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9日，在纽约住了近一个月的胡适写信给妻子江冬秀，提美国护照紧缩的政策。四个多月前在南京，外交次长叶公超指美国大使馆表示，“最好是有几个大学打电报来请胡适先生做客座教授。”胡适听后反应，怎么能随意叫人请他，更重要是，他并不想在美国教书讲学。叶公超说：“你不用管，司徒大使自己去办。”他没有完全清楚对方意思，谈话就止。1月31日，他被通知去美国领事馆，不到20分钟，拿到1年签证，他视一切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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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底胡适收到司徒雷登信函，说柯尔盖特大学已发电报请他讲学，司徒雷登又说还在等候哈佛大学回信。他才知道司徒雷登“当真打电报去叫几个美国大学”请他，因对讲学兴趣缺缺，他没有回信。
4月初赴美，船停檀香山时，他收到美国大使馆转来加州大学校长信函，也是谈讲学事。这当然也和司徒雷登有关。几天后船到旧金山，司徒雷登的担忧是对的，签证本是一年，因为无官无职，入境时被减成半年。
胡适给妻子的信我引过，不过重点放在胡适的委屈，他居留出问题，要安排妻子过来美国更难了。我一边感受他企求妻子谅解心情，一边想着司徒雷登的热心。
燕京大学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身为创校人，司徒雷登身体力行，超越一己思维，很会替朋友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出自《论语·雍也》的话他在演讲时引过，他和胡适一样，都有圆融性格，经常笑脸迎人，不占人便宜。
同一封信胡适又对妻子说，5月初所收到的柯尔盖特大学校长信函中，附有美国大使馆往来函电，司徒雷登大费周章，原来是为了“使领馆方面有个理由可以签发”护照，原文是 “to justify visa”，译成中文不易。他要妻子请毛子水解释。司徒雷登不完全按照程序，所以后来不断努力寻求“理由”来补充签证的正当性。
1950年1月6日，胡适写信给赵元任，提到加州大学校长司布罗尔（Robert Sproul）受司徒雷登所托，解决他的困境。赵元任当时在加州大学教书，胡适说“决不可把此信看的太认真，元任千万不可再去 press for an answer。”他知道各大学情形，不认为加州大学“有特别添请中国学者的需要”。司徒雷登的做法他心领，但又觉得他过于一厢情愿。
胡适和司徒看法相左
他认为司徒雷登更大的弱点是对局势了解不够透彻。二人在国共内战中看法相左。1947年10月21日胡适日记写道：“美国大使请吃午饭，司徒先生说，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
1948年1月3日胡适在日记写他与《知识编辑》萧正谊谈话，萧正谊曾任司徒雷登日文秘书，1939至1941期间，司徒雷登派他三度去日本。先后见过近卫、松冈、宇垣、石原诸人。司徒雷登认为和平是可以谈出来的，担任大使期间，他一心一意希望国共相安无事。胡适大笑对萧正谊说：“三百年来，哪一次是和平解决？你说的和平，那是一边完全屈服。”又说：“Stuart先生至今不懂得和比战难四个字”。
胡适在1948年12月17日和司徒雷登见面。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很快会被迫离开家园，鉴于二人几十年交情，司徒雷登对胡适充满了同情，会谈气氛伤感，他说胡适“代表爱国思想中最好的一类。”
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能讲纯正杭州方言。11岁时回美国上学。1904年婚后他携妻子艾琳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他在燕京大学培养精英无数，本想以教育和传教事业终老，因为时代所需，在国共内战时被邀担任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在1949年8月离开中国。美国发布《白皮书》后，在“谁丢失了中国”的一片质疑和责备声中，他成代罪羔羊。在中国他的名声更是受损，1949年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后，他便被视作“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请胡适作序。讲起其大使工作失利原因，胡适说“正如他本人自嘲的那样，他只是个外交新手”。没有贬义，只有感同身受。胡适说自己也一样天真。抗日胜利后，他发电报给他的学生毛泽东，说日本投降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有理由继续拥有庞大的私家军队”，共产党“应该效法英国工党”，建立良好榜样，不用一兵一卒，在大选中赢得胜利。对于毛泽东，他说他是“严肃、急切地恳求”。当然，他“没有得到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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