在美国的胡适别有一番滋味。他对记者说“太失望，太失望”。记者问为何不探监。他说：“雷震会知道我很想念他。” 胡适关在他自己的心牢里聂华苓说胡适“公开话说得漂亮。”胡适鼓励雷震组织有力量的新党，“结果新党被扼杀了。雷震被关在牢里了”。1960年11月23日，复判结果公布，仍然维持原判，胡适在书房独自玩骨牌。不满归不满，她尊重胡适，下笔有分寸，意味深长的话印证其文学素养：“想必他是非常寂寞苦闷的。真正的胡适关在他自己的心牢里”。 30年后才为人所知。1960年11月28日上午11点半，胡适以汇报“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为名见蒋介石，蒋似有意在午饭前匆匆结束会面。蒋说他对言论自由，“已经放得很宽，但雷震背后有共产党的间谋，政府不能不办他”。他说和胡适向来感情好。但是这一两年，胡适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气氛很不好，非常不好。胡适直言说总统所言“太重了”，他“当不起”，“受不了”。他提起1949年4月对美国记者说愿用道义力量支持蒋。“十一年前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也许我的道义不值一文。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也没有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雷震案在国外产生的不良影响。” 胡适日记详记经过。蒋介石也有日记，他对胡适“自夸与妄语皆置之不理，只明答其雷为间谍案，应依法律处治，不能例外示之，使之无话可说。”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1958年12月26日他和胡颂平谈孔子智慧。胡颂平对耳顺的理解是“耳闻其音，而知微旨”，胡适以容忍释之：“六十岁，听起人家的话来已有容忍的涵养，再也没有逆耳了。”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还有比总统更高的权威吗？喧嚣只会引起更多逮捕，更多报复，朋友不谅解，但是他快70了，一切将随风而过。《传记文学》1990年12月号为《胡适日记手稿》出版做专题，封面打“胡适与蒋介石：胡适日记首次公开”字样。石学胜读尘封往事，为胡适被批“不够朋友”，”抗议微弱”、“不同蒋绝决”，“不做烈士”抱不平：“我们深感在天威难测的时代，胡适的学问、胡适的从容、胡适的智慧、胡适的勇气，就以今天夸夸其谈的反对党诸君子来说，有哪一个人可比？”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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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何国忠

胡颂平在《胡适晚年谈话录》记1960年3月15日傅安明到中央研究院，他说胡适在台湾“散布智慧的种子”。胡适早不计功名，说没这回事，傅安明尊敬胡适，以学生自居。胡适晚年仍然爱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赠人，傅安明说胡适还是大有作为，他到台湾以后，“此地的学术界才有一个最高的中心领导人物，此地的风气也转变了。” 政治界和知识界摆不开失去大陆阴影，胡适晚年愿意留在台湾，对渡海同伴有实质而深远的意义，中研院院长一职不仅是个人选择，对失意者也起安定与鼓舞作用。1952年11月19日，胡适第一次踏上国民党退守后的台湾，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接机者包括“蒋总统的代表蒋经国，以及教育学术各界的人士约千余人”，阵仗之盛，期待之深，胡适焉能不知。1954年2月18日胡适第二次抵台，“朝野友好到机场欢迎的，三百多人。”人数较前次少，但热情不减。1958年4月8日，为迎接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陈副总统以下政府高级官员、教育学术界人士、先生的长公子祖望夫妇带同长孙复等共约五百多人”接机。胡适1962年2月24日去世后一个月，台北学生书局出版《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冯爱群编辑。我所藏是1973年版。书中收集港台各大报刊悼念胡适文章和新闻，每篇文章详注来源和发表日期。 “万人瞻仰遗容”是《中央日报》1962年3月2日的新闻标题，《联合报》说出殡时“约有五六万人拥塞道旁”。《胡适之先生纪念集》收录文稿分四编，即“生平”、“逝世前后”、“各界的评论”、“挽联诗文集萃”。第二编“逝世前后”共收新闻13则，读后如临现场，胡适酒会晕过去后，医学院士魏火曜给他作人工呼吸，胡适吐了几口白沫，呼吸微弱。15分钟后，中研院大夫赶来，注下3针强心剂，没有反应。半小时后，台大医院医生抵达，用听诊器听胸口，看瞳孔，试脉搏，摇摇头说他走了。在场院士惊呆，然后出现啜泣声音。报导都值得一读。中研院警员陆敬格对《联合报》记者说他工作完成，4年来胡适没有受过惊吓，二人相处日子他“觉得快乐”。他经常陪胡适在草坪上散步，胡适说“总有那么一天”，会带他回大陆，然后他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不让人难过的胡适在大事中我们看到胡适的自重和忧思，小事中我们知晓胡适缺的永远不是境界。他从不吝啬将时间分给位子不高的人物。对长辈他恭敬有礼，对平辈他谦和儒雅，对后辈他宽厚慈祥。《联合报》记者从秘书口中得知胡适有一回泻肚子，医生说吃了不干净东西，胡适嘱咐秘书不可声张，“怕厨师听到消息心中难过”。他以德望服人，不以威望示人。他尊重每一个人，他“看任何人都和他本人在人格上没有区别”。《新生报》提到司机泪流面颊，抱着胡适遗体嘶喊：“夫子，您就这样去了？”司机说胡适常和他聊天，他也来自安徽，胡适“看到有些山景，他就会谈起家乡的景致，看到台湾过年过节或者拜拜的情形，他就谈起家乡的风俗习惯来。”司机说胡适心细，他“从不让人有丝毫难过的地方”。胡适奇怪何以被称夫子，“孔子的弟子都喊孔子为夫子，我尊敬您，我要喊您夫子。”司机说。晚年发病时胡适由护士徐秋皎看顾，她说他不听音乐，打开收音机，只听新闻。他爱看书，在医院里没有放弃阅读。“容忍比自由还重要”，去世前两周他赠她墨宝。他要她学会容忍，说对工作有好处，徐秋皎对《中央社》记者说：“我已把它挂在房里，作为我一生做人处事的座右铭。” 胡适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原文写得寒伧。他改写故事，说唐僧取经路途中，许多冤魂寃鬼被他的3个弟子打死，旅途结束后他们都来报仇。唐僧发觉自己经历尚缺一难，于是承愿舍身，把肉一块一块割下。每吃一块肉，冤魂寃鬼可以增长1000岁。“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中研院在祭言中说他们忘不了胡适爱讲的“割肉度群魔”故事。要将事情做好，修养不可缺。胡适一生追求自由，但也说“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见解的度量”，利人利己的事应该多做。胡适为教育改革家亚伯拉罕．弗勒斯纳作传，弗勒斯纳说卡莱尔藏书图记上画有一支燃烧蜡烛，下有题字：“我燃烧才可以有用。”弗勒斯纳以此箴言行世。胡适爱极这句话，中研院全体同人在祭文中说他们永远记得。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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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暮色终尽/何国忠

胡适1958年4月10日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半年后入住中研院为他修建的南港住宅，他决定长居台湾。身为院长，天天都得会客。夜间他专注写作，学术研究让他身心愉悦。他多次心脏病发作。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及《胡适之晚年谈话录》记之甚详。医生劝他不能熬夜，要早睡，减少应酬，并要秘书紧密监督作息。 1960年11月16日下午他对秘书胡颂平和王志维说他身体不舒服，他拿新买的心脏药片放在舌底下，“觉得辣得很”，不如旧药片。二人知道他心脏病发，有些紧张，劝他取消当晚节目，他不以为然：“我如不对你们说，你们怎么会知道？这样我以后不对你们说了，你们不用害怕，我自己会当心的。” 1959年4月9日胡适因背部粉瘤手术住院23天，后来住院原因都是心脏病发。1960年3月19入院，4月5日出院，1961年2月25日入院，4月22日出院。最后一次入院是1961年11月26日。凌晨3点多，胸口发闷、呼吸困难，咳嗽时痰里带血。他喝一杯白兰地，又服一颗心脏特效药。一个小时后，不觉好转，又吞一颗。5点过后，症状缓解，终可入睡。醒来依然不舒服，中午被送进台大医院。医生用氧气帮助他呼吸，又注射强心剂。医生说“左心房血管有点硬化，有点衰弱，氧气不够。左心房的血通不到右心房，冲到肺部去，所以咳嗽有血。” 各报刊登他再度入院新闻，朋友和学生一位接一位探访。12月10日朱家骅来看他，临走时说他从不违背医生劝告，胡适却从“不听话”。胡适病中不忘工作，即使不能手写书信，也会以口述，要求胡颂平执笔。他逢信必回，不改老习惯。还是一样和蔼可亲。12月24日，夜班护士曹光荣带《儒林外史》，书里附录胡适〈吴敬梓年谱〉一文，她希望胡适留字纪念，〈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是作者吴敬梓化身，胡适写下第三十四回杜少卿的话：“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吧”。虽是赠人文字，以字寄托心情的用意明显。胡适希望尽快丢下俗务。11月18日他写信给一样被病困扰的中研院总务薛世平说：“我们都老了，这个大机构应该换一批年富力强之人好好的接替一下才行。” 胡适最后的院士酒会 1962年1月10日胡适出院，临走前一天，他到对门梅贻琦病房告别，他住院45天，清华老校长住院却近20个月。交谈几分钟，梅贻琦说他要多一个月才可出院，去年心脏病发住院时胡适躺在病床，胡适说梅贻琦“可以起床步行到我床边，站着与我照相，那是他最好的时期，现今差多了，我很感伤。” 为方便看护，出院后胡适暂住福州街26号台大客座教授住宅。医生给很多建议，其中包括与客人谈话不超过15分钟，每晚9时半上床休息。胡适心情很好，医生说3月间的美国之行应该可以落实。除特定朋友，太太江冬秀将农历新年应酬节目取消，2月6日大年初二蒋经国来拜年，大年初四蒋介石请他夫妇二人到官邸吃饭。他随遇而安，最期待的是第五届院士会议。 1962年2月24日是会议日，早上8点半，胡适从福州街乘车前往南港。9点至12点他主持新一届院士选举。午餐后两点半，他睡个午觉，四点多醒来，准备参加5点开始的院士酒会。胡适首先致辞，没有演讲稿，非常随意。他说一点中研院历史，又提近况，保持一贯的幽默，提到吴健雄时，他有些兴奋：“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他说这是他“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他请几位院士讲话，他随后回应，恳请大家不要因为政治变动而悲观，话题不自觉地转到他被人“围剿”一事。他说都是小事，“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触及这个话题后，他可能觉察到自己激动了，赶忙把话题煞住：“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酒会6点半结束，与会人士陆续离去，他一一握手，“突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磨石子的地上。”胡颂平说他“从此没有醒过”。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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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他参与其中/何国忠

当年因为研究胡适，读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最先关注点是他的大使岁月。《在华五十年》出版于1954年，台北《大华晚报》同一年中译连载，1955年香港求精出版社出版阎仁峻译本，二者包含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及赞扬共产党内容，皆为忠实译本，国民党未阻流通。1958年台北文友书店出版罗俊译本，保安司令部突然重视此书，将其查禁。中国大陆在1982年初出译本，此后断断续续出现其他五种译本。我手头上的杜智颖译本和李晶译本出版年份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二书仅译回忆录全文，不包括作者自序、胡适序言及附录文章，部分内容被删节。李明哲在〈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译本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说“文学常被当权者视为一种协助宣传或控制思想的载具”，翻译更是“为了服务某种目的而操纵原文”。译本如斯命运不足为奇，大使一职两面不讨好，司徒雷登回忆录有人爱看，有人咬牙切齿。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纯属巧合，同是基督徒的蒋介石推荐他见被杜鲁门总统委为特使的马歇尔，这位后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将军他慕名已久，一席话之后，将军希望他可以助一臂之力，他辞去燕大职位，接受“神圣”任务。刚满七十岁，“到了这个年纪，应该从繁忙工作解脱，享受退休生活”，却被说服了。蒋介石接受他，周恩来、邓颖超发表讲话支持他，国内外媒体对他寄以厚望，燕京大学的朋友给他鼓励。“如果在我的努力下，中国能够实现和平，会是对我生命最有价值的使用。”他说。可惜事与愿违，他最后黯然离开中国，国共双方没有给他留下好话。他目睹共产党崛起和国民党衰败，他边叙边议。《在华五十年》对国共两党各有褒贬，他一边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边觉得国民党咎由自取。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气数已尽，倒台只是时间问题，争取美援无济于事。非常时期，大事小事他都呈报给国务院。1949年1月，南京政府南迁广州，他拒绝跟随，他希望与共产党有更多接触。他认为承认中共政权是大势所趋。他致电美国国务院，要求允许他去北京，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中美相互信任度不见了 1949年6月，毛泽东表示要与苏联站同一战线，美国反共议员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关闭大使馆。他被令于8月2日乘机离开南京回美国，飞机在冲绳美国海军基地停留时，他接受访问，表示赞成维持商务关系，甚至承认新中国。言谈内容与华府立场相悖，国务院施压，禁止媒体报道。8月5日，他抵达夏威夷珍珠港。当天华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美国不承认二战后中国政策失误，应该负起责任的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美国将停止对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援助，但也不承认中共政权。司徒雷登给国务院的报告在白皮书多次被引述。内容让司徒雷登震惊。毫不留情的撒手不管，对中美关系的破坏力是严重而持久的。他知无不言，写报告提供最新进展，希望华府不会误判，不过是尽大使责任，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和评论被公开，直接损坏他本人形象和声誉。中美相互信任度不见了，他长久在中国建立的人脉将消失无踪。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撰写五篇不满白皮书文章，第二篇就是批判他的〈别了，司徒雷登〉，自此以后没有人敢提他名字。与他有着十几年交情的蒋介石公开表示不欢迎他被派到台湾任“大使”。李明哲的文章说1951年仍持大使身分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庆祝七十五岁生辰，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受邀参加，行前请示是否要以蒋的名义赠花，蒋说“不必了”，并再提醒一句表示，不欢迎司徒雷登来台。 1949年8月10日，司徒雷登抵达华盛顿，远东事务局局长见他，传达国务院要求：不许他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临终时留下这句名言。即使结果不如意，但因为是出于真心，责任感，最后当然无怨可言。除了孟子以外，中国思想家中司徒雷登最喜欢王阳明。书生梦天真吗？读他同事或学生怀念他的文章，我们只看到其智慧，并敬佩其人。《在华五十年》最后一章是〈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他说中国是泱泱大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建立在健全的原则，持久信赖的基石上”，华府应该“以己之欲，施之于人”。司徒雷登不后悔自己选择，他说他生性乐观开朗，一生幸运，“但当人类的命运在面对残酷现实的时候，我总能想到其中的悲剧色彩。”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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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现实比梦想还要美丽/何国忠

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说中国文化让他心存敬仰，造就他性格中宽容忍让的部分。他读过儒家典籍，最爱孟子和王阳明。他提孟子曾对一个乞丐宁愿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的行为提出赞赏。原话应该是：“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他说礼貌和道德密不可分：“提意见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必须要保持对另一方的尊重。” 父亲约翰·林顿1868年到中国传教，在杭州前后住了46年，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他怀念童年时光，“我们有几个很好的中国朋友，经常一起玩耍，彼此用汉语沟通。”当年点滴记忆犹新：“尽管生活被限定在教区附近，但特定生活场景，比如过年时候吃年夜饭、正月十五看花灯、划舟游西湖等百姓习俗仍然历历在目”。11岁时父母带他和三位弟弟回美国，“仍然穿中国服装，用筷子吃饭，并用中文高唱圣歌”，他们和周遭格格不入，“受尽同学嘲笑和愚弄。”一直到16岁进潘达珀丝学院读书后，才“摆脱中国特殊印记，成正常美国孩子。” 父亲是传教士，他最后也受到宗教感召，回中国传福音，讲道工作维持两年，被邀到南京新神学院任教。1919年，他到北京，受委托将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组建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请胡适为其书作序。《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49年8月5日条记《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胡适评论《白皮书》文字都来自序文。司徒雷登名字第一次入我眼帘，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后来终于有机会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读到《在华五十年》英文原版，司徒雷登的形象自此清晰。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时，声明不负责筹钱，他找有筹款经验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担任副校长。他自己专注校务。残酷现实扰乱计划，学校是“空壳子”，董事会给意见的人多，身体力行的人少，最后他披挂上阵。《在华五十年》中说二战以前，他先后十次往来北京和纽约，有一次募款回来，突起感触，对同事说：“每一次面对乞丐时，都感到自己和他们同类”。他的对象来自民间，美国政府袖手旁观，“没有出过一分钱。” 人生三分之二时间留给中国 “理想需要花费金钱”，胡适引司徒雷登这一句话，辛酸苦辣都有参考价值，胡适说筹款过程是书中“最使人激动的部分”。胡适在〈从私立大学到燕京大学〉提到新文化运动期间，一班传教士认为北大所提倡的思想解放运动于宗教不利，但开明的司徒雷登等基督徒不作此想。1919年春天北大和燕大谈合作，“开一个整天的谈话会”，北大代表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陶孟和、顾孟余。胡适说他看到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所完整的大学。燕京大学重视科学也不忽略人文，他们对老师要求高，曾请胡适担任“国文门的主任”，胡适因为北大事务未了，没有答应，推荐周作人。 1921年2月14日胡适致信周作人详叙此事，其中提两个重点，第一是薪俸，“不论多少，都肯出。他们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费用。”第二是“自由全权，不受干涉”。胡适说周作人应该慎重考虑，“独当一面的去办一个‘新的国文学门’，岂不远胜于现在在大学的教课?” 薪俸和学术自由，吸引很多知名学者。燕京大学后来得到美国铝大王霍尔（Hall）捐款，与哈佛大学合作，创办哈佛燕京学社，建立中国研究中心。燕京大学中国图书馆藏书丰富，后来又编辑出版《燕京中国研究杂志》、《哈佛燕京中国学索引系列》，胡适说这都是值得称许的成绩。司徒雷登将人生三分之二时间留给中国。“线条流畅的飞檐，鲜亮明丽的颜色，并用钢筋水泥来构筑房屋的主体结构”，他说从学校的建筑就能看出办学理念：“为保护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努力”。校园有一座十三级浮屠塔形状的水塔，亭阁多个，校工从废败的圆明园运来很多石雕，增强人文景观。 1920年3月16日，胡适应邀到燕京大学讲〈不朽〉。1921年4月28日，再次应邀，讲〈诗经的研究〉。1921年6月10日又受邀讲〈易卜生主义〉。他熟悉燕大，对校园设计赞不绝口：“中国学校的建筑，当以此为第一”。司徒雷登相信迷人校景可以让学生对大学增添感情。几十年来他听过无数访客夸赞燕大，说它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恭维话听多，我们自己都相信了”。他说原来“现实竟然比我的梦想还要美丽。”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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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司徒大使自己去办/何国忠

1949年5月29日，在纽约住了近一个月的胡适写信给妻子江冬秀，提美国护照紧缩的政策。四个多月前在南京，外交次长叶公超指美国大使馆表示，“最好是有几个大学打电报来请胡适先生做客座教授。”胡适听后反应，怎么能随意叫人请他，更重要是，他并不想在美国教书讲学。叶公超说：“你不用管，司徒大使自己去办。”他没有完全清楚对方意思，谈话就止。1月31日，他被通知去美国领事馆，不到20分钟，拿到1年签证，他视一切理所当然。 2月底胡适收到司徒雷登信函，说柯尔盖特大学已发电报请他讲学，司徒雷登又说还在等候哈佛大学回信。他才知道司徒雷登“当真打电报去叫几个美国大学”请他，因对讲学兴趣缺缺，他没有回信。 4月初赴美，船停檀香山时，他收到美国大使馆转来加州大学校长信函，也是谈讲学事。这当然也和司徒雷登有关。几天后船到旧金山，司徒雷登的担忧是对的，签证本是一年，因为无官无职，入境时被减成半年。胡适给妻子的信我引过，不过重点放在胡适的委屈，他居留出问题，要安排妻子过来美国更难了。我一边感受他企求妻子谅解心情，一边想着司徒雷登的热心。燕京大学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身为创校人，司徒雷登身体力行，超越一己思维，很会替朋友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出自《论语·雍也》的话他在演讲时引过，他和胡适一样，都有圆融性格，经常笑脸迎人，不占人便宜。同一封信胡适又对妻子说，5月初所收到的柯尔盖特大学校长信函中，附有美国大使馆往来函电，司徒雷登大费周章，原来是为了“使领馆方面有个理由可以签发”护照，原文是 “to justify visa”，译成中文不易。他要妻子请毛子水解释。司徒雷登不完全按照程序，所以后来不断努力寻求“理由”来补充签证的正当性。 1950年1月6日，胡适写信给赵元任，提到加州大学校长司布罗尔（Robert Sproul）受司徒雷登所托，解决他的困境。赵元任当时在加州大学教书，胡适说“决不可把此信看的太认真，元任千万不可再去 press for an answer。”他知道各大学情形，不认为加州大学“有特别添请中国学者的需要”。司徒雷登的做法他心领，但又觉得他过于一厢情愿。胡适和司徒看法相左他认为司徒雷登更大的弱点是对局势了解不够透彻。二人在国共内战中看法相左。1947年10月21日胡适日记写道：“美国大使请吃午饭，司徒先生说，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 1948年1月3日胡适在日记写他与《知识编辑》萧正谊谈话，萧正谊曾任司徒雷登日文秘书，1939至1941期间，司徒雷登派他三度去日本。先后见过近卫、松冈、宇垣、石原诸人。司徒雷登认为和平是可以谈出来的，担任大使期间，他一心一意希望国共相安无事。胡适大笑对萧正谊说：“三百年来，哪一次是和平解决？你说的和平，那是一边完全屈服。”又说：“Stuart先生至今不懂得和比战难四个字”。胡适在1948年12月17日和司徒雷登见面。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很快会被迫离开家园，鉴于二人几十年交情，司徒雷登对胡适充满了同情，会谈气氛伤感，他说胡适“代表爱国思想中最好的一类。” 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能讲纯正杭州方言。11岁时回美国上学。1904年婚后他携妻子艾琳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他在燕京大学培养精英无数，本想以教育和传教事业终老，因为时代所需，在国共内战时被邀担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9年8月离开中国。美国发布《白皮书》后，在“谁丢失了中国”的一片质疑和责备声中，他成代罪羔羊。在中国他的名声更是受损，1949年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后，他便被视作“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请胡适作序。讲起其大使工作失利原因，胡适说“正如他本人自嘲的那样，他只是个外交新手”。没有贬义，只有感同身受。胡适说自己也一样天真。抗日胜利后，他发电报给他的学生毛泽东，说日本投降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有理由继续拥有庞大的私家军队”，共产党“应该效法英国工党”，建立良好榜样，不用一兵一卒，在大选中赢得胜利。对于毛泽东，他说他是“严肃、急切地恳求”。当然，他“没有得到回音。”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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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战火年谱/何国忠

1946年秋天，齐白石说他希望胡适帮他写传记。“他亲自到我家来，把一包传记材料交给我看。我很感谢他老人家这一番付托的意思，当时就答应了写传记的事”。这是胡适在《齐白石年谱》序文中第一段中话。胡适刚从美国回来，接任北大校长，事务繁杂，1947年暑假，他才有时间动笔。他以齐白石80岁时所写《白石自状略》为骨干，按照年月可考的记录编排，本打算以“齐白石自述编年”为题交稿。《自状略》有初稿与修改稿的差别，胡适考订后纠正其中错误。“老年人记忆旧事，总不免有小错误”，胡适说。让他更诧异的，是“《自状略》的年岁同白石其他记载里的年岁，往往有两岁的差异”。他断定里头有小秘密，但不好意思直接问老人家，于是把“怀疑与考据都记在初稿小注里”。 “齐白石自述编年”于1947年8月写成，仍有改进之处，但是局势让他顾此失彼。炮声隆隆，国共无谈和迹象，国民政府已失民心，以北大为中心的学潮此起彼落，胡适应付不暇。他把清抄本送给齐白石审查，又准备一份给同是湘潭县人的黎劭西，齐黎两家有六七十年交谊，胡适认为绘画与刻印基础俱佳的黎劭西驾轻就熟。1948年6月外出多时的黎劭西回到北京，稿件终于交到他手上。黎劭西费半年工夫添补改削，依照自己未间断的日记相互印证，一边详考齐白石事略，一边走访其儿子齐子如及女儿阿梅，最后“给原稿增加了一倍的篇幅”。“两岁”疑惑解决了，原来是算命先生说齐白石75岁有灾难，他信了，那一年给自己加了两岁。 “两岁”考订无误，较后出版的《齐白石自述》，齐白石说他收到“批命书”后，在封面里写几行字：“宜用瞒天过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称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一关矣。”胡适在序文中也用“瞒天过海法”这个民间语言形容齐白石举动，不过加了一句：“白石老人变的戏法能够瞒天，终究瞒不过历史考证方法。” 故事没有完结。黎劭西在1948年11月，把修订后的稿件交给胡适。出版前胡适又请邓广铭做修改，邓广铭所写的陈龙川和辛稼轩传记，胡适赞不绝口，邓广铭和女儿之前校读过胡适所写的初稿。看似积极读后悲凉邓广铭除了利用胡适没有看过的《白石诗草》作增补以外，又从齐白石师友王闿运、瞿鸿机、易顺鼎、陈师曾、樊增祥诸人遗集，寻找齐白石足迹，加强内容。书稿最后取名《齐白石年谱》，共3万字，胡适坚持三人名字并列，同为编者。胡适的序文写于1949年2月9日，当时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一个月后将书印成，出版时间，署为1949年3月。看了两个时间点，我不禁一愣。 1948年12月离开北京后，胡适就没有好心情。1949年元旦，日记中写“在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1月8日，胡适应邀去总统官邸与蒋介石晚餐谈时局。13日他将父亲铁花的遗稿、自己的日记以及大量信件包括驻美时公私电信抄件，打了五小包，托傅斯年带到台湾，寄存中研院史语所保存。15日到上海，陈光甫安排他住霞飞路福开森路口的上海银行招待所，当天读报知道共产党已经攻入天津。21日在上海送妻子江冬秀与傅斯年妻子俞大綵坐船同去台湾。这一天蒋介石宣布下野，日记说蒋介石已经离开南京。23日到南京后，代总统李宗仁拜访他与梅贻琦。24日写信给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请辞总统府资政一职，聘任是在没有征得他同意擅自公布的。26日回上海。31日拿到赴美签证。2月4日国民政府南迁广州，13日接陈雪屏来电说国民政府请他担任驻美大使。14日他回拒大使职。3月23日到台湾安置家眷并作演讲，7天后回上海。4月1日在上海，老乡胡洪开请他与儿子祖望吃饭。饭后，父子分手。儿子去台湾，随即去曼谷，胡适去美国。 “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这是齐白石85岁生日时所作，胡适说他用这两句诗预祝齐白石90岁寿辰。不要总说年老了只遇苦难，太平盛世最终会在眼前出现。原诗作于二战日军投降时，齐白石诗多，胡适挑此二句，看似积极，读后悲凉。得意或失意，快乐或伤感，文人底蕴的流露不分时刻。胡适说编者三人“都是爱敬白石老人的，我们很热诚的把这本小书献给他老人家。”序文文情并茂，最后感叹说：“本想请徐悲鸿先生审查这部小书，并且要请他挑选白石老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来作这本年谱的附录。眼看这是不可能的了。”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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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你们请看分晓吧/何国忠

1941年，有一篇题为〈中国大使：胡适〉（Chinese Ambassador: Hu Shih）的文章，刊登于美国《生活》（Life）第11卷第24期，作者欧内斯特·豪泽（Ernest Hauser）写：“三年前胡适博士在华盛顿呈递国书就任大使时，没有人会蠢到询问他是谁……作为中国出色学者、杰出教育家和史学家，未成为官方代表之前，他已经是人民代表。” 豪泽说胡适不拘小节的学者作风让人如沐春风。“华盛顿官员和记者遇胡适时，本以为会听到八路军或其他严峻的战争惨况，但是传到耳中的话却是关于永恒或者孝敬等精神价值的探讨。”他会捉重点，从人性角度切入，讲阴暗面，也讲光明面，东西方文化可以打通，不知不觉让听众同情中国处境。豪泽说蒋介石选他有理，事实证明他胜任大使工作。虽获好评，但是国民政府却认为他的宣传工作不到位，4年之后，他说走就走。去职消息传出，《纽约时报》表示遗憾，说“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华盛顿邮报》为他惋惜，称他“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中国驻美使节”。贾祖麟（Jerome Grieder）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呼应这些观点，他认为“胡适的卸任是中美关系中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国民政府风雨飘摇，蒋介石回头要求他再去美国，他拒绝官位，同意从旁协助。1949年4月27日，他抵达纽约，情况比想像糟，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不喜蒋介石。5月1日他前往华盛顿找洪北克（Stanley K. Hornbeck）等几位有影响力朋友。5月22日他给赵元任的信说，他们“有心无力”。中立学者认为蒋介石咎由自取，费正清在《对华回忆录》提起国民政府迁至华南，即将退守台湾时，他撰文警告美国不应继续承认“流亡政府”，民意已失，支援无济于事。旧识不屑国民党，他举步维艰。不信马克思主义不信共产党《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他和马歇尔（Marshall）、魏特迈（Wedemeyer）等官员会面后，不再抱有期待。1949年7月16日他通知驻美使馆取消和美国政府或国会领袖的全部约会。8月5日，《中美关系白皮书》发布，虽知结果，依然“抬不起头，说不出话。”1950年4月3日给沈怡的信提此事说：“我是有傲性的人”。他不满美国“背信弃义”，放弃国民党。不见人，是“为了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以后整整5个月不访华盛顿，后来因私事而去，也避开政治人物。《白皮书》指责“中国政府”无能。艾奇逊国务卿说“中国内战之恶果，非美国政府所能左右，此项结果，不因我国之任何所为或我国能力合理范围以内所能为，而即可以使之改变者。亦不因我国之任何所未为，而致使之发生者。”他读后，在旁边写上〈马太福音〉中的话：“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 1951年4月在美国哲学年会上，他以〈十年来中美关系急趋恶化的原委〉为题做报告，说“从历史的眼光看来，雅尔塔秘密协定就是把中国摈弃而任凭史大林主义的俄国去摆布。”《白皮书》不过公告世界，“美国政府已尽其所能的帮助中国，但中国已无可救药了”，他表示这是“不负责任的谎言和托辞。” 1954年他为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作序时仍然心有不甘：“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想起5年前眉批，斥责说“因为自己是有大的权力和无人可与抗争的世界领导地位，所以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美国可以说‘罪不在我’。” 他是实验主义信徒，不信马克思主义不信共产党，流亡海外是必然结局。1949年2月到12月底，虽留日记，不过类如记事簿，一般只记大事或当日所见之人名字，少评时事，心绪之坏，连感想都懒得说了。 “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1917年3月8日写他在《牛津运动史》中读到这句“气象可想”的话，说“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我写胡适黯淡岁月，这句话在脑中不断打转。他想为中国打造新的文化和气象，最终图来寂寞。1949年他的脸布满沧桑，彼时58岁，身患心脏病，下半年四次剧痛发作，分别在6月14日、7月11日、10月23日及11月2日。第二次时他说：“今午忽又得心脏‘警报’，这是很可怪的，也许是由于精神上的不舒服。”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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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小旅行/小泥（马六甲）

人到中年，我虽然老是嚷嚷该考虑散书，可是成果不佳。去年底拿了12本书去交换，换了七、八本回来。这趟北上换书，也是我们的吉隆坡小旅行。挑选余秋雨、茅盾、苏伟贞等作家的书，书不坏但我已不需要，不如让给其他想要的读者吧。旧书交换场地略嫌简陋，书未整理，一排排堆在地板。我并不嫌弃，不景气的年代，主办单位愿意用省事的方式办理旧书交换，总比没办好。只可惜旧书比我预期的少，逛来不够尽兴。家人原本拿了《戴震文集》，想一想又放回去，觉得拿回家也不会看，他的决定让我欣慰。面对自己需求，而不是一味搜罗，他确实进步很多。戴震是清中叶学者，书少见，或许很好，但不适合我们。家人说近代学者还提过戴震的，就属胡适和余英时。我随即阅读《美丽男孩》。这是一本痛苦之书。才华洋溢又聪颖的儿子尼克染上毒瘾，父亲大卫能怎么办？中产家庭拥有资源、财力，支持尼克反复且多样的戒毒方式，可是尼克时好时坏的状况，消磨了大卫的情感心智和财产。大卫该放弃尼克吗？若不放弃该以什么方式继续爱着尼克？尼克染上毒瘾，是大卫在婚姻感情、教养过程犯了什么错吗？种种扪心自问一再折磨大卫。书末未明确告知读者，尼克是否摆脱毒瘾，毒瘾恐怕是尼克终身必须面对的难题。大卫告诉大家，戒毒方案由于个别差异，成效不一，目前并无完整且多数人适用的有效方案。不过戒毒者和相关家属，至少能从其他人的类似经验，得到一点点慰藉，总比在暗夜孤独拥抱痛苦好些。不相干的外人如我，旁观别人痛苦又获得了什么？大卫面对痛苦的勇气，激励了我。尽管各人得着各人的眼泪，但眼泪与眼泪不妨相濡以沫。若北上吉隆坡，我们习惯至茨厂街附近逛书店，顺便享用美食。我喜欢啦啦米，一眼满满的海瓜子，奢华丰盈，一人独享相当痛快。在台湾，我幼时海瓜子是昂贵海鲜，难得去餐厅，炒海瓜子一小盘一桌分着吃，三两下盘子就空了。喜欢啦啦米，或许反映了我的小家子气、没见识，但无所谓，自己开心就好。隔日上午至陋巷吃早餐，一家小摊大排长龙，我们懒得排队，点了一旁无人问津的猪杂河粉。原本毫无期待，谁知入口清鲜，小摊有此水准已然及格。当下没人排队，并非食物不佳，说不定只是运气不好。闲逛一家文创商场。看见某家贩售“吉隆坡没有灵魂”、“台北没有爱情”之类的T恤，突然觉得无聊得很好笑。我不关心吉隆坡有没有灵魂，台北有没有爱情等等，倒是想起苏联时代有部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集体主义之下一个女子的爱情波折。仅管句子结构类似，可是莫斯科比吉隆坡、台北有意思多了。果真想制作文青T恤，其实有很多更好的选择。比如：“我不爱听人啰嗦”——小龙女、“能哭能歌迈俗流”——梁羽生、“领取而今现在”——朱敦儒、“闲愁最苦”——辛弃疾、“等待和希望是人间最好的两个词语”——大仲马。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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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文

林家豪／永远的校长——蔡元培

“北大之父”蔡元培先生原是前清翰林，看出清廷腐败后，毅然辞职归里，从事人才教育和排满革命。年轻的他甚至曾组织暗杀团，秘密在上海租房子，研制炸药，准备随时刺杀满清大员，为革命献身……

7月前

会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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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蕉红椰绿/何国忠

“如山忧患一肩担，风骨由来胜铁男。毒蜮几番狂射影，鲲鹏九万快图南。炎凉旦暮君何苦，衣狗推移我久谙。独喜蕉红椰绿地，推窗日日对晴岚。”1964年12月31日，在南洋大学教书的苏雪林写〈狮城岁暮感怀〉四律，这是第二首。她说身上背负着如山般的忧愁和苦难，但气节比铮铮男子坚定。多次被暗箭刺伤，仍如鲲鹏展翅，志冲九万里高空。世态炎凉，朝夕变幻，不必为此苦恼。白云苍狗，彻悟后心情坦然。有机会居住在红蕉绿椰的土地，倍感欣慰。每一天推开窗户，映入眼帘的是让人喜悦的晴朗山岚。此诗牵扯两文人，一是鲁迅，一是胡适。反鲁迅“几乎成了我的半生事业”，这句话苏雪林说过不止一次。查看她生平事迹和著作，鲁迅在世时少见她恶言相向。1928年3月，她将连印四版的《绿天》送给鲁迅，扉页写“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沈晖《苏雪林年谱长编》引鲁迅日记说1928年7月7日二人在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宴席中初次见面，此后虽无往来，却不涉负面看法。1934年，苏雪林在《国闻周报》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高度评价《阿Q正传》及鲁迅其他小说。她说鲁迅小说用笔深刻冷隽，句法简洁峭拔，体裁新颖独创。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虽只出版《呐喊》和《彷徨》，却“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苏雪林第二天读报知晓。她在日记中写“彼与余素无关系，只以七八年前，曾替杨荫榆女士讲了一句公道话，匿名作文丑诋我，以后暗中伤害我亦有数次。固彼与余算立于敌对地位也。” 杨荫榆即杨绛姑母，当北京女师大校长时被鲁迅公开责骂。苏雪林日记没有公开，但是给蔡元培的信却被公开了。信中她大骂鲁迅。此信并抄录一份寄予胡适。1936年12月12日，胡适回信说他理解当中愤慨，但不同意攻击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胡适说斯人已逝，应该撇开小节，只论其思想并注意当中几度变迁：“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苏雪林的喜欢与不喜欢喜欢或不喜欢一个人可以有千百种理由，可以仅凭直觉，可以基于缘分。抽丝剥茧后还可以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爱好、职业，甚至对方朋友圈等因素中寻找依据。物以类聚，一般人会往倾向于自己性格的人倾斜。但是逆反心理也经常出现，有一些人喜爱和相反性格的人一起，越是不同，越可能产生吸引力。胡适的圆融风度和苏雪林的处事态度相悖，但她对他人品的敬仰一生不变。她爱恨分明，对不喜之物不假辞色。这种性格本可以在鲁迅的待人接物中找到共鸣，但鲁迅的刻薄杂文与左倾立场，又使她无法认同。鲁迅对胡适的嘲讽也让她难以忍受。 1992年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到台湾，工作重点包括访问九五老人苏雪林，他想要“当面问问她对鲁迅和胡适为什么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她回答说鲁迅“人格分裂”。为何持续不断谩骂鲁迅，恐怕她自己也说不清。陈漱渝访问她后写〈她希望葬在母亲墓旁〉，题目感性，重心改变，访问到最后已在沧桑人生着笔。扯远了，再回到〈狮城岁暮感怀〉四律第二首。1962年2月胡适去世，苏雪林写多篇怀念文章，引发反对胡适的文人抨击，笔战越演越烈，诗中的“毒蜮”指她心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文人。《中国时报》主笔寒爵以〈《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证明苏雪林拥鲁，在反鲁的台湾戒严时期，此类告密可置人于死地。她如法炮制，投信治安机关，表明自己反鲁人尽皆知，反鲁即反共，引申说反对苏雪林者就是反对反鲁反共者。针锋相对，互扣帽子，彼此最后心力交瘁，没有人是赢家。 1961年，她因为不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迁怒胡适，在8月9日写信给王世杰说胡适因为她是女人，“于林著作并不细阅，便当头一闷棍。林之受其沉重打击者凡二次矣”，又赌气说“若胡先生恶我无礼，从此断绝师生关系，则亦已矣。”她无所惧，“将远走南洋，老死海外，不向人乞此嗟来之食也。”但是一周后，她写信请胡适宽恕，说不逊之词，都因“恃宠而骄”。引我注意是她早有到南洋念头。1964年9月，她来到短暂净土，在南洋大学工作一年半，依旧写文章，依旧做学术研究，依旧用功，期间没有听过笔墨官司。马新是福地，苏雪林安详地当一名学者。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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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说史】廖文辉 / 著史难，读史亦难

编按：廖文辉的《马来西亚华人史》，全书不在“专”与“详”，而是“通”，着重在通识的掌握与历史意义的探索。关于“通史”，作者有话要说…… 胡适曾说：“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认为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我私淑的钱穆，个人认为是这方面的典范，能有广博的《国史大纲》，也能写出精深考据的《先秦诸子系年》。作为后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通史的著述是史学编撰的一种书写方式，在史学研究还没有转为专精之前，这种体例或者著述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史学书写。当论文撰写高于一切，社会学科所强调的问题意识胜于一切时，启蒙时代百科全书式的书写难免渐行渐远，遥不可及，甚至有的学者还将通博书写视为洪水猛兽，最好不要碰触，似乎中国通史、东南亚史、西洋通史、世界通史，乃至环球史的书写，都必须倒入垃圾桶，这无疑是对史学研究不明就里的盲动。通史的著述自然有它的特色和局限。通史强调“通”而不在于“专”，在“博”而不在“详”，为此在书写时就有几个须要考虑的面向。首先是主轴，也就是论述切入点的确立，即所谓的视角，是要站在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主义来论述，乃至立志将各方方面面皆加以完备记述，都是可以选择的角度，不一而足。我的主轴是以政经文教四条主线来突显华人如何异地建家园之建国者身分的全过程。这四条主线又以社会为重，社会力是这两百年来华人之主要力量所在，为此在论述上，先行论述社会史，有别于一般以政治史为起始的处理方式。主轴确认以后接着就是框架的设计。一部通史的论述一般上都涉及上百年或者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分期就成为一个必要的手段。分期的作用和目的是在于更好的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尤其是每一时期，每一段落的特色。这个分期同主轴息息相关，是在主轴的关照下展现出来。这是部他乡变故乡，域外另开天的华人从蛮荒、垦荒到建国三部曲的故事。1800年是个关键节点，展现华人社会力的社团记录开始频密出现，如1799年是华人会党的最早记录，华人最早的社团在1800年成立，各种相关的组织从这里开始大量的涌现，华人社会逐渐成形于此。第二篇前两章是社会初成、社会成形，篇幅不可谓不重，展现了华人社会的迅速发展；第三篇开篇就是社会发展，也体现了华社的全方位茁壮成长，这都是在主轴关照下开展的框架。主轴和框架确立后，接下来是如何书写，书写就会面对取舍问题，取舍涉及观点和史料两个方面。当对某一事件、人物的观点出现两个或以上的看法时，作者的取舍就视乎上述的主轴、框架、视角等因素，不一而足，如果非得以非此即彼来要求，那绝不是通史的书写。至于史料则多如浩瀚的海洋，无法照单全收，必须有所拣选，否则就是断滥朝报的流水账，这就无需赘述了。《史记》不符合通史体例？《太史公书》是部上下两千年的通史，列传第一篇从伯夷开始，伯夷以前的人物全部不写。第二篇是〈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和晏婴又过了数百年，期间的人物众多，直接略过，一概不写。〈伯夷列传〉区区六百余字，大多数还是太史公个人对伯夷的看法，伯夷的事迹极少。伯夷生平资料极少，传记简短，还能理解，但管仲和晏婴的资料不少，记述也同样简短，所记还不是主要的历史事迹，都是交友、老婆相处的轶事。《史记》要表达的是以礼让为国的观点，强调五伦的重要，自然在史料的使用和观点的书写就不得不有一番取舍，这种取舍无疑是在主轴、框架、视角下所作取舍而有的结果。如果以此来批判《史记》不符合通史体例，那是没有读懂《史记》而产生的看法。著史难，读史亦难。任何体例皆有其特色和优劣，任何书写皆有作者的关怀，一篇好的评论至少在这两方面都必须有所了解，否则随意论断，这就对作者有欠公允了。更多文章：廖文辉.新南洋史——史话式书写的再兴廖文辉 /《五月雪》对513事件的历史再现与文化记忆重构

10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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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新年的梦想/何国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沈阳，不到两个月，东三省沦陷。九一八后有一二八淞沪战火，接下来满洲国成立。华北动荡，民众不安。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说当时心情：“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又引丁文江感触：“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吧。” 大纷乱中使不上力，牢骚声中，有人转换视角。1932年11月1日，上海《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发函四百余份征稿，提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两个问题，他说不论国家或个人，都沦陷在苦海之中，“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142人，244个梦想，北京中信出版社在2014年重新整理“新年的梦想”，以书名《1933，聆听民国》让史料再现，更多人有机会细察前人心情。正文前有两幅丰子恺作品。第一幅他画一位小孩将地球仪置入装满水的水盆中不停洗刷。文字介绍说“漫画家丰子恺为这期特刊画的封面，他的梦是：一个儿童在水盆里洗刷地球仪上中国的污垢。”第二幅他画一位母亲嘴吹吸管，另一头衔接孩子肚脐，漫画配文“母亲的梦”，文字介绍说“做母亲的梦想着像吹面人似的，把小孩子一下子吹成大人好去挣钱”。我这一辈人吃过苦，对丰子恺的勾勒感同身受。“污垢”是时代写照，“挣钱”重要是因为穷怕了。生活不安定，每个人梦想美好社会降临。我挑熟悉作家逐一看。在上篇“梦想的中国”中，夏丏尊说他所做的中国梦“都是恶梦，惊醒时总要遍身出冷汗。”巴金说他“对这命运是不能够甘心的”。叶圣陶“希望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洪业加了“有衣可穿，有屋可住，有人可爱。”施蛰存说他心存小百姓梦想，希望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百姓们都舒服。”当然也有人宏大叙事，以大同世界、天赋人权、社会服务、消灭不法势力、解放弱小民族等课题立意。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国难当前，想要在新年期间笑口迎人不易。下篇“梦想的个人生活”，编者所说“痴人说梦，心怀希冀”一语深得我心，苦中作乐重要，幽默、趣味和品味才是年味元素。郁达夫说因为被压迫结果，他想成为“一个古代的人所梦想过的仙人，可以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屋，不要女人。”老舍说生命只求有趣，他希望“家中的小白女猫生两三个小小白猫”。洪业希望自己“少病，少生气，多工作，多玩”，茅盾希望“神经衰弱不再增剧”及“每天运动半小时”。叶圣陶“希望少得闲暇，随便到近处走走，就只三五天也好”。胡适“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被关10或15年。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星期日例外。前提是有书可读，可以向各图书馆借书，可以把藏书搬进来。有纸墨笔砚，“每天可以做八小时的读书著述工作。每天有人监督我做一点钟的体操，或一两点钟的室外手工，如锄地、扫园子、种花、挑水一类的工作。”这才是理想生活，“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岂不快哉。” 鲁迅没有参与。他在大年初一收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后，写了〈听说梦〉，发表在4月15日的《上海文学》。文章被此书当成后记用。“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他说他明白编者苦心，“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 梦是不可缺的。1923年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可惜的是可以做梦却不能轻易写梦，有权力的人“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有梦想的人被杀，例子比比皆是。言犹在耳，讲大同梦想的杨杏佛在半年后被刺杀，即使鲁迅看得远，还是极度难过，“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为好朋友写悼亡诗。从前在马大，吴天才和林水檺两位老师不止一次背给我听。甲辰年最后一篇专栏文章结束前，重翻此书怕漏，发现周谷城写的是“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条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新年快乐。

10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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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极惨极惨/何国忠

“朱经农来谈。经农说，他曾写20封信向各大学找事，15处回信没有事，只有5封信说信已转给主管学系，如有需要，再写信通知。此事使我慨叹。”1950年5月22日胡适日记中写道。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认识朱经农。1916年朱经农赴美，经济拮据，老家有七旬老母，1919年3月11日致胡适信说“来此三年，官费仍无着落，半工半读，所得有限。”他几次向胡适致谢，1919年5月27日说“在纸币低落，发薪误期”时胡适雪中送炭，让他“铭感何极”。1920年初胡适希望他回国执教，他以所学不够不想走。1920年8月9日他谢胡适“借垫”，并提朱母要他珍惜情谊，因为胡适是他“第一个真朋友。”1921年在胡适穿针引线下，他担任北大教育学教授。 1948年12月，朱经农以中国首席代表参加联合国文教会议，感受局势难控，决定居美。他曾担任中国公学、齐鲁大学校长，1930年及1944年分别出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和政务次长。1945年至1948年担任光华大学校长，汤涛所编《朱经农校长与光华大学》，可见其投入和贡献。中国学界地位在美国无法着力，教职难觅，空缺少之又少，晚景凄凉的学者比比皆是。虽有学校欲聘胡适，却不对口。1950年1月24日日记提St. John’s College新校长Richard D.Weigle盛意，说“每年给他一万二千美元。”可惜该大学只有两百多名学生，三十多位教员，学校虽有水准，待遇虽高，他认为无用武之地：“Weigle校长可能用不上中国哲学一类的学科吧？” 他后来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两年聘约，暂时安定。职位本是Hodder Fellowship，校长觉得待遇太低不妥，为他另设新职，享有正教授头衔。专事笔记掌故撰述的徐一世在〈与胡适博士之一席谈〉中称赞他“天分之高，非常人所及”，他却“自谓非天分高，惟用功耳”。读书人最怕无书可读，心痛藏书留在北京，在美国却也有意外之喜。在〈我早期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关系〉英文稿中他说1942年9月卸任大使后，经常出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及葛思德图书馆。1944年发现葛思德图书馆藏有二十册赵一清《水经注释》手抄本，喜出望外。他判断这套书是世界上唯一直接从手稿本抄录下来。他接任馆长，薪金是原因，馆藏水经注资料也是原因。1950年5月23日致赵元任信说：“古董书库，于我应该有用”。难过一阵后重新起步 “万物各有时，蟋蟀以秋鸣。我老自少眠，那得憎此声”。这是陆游的〈杂兴〉，胡适抄来送给伯度先生。万物有特定活跃时节，蟋蟀习惯在秋天鸣叫。年纪渐长，睡眠自然比年轻时少，怎会因而厌恶此声？一切发展有其轨迹，不怨天，不尤人，遇不顺心事，难过一阵后重新起步，让人精神焕发的空间无处不在。旧纸堆是避风港，有谈不完课题，有他雀跃趣味。 1951年11月19日，他写信邀杨联陞和友人到普林斯顿：“看看我们的古董。其中佛藏有《碛砂藏》南宋刻本及元刻本，有明《南藏》配本，有明万历末期影抄《碛砂藏》本。另有明《北藏》二千几百本。另有明清刻经残本不少”。又得意说其馆有“八百年佛经雕刻史”资料。几年后他替葛思德东方图书作宣传时，提起四百五十四卷，四万两千多首的乾隆诗全集。他说乾隆诗太差，识者不屑收藏，唯独葛思德图书馆不嫌累赘，前人此举为他审校《水经注》省去不少麻烦。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说他得到温哥华侨领支持，筹了五千元，想购买胡适私藏伪满原本《清实录》。他知道胡适困境，打算以超过市价买进共一千二百二十卷大书，不料1952年6月5日见面，“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敦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该舍则舍，但要选正确地方。同一个月两年聘约结束，被委荣誉馆长，善本室至今还挂他照片。只感恩，不为聘约没有延长不快，他了解学校财政困境。这是他在美唯一正式工作。虽然邀约不断，演讲中所获酬劳，毕竟有限，得靠储蓄生存。离职后赵元任担心他处境，多次在信中讨论工作机会，1956年加州大学聘他讲学一学期，赵元任实为推手。他对美国没有幻想，心中有选项，或去台湾，穷有穷的过法和尊严。1951年3月9日他接朱经农心脏不济死讯。日记中说“经农天性最忠厚，待人以诚，爱国爱人，忠于所事。去年东来，竟无以为生。”哈特福德神学院最后给资助，以为可以安居读书，“岂料今天我刚看他的信，他已死了”，他感叹说“极惨极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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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说了就是/何国忠

1949年4月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他一大早和王世杰及雷震早餐。三人常聚，有意在上海创办名为《自由中国》的杂志。胡适说他“上午九时离开上海银行，九点半到公和祥码头，十点上President Cleveland船，十一点开船。此是第六次出国。” 此次出国极有可能客死异乡。4月9日船停泊横滨，不想登陆，朋友吴半农坚邀，于是进城半天，见到吴文藻、冰心夫妇。4月21日抵达旧金山，得知国共和谈破裂，共军已经渡江。胡适在旅途上写两篇文章：〈自由中国的宗旨〉和〈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第一篇7个月后发表于《自由中国》创刊号上，胡适挂名发行人，主编雷震视他为精神领袖。《自由中国》高举反共旗帜。胡适说共产党所到之地，立刻罩上严密铁幕：报纸没有新闻，言论失去自由，人民基本诉求被拒。这是“最彻底的愚民政治”。为了遏止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蔓延全中国，《自由中国》杂志挺身而出，不让共产党“扩张他的势力范围”，并要“援助沦陷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二篇也是反共文章。他喜见陈独秀晚年思想进步，不再是“托派”，他“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他说陈独秀三个见解值得一书。一是“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二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三是民主政治包括无产阶级民主和有产阶级民主，“都有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胡适1917年学成归国，以26之龄一跃为学界领袖。本是年轻人楷模，言论最后变得无关痛痒，黯然离国。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解释原因。他说西方式自由和民主，完全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不同传统，移植过来，常遇窘境。胡适一度介绍“易卜生主义”，提倡个性和妇女解放，只在知识阶层中间发展，基础不牢固。为了从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中站起来，为了民族的生存，个人自由微不足道。只有大我获得自由，才涉及个人，才看到小我。民主精神的追求挡不过民族危机，个人自由最后让路给民族自由。余英时说20世纪中国的变化，“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 不自由，毋宁死胡适是学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最多以情入文，利用修辞，制造效果，距离煽风点火，玩弄情绪远矣。胡适回国推动新文化运动时，遇不少阻力，他在1917年12月11日写〈老鸦〉夫子自道：“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政治角力无处不在，该说的话得说。龚育之在《党史札记：龚育之近作》说毛泽东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谈到共军成功后捉人问题。他说可以让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革命到了南京、上海，你还捉他们干什么？”但是后来语气稍有变化。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判胡适、傅斯年与钱穆，说他们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一部分帮凶。 1955年4月1日《自由中国》第12卷第7期胡适发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说Patrick Henry有一句名言“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胡适说他在范仲淹的作品找到相同的话。范仲淹生性耿廉，有话直说，参政期间，不畏权高位重者，连上四章批评宰相吕夷简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并绘制《百官图》，要仁宗正视无能官员晋升乱象。吕夷简咬牙切齿，说服仁宗将他贬为饶州知州。梅尧臣写〈灵乌赋〉劝范仲淹节制，不必像乌鸦专报凶讯，应该拴紧舌头，锁住嘴唇，免将路子越走越窄。范仲淹以同题〈灵乌赋〉回应梅尧臣，即使自己只是飞禽，仍眷恋生养之地，叫声不好听，但是能警示于无形，防范于未然。灾祸警示往往被忽视，忠诚与智慧常遭误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说。即使因此而死，也要奔走呼告。 “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无愧良心，尽责就是。大部分朋友没有听胡适的话，他不会因为他们在各种运动中受折磨而幸灾乐祸。人间没有净土，他没有预料到《自由中国》后来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雷震成蒋介石眼中钉，被军事法庭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判了10年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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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一切都如噩梦/何国忠

“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1949年1月8日共进晚餐时蒋介石对胡适说。“出去看看”是不说破的沟通技巧，蒋介石后来还是忍不住在私函说：“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蒋介石希望他协助驻美大使顾维钧。局势难挽，留下无用，他答应了。 1948年12月22日，傅斯年被委台湾大学校长，1949年1月13日，他托傅斯年，将其父遗稿、自己日记，以及重要私藏信件寄至台湾。1月19日，傅斯年乘军机飞台北。两天以后，傅斯年妻子去台湾，他安排妻子江冬秀同行，寄住台大校长官邸。 2月20日他写家书。三分一写牙痛，三分一说从南京到上海，弄丢行李，12天后找到，又提他将在3月9日乘船赴美。3月4日又写家书，说不热心赴美，改在4月初动身。始终放心不下，3月22日他去台湾，住7天。小儿子思杜对共产党信心满满，不愿离开北京。大儿子祖望即将去曼谷工作。4月6日他由上海启程到美国，在船上给妻子写信，说“从来不会积钱财。现在一家四口，分散四方，都是我的罪过。害你老年逃难，我心里真难受。”船到檀香山时他加一段文字，说过去18天，即使“吃安眠药也没睡好”。 4月27日抵达纽约住从前所租寓所。他拒绝官职，没有外交护照，美国领事馆原批签证12个月，在旧金山登陆时，被缩短成6个月。美国实行护照紧缩政策，妻子连续写三封信诉苦，她想和他一起，却办不成签证。他寻思妻子若来，英文不通，如何分身照顾？另外，花费也负荷不了。1949年5月22日给赵元任信说：“我如何能叫冬秀明白此点？心境之恶劣，此亦是一个原因。” 遇事就发愁发急 5月29日写家书，说不想到大学工作。“若在从前，国家还有点面子，我们学者在外国教书并不丢人。这一年以来，就不同了。”6月12日，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未征得同意下，委他为外交部长，他不接受。6月24日家书说他收到电报时，也收到另一朋友电报，劝他不要即日坚辞，以免新阁下不了台。当天心脏病发，看了医生，睡半天后没事。他说遇事就发愁发急，1947年12月19、20两日“连发老病两次，也是因为政府在12月16夜提议要我改行，要我再去做大使”。这封信再提不想久居美国：“有五六个大学请我教书，我都没有接受。我的护照是10月20的期限，我也没有去办展限事。” 祖望和女友曾淑昭10月在曼谷结婚，妻子决定投靠儿子，只住2个星期，婆媳不和。1950年2月11日，祖望发电报，说“妈妈事事干预，实难相处。很想送到你处，或送到香港，或送到台湾。急待回电。” 他又气又急。同日给妻子信说已告诉祖望：“从我的三千元支票里，拨乙千元给妈妈，使她可以离开你家，暂时分住，等我接她来。”妻子说每月开支要四五百美金，他劝妻子不要租太贵房子。他带来存款总数1万8千元，自己花费不计，“留给淑昭三千元，寄台湾给你两千元，还了祖望七百五十元。这就近六千元了。我在这九个月里，没有教书，没有外出讲演，只收了几百元的讲演费。所以我此时存钱不多，只能先寄五百元给你。” 1950年1月14日，美国宣布撤退中共区域内的一切领馆人员以后，他“才敢悬断，美国在最近一年或一年半以内，大概不会承认中共政权。”1950年4月3日写信给沈君怡，说之前排斥久留念想，是“虑美政府也许承认中共的政权，那时我如何能住下去？” 1950年4月20日给妻子写信，说她赴美签证问题解决。此时普林斯顿大学请他当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两年聘约，1950年5月上任。一切安排妥当，妻子5月10日飞香港，5月30日飞旧金山，6月9日抵达纽约。 1950年10月2日，他致信赵元任说不必寄原版《四部丛刊》，寓所空间有限，也无整理人手。妻子对书架不感兴趣，不会帮忙。没有多余钱，家务事要亲力亲为。赵元任知他家庭状况，他倾诉苦楚：“小小apartment若要弄干净，必须我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重洗玻璃杯，化冰箱的冰，洗客人留下烟头烟灰堆满的ashtray”。 “纫秋兰以为佩，仰浮云而永叹”。他集楚辞句遣怀。前一句来自〈离骚〉，后一句出自〈九辩〉。秋兰比喻美好品德，意思易解：不曾忘记把秋兰结成索佩挂身旁，却只能仰望浮云在天长声叹气。1951年3月29日，他给杨步伟信说过去两年，“一切都如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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