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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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不让毕业生蒙羞/何国忠

维一的岳父张安铭从家乡到北京投考大学，遇七七事变，北京梦碎，他决定到昆明求学。到云南得转道越南海防，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法国驻华使馆说办理过境签证需要身分体面的人作保。在燕京大学就读的中学同学找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说素昧平生，如何作保？同学说“您认得我，我认得他，那您就算认得他”。司徒雷登微笑，立刻写好保书，维一在〈写在汉译《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前面〉说岳父最后顺利到昆明。学生要选择，掌校者一样要选择。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等大学南迁，司徒雷登决定让燕大留在北京接受挑战。不少老师和学生选择离开前往非沦陷区。费孝通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致函司徒雷登，他是燕大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生，他说留守北京违背中国政府阻止日本势力在中国生根的原则，日伪政权将利用此事鼓吹中日友好，从而断送燕大美名。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说他谅解不愿留下来的师生，他利用自己社交网络为他们制定逃跑路线。“沿着北京到汉口的铁路南下再深入内陆是一条路线，途经上海是另一条，还有一条更加安全，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只是路线太长。这条路线是通过香港、仰光后，沿着滇缅公路行走。”他为逃亡者预付资金，安排朋友沿途守候。战争时期掌校不易，他小心翼翼。燕大旗杆上的中华民国国旗换成美国国旗，学校需要庇护。学生对日本人咬牙切齿，情绪一触即发。司徒雷登反对日军入校搜查，他保证学校不出现抗日活动，若学生涉入其中，他愿意将他们送交。他将危机一一化解，确保学校安宁。学生心生敬意，因为校长暗中保护他们。他总有办法助抗日学生开脱，不曾把学生交送给日军。美日之间未处战争状态，日军不敢对燕大动干戈。几所重点大学已经南迁，燕大可让华北学生有栖身之地，宗教情怀和教育理想永远超越政治和战争，司徒雷登希望为荒乱战区制造净土。燕大本着“自由、真理、献身、爱心”的原则留在北京。他说燕大不会背叛中国，不会接受让毕业生蒙羞的政策。他尽可能和日军友好，不刺激他们。他也有底线，如果办学原则遭到侵犯，他必关闭学校并承担后果。仁者无界悲悯众生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及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说燕大在二战前期安然无恙，司徒雷登应被记一功。陈远说1937年9月，燕大注册学生人数仅499人，1938年底，在校学生945名，1939年秋季，在校生达978人。红学家周汝昌是留在北京的学生，他说只有燕大不受敌伪政权控制，他“宁死也不进敌伪学校”。日军以“增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名堂强迫燕大吸收日人，1938年2月，司徒雷登聘请考古学家鸟居龙藏交差，鸟居龙藏的著作在学界广为人知，重要的是他不支持军国主义，他眼中只有学术和人文关怀，这也是司徒雷登聘人标准。司徒雷登允许日本学生报考燕大，他答应日军“一视同仁”，“结果一个也没有录取”，理由是“程度不够”。日军将虚与委蛇的态度看得一清二楚。 1941年的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入燕京大学。校园被封锁。第二天，人在天津出席校友会节目的司徒雷登被捕，日军早对他不满。同日，燕大八位在校的教职人员和十一位学生也遭日本宪兵逮捕，燕大被迫关闭。美国政府多次设法营救司徒雷登，都无功而返。司徒雷登度过三年零八个月囚徒生涯，靠着学习中文、写作和猜字游戏打发时间，出狱时六十九岁。那段日子没有恐惧心理，他说“已经老朽，多活或少活几年对我意义不大”。《在华五十年》中他反复说愚蠢的人才会发动战争，没有人是赢家。他说与世隔绝的经历让他体会到“其他国家人民因战争承受的苦难，并且对此同情万分”，自省以后，他说他更能感受到“助人”的重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这是王阳明的句子。有仁心的人，会觉得天地万物和自己一体相连，希望“仁”处处都能落实，不被遗漏。司徒雷登虽是虔诚基督徒，其行径却一样可以在中华名句中找到凭借。 2025年9月14日我出席纪念二战结束的九一忠魂节，受邀在会上讲话。我举中国古代几个反战小故事，又提每天下午6时30分，法国巴黎凯旋门点燃圣火的默哀仪式，那是纪念世界第一次大战为国捐躯的无名战士。我忘了提司徒雷登，回程时脑中才闪出此人。下一次若参加类似集会，我一定不会忽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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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他参与其中/何国忠

当年因为研究胡适，读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最先关注点是他的大使岁月。《在华五十年》出版于1954年，台北《大华晚报》同一年中译连载，1955年香港求精出版社出版阎仁峻译本，二者包含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及赞扬共产党内容，皆为忠实译本，国民党未阻流通。1958年台北文友书店出版罗俊译本，保安司令部突然重视此书，将其查禁。中国大陆在1982年初出译本，此后断断续续出现其他五种译本。我手头上的杜智颖译本和李晶译本出版年份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二书仅译回忆录全文，不包括作者自序、胡适序言及附录文章，部分内容被删节。李明哲在〈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译本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说“文学常被当权者视为一种协助宣传或控制思想的载具”，翻译更是“为了服务某种目的而操纵原文”。译本如斯命运不足为奇，大使一职两面不讨好，司徒雷登回忆录有人爱看，有人咬牙切齿。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纯属巧合，同是基督徒的蒋介石推荐他见被杜鲁门总统委为特使的马歇尔，这位后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将军他慕名已久，一席话之后，将军希望他可以助一臂之力，他辞去燕大职位，接受“神圣”任务。刚满七十岁，“到了这个年纪，应该从繁忙工作解脱，享受退休生活”，却被说服了。蒋介石接受他，周恩来、邓颖超发表讲话支持他，国内外媒体对他寄以厚望，燕京大学的朋友给他鼓励。“如果在我的努力下，中国能够实现和平，会是对我生命最有价值的使用。”他说。可惜事与愿违，他最后黯然离开中国，国共双方没有给他留下好话。他目睹共产党崛起和国民党衰败，他边叙边议。《在华五十年》对国共两党各有褒贬，他一边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边觉得国民党咎由自取。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气数已尽，倒台只是时间问题，争取美援无济于事。非常时期，大事小事他都呈报给国务院。1949年1月，南京政府南迁广州，他拒绝跟随，他希望与共产党有更多接触。他认为承认中共政权是大势所趋。他致电美国国务院，要求允许他去北京，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中美相互信任度不见了 1949年6月，毛泽东表示要与苏联站同一战线，美国反共议员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关闭大使馆。他被令于8月2日乘机离开南京回美国，飞机在冲绳美国海军基地停留时，他接受访问，表示赞成维持商务关系，甚至承认新中国。言谈内容与华府立场相悖，国务院施压，禁止媒体报道。8月5日，他抵达夏威夷珍珠港。当天华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美国不承认二战后中国政策失误，应该负起责任的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美国将停止对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援助，但也不承认中共政权。司徒雷登给国务院的报告在白皮书多次被引述。内容让司徒雷登震惊。毫不留情的撒手不管，对中美关系的破坏力是严重而持久的。他知无不言，写报告提供最新进展，希望华府不会误判，不过是尽大使责任，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和评论被公开，直接损坏他本人形象和声誉。中美相互信任度不见了，他长久在中国建立的人脉将消失无踪。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撰写五篇不满白皮书文章，第二篇就是批判他的〈别了，司徒雷登〉，自此以后没有人敢提他名字。与他有着十几年交情的蒋介石公开表示不欢迎他被派到台湾任“大使”。李明哲的文章说1951年仍持大使身分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庆祝七十五岁生辰，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受邀参加，行前请示是否要以蒋的名义赠花，蒋说“不必了”，并再提醒一句表示，不欢迎司徒雷登来台。 1949年8月10日，司徒雷登抵达华盛顿，远东事务局局长见他，传达国务院要求：不许他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临终时留下这句名言。即使结果不如意，但因为是出于真心，责任感，最后当然无怨可言。除了孟子以外，中国思想家中司徒雷登最喜欢王阳明。书生梦天真吗？读他同事或学生怀念他的文章，我们只看到其智慧，并敬佩其人。《在华五十年》最后一章是〈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他说中国是泱泱大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建立在健全的原则，持久信赖的基石上”，华府应该“以己之欲，施之于人”。司徒雷登不后悔自己选择，他说他生性乐观开朗，一生幸运，“但当人类的命运在面对残酷现实的时候，我总能想到其中的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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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他想安葬在妻子墓旁/何国忠

新校园终于建成，1926年燕京大学提前放暑假。妻子预感日子不多，司徒雷登说她“硬撑到毕业典礼完成，学期结束后一周撒手人寰。” 《在华五十年》提妻子，叙述平直。第二天星期日下午举行丧礼，地点设在协和医学院教堂，燕大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主持。灵柩下葬在校园旁燕大公墓，她是公墓第一个安息者，那天是6月6日，新校园正式搬迁日，本应笑声满满，妻子看不到了。乔治·科里（George W Currie）长期支持燕大，他敬佩司徒雷登，亲自为他打造校长寓所，计划书已经拟好：中国风格样式，位置临近湖边，在校园中心。他拒绝。宁愿住在学生宿舍、教学楼或办公楼。科里坚持，说不领情就取消其他捐款。他勉强接受好意，提出客厅、厨房和卧室都供学校用途，他只要一个小套房足矣。他说妻子病亡后，他对外物追求缺乏欲望，“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孟子·尽心章句上》中的话道出其感受：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不贪图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如此而已。他说与妻子婚姻美满，她离开后，他没有再娶。独生儿子在美国念书，中国局势不稳定，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司徒雷登为人积极，他收拾心情，重新将焦点和精力放在燕大，几位同事的太太在他外出时轮流帮忙看管寓所，他说他没有生活上的困难。傅泾波是他身边另一位重要人物。《在华五十年》对傅泾波的着墨比直属亲人更多。傅泾波小他24岁，“既像儿子、朋友、助手，也像工作伙伴。”傅泾波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官场人物，父亲信奉基督教，18岁时他随父亲听司徒雷登演讲，立刻被吸引，最后也皈依基督。傅泾波中英文俱佳，曾出任福特汽车公司驻中国经理，有自己事业。家庭背景特殊，他在官场、商界、学界都有人脉，他帮司徒雷登做穿针引线工作，随着局势变化不断调整方向，二人一起见过北洋军阀、伪满、民国政府、汪伪政权、中共等各式人物。傅泾波没有拿过燕大一分钱，司徒雷登任大使时，他也是义务工作。最终得以回到中国安葬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搭乘飞机回美国，傅泾波随行。1949年11月，司徒雷登中风，从此行动不便。儿子在密西西比州当牧师，《在华五十年》说父子关系很好，但他和傅泾波一家人住一起更加自在，傅泾波女儿傅海澜回忆：“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都叫他爷爷”。 1953年，傅泾波用自己三万美元积蓄，在华盛顿买下房子，司徒雷登说：“对他的感激难用言语形容。1950年傅泾波一家搬到华盛顿后，他们一直在努力使我生活在一个舒适、安静的环境中。”司徒雷登晚年日子窘迫。他生活一向简朴，多余的钱都资助燕大贫困师生，自己没有积蓄。他不在美国纳税，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得知其处境，每月资助他生活费六百美元。这笔钱重要，傅泾波积蓄花得七七八八，人已半百，没有工作。司徒雷登说病情不只折磨他自己，“对傅家来说也是长久累人的事情”，他们能坚持，“需要无比强大的耐心。”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遗嘱说他想安葬在妻子墓旁。其骨灰一直安放在他生前所住寝室，等待时机。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改善，1973年和1974年，傅泾波应周恩来邀请，两次回国，两次提司徒雷登心愿，都未得明确答复。1986年1月，他致信邓小平，重提旧事。6月底，安葬一事得到正面回应，可惜他已病重，不能远行，安葬之事又被搁置，他在1988年去世，女儿傅海澜和儿子傅履仁继续努力，一样面对波折，直到2008年骨灰才得以漂洋过海，回到司徒雷登认为是最芬芳的土地。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杭州市北部余杭区文星苑举行，傅履仁由美飞回见证。那天是2008年11月17日，墓碑上大幅头像下面，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1876年－1962年，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难以完美。各种考量，地点选择在其出生地杭州，并非在妻子墓旁。燕大并入北大，早不存在，其妻所葬墓园在文革前已外迁，墓地改建宿舍，郝平在《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说他当时负责北大外事工作，没有人知道迁移地点，他找不到文字记载。他到附近万安公墓探访，详读档案，一无所获：“我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够找到司徒雷登夫人的骨灰，迁回杭州，让他们伉俪得以在西子湖畔永远相依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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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美国人把你当成中国人/何国忠

1903年11月，司徒雷登决定到中国传教，正想是不是孤身一人，姻缘降临，他看中一位名叫艾琳（Aline Rodd）的女生。他经历奇特，言之有物，为人稳重又有才华，从容气质吸引艾琳。1904年11月两人结婚，她随他前往太平洋彼岸。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祖父都是传教士。父亲林顿（John Linton Stuart）的脚步比前两代跨得更远，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在1868年派遣第一批共三位传教士到中国，当年他28岁，是其中一员，5年后他因病回美国度假休养，认识母亲玛丽（Mary Todd），1874年夏天二人结婚，圣诞节当天新婚夫妇抵达中国，住杭州城北武林门内，贫民区传教士寓所。林顿传教之余筹建男校，玛丽在美国本是女校校长，她互补丈夫理念，创办女校。在中国两年后司徒雷登出世，随后家中又添三位男孩。最小弟弟7岁去世，记录寥寥。小他两岁的老二鞍维．托德（David Todd）和小他4岁的老三沃伦．雅顿（Warren Horton）都能讲流利中文，理解中国习俗和文化，日子自在安详。司徒雷登回忆录取名《在华五十年》，我一时兴起，细算五十虚实。郝平《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附录大事年表，省我不少麻烦。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1887年回美国念书，1904年到中国当传教士，1914年带生病太太回美国就医，1915年返中国，1949年8月以美国大使身分离开中国。他自1919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从1922年至1935年，10次到美国募款，没有休假意识，纯为工作而忙。若这些不计，他在中国的日子一共55年。老二习医，在美国读完书后也回中国当传教士，后在苏州博习医院当外科医生，1909年在苏州打猎时，因枪走火身亡，遗体被接回杭州安葬。老三15岁才回美国读书，他是耶鲁大学博士，1910年返回中国，先后在杭州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居留中国一共32年，直到1927年离开。父亲林顿1913年病故后，母亲就与司徒雷登同住，1924年母亲去世。司徒雷登依俗把遗体由北京送回杭州，安葬在父亲和弟弟墓旁。当时正值内战，只能先到天津，由海路去杭州。北京政府提供的车厢本为慈禧太后特制，外层雕饰盘龙，镶金勾勒，内部装潢同样奢华。母亲迷恋中华文化，司徒雷登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在中国走完最后一程，她在天之灵必感欣慰”。身分认同来自文化属性父亲在中国的时间大约45年，母亲大约50年。司徒雷登的妻子1926年6月在北京病故。1906年独子出世，她生产时受伤，落下病根，一直没有痊愈。她的家婆乐于参与公共活动，她喜欢待在家里做家务，对中国手工制品充满兴趣，她在中国生活了22年。身分认同的资源可以来自文化属性、职业、语言、宗教、国家、政党、阶级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领域或组织，这一家人没有异乡情怀，他们沟通无碍，到处都是朋友。宗教情怀是他们生活依据。《在华五十年》说中国文化对他的熏陶只有利而无弊，生于斯老于斯：“某种精神上必然的纽带关系，把我和这个伟大的国家以及她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文化属性如此自然，他的美国朋友也这样看他。马歇尔在1945年底到1947年初，奉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命出使中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马歇尔在1946年推荐司徒雷登当美国驻中国大使，理由是：“你生在中国，美国人把你当成中国人，你的思想概念都已中国化。”杜鲁门完全同意马歇尔的看法，深入了解中国的人不多，受到中国人尊重的西方人很少。他说司徒雷登可大力协助马歇尔的工作：“流利的中国话让他和各方领袖的沟通变得更加容易。”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在〈梁惠王〉中说梁惠王问他不远千里而来，必会给他的国家带来利益，孟子的回答家喻户晓，他希望梁惠王不要说利、只说仁义就行。儒家经典中司徒雷登最喜欢〈孟子〉。他在中国的日子比美国长，中国有事他不会袖手旁观，二战以后国共纷争让他担心，两边都有他的朋友，促进双方和谈是他担任大使最重要任务。本以为向燕京大学请假一年即可，他如孟子般讲仁义不讲利益，最后发现善良意图左右不了诡谲的政治变化。《在华五十年》第一章第一段话他表达难以言喻的伤感，他说在中国度过童年，长大后以传教士的身分回来：“我做了神学教授和一所大学的校长。1946年，无预兆下，我被委美国驻南京大使。谁能想到，1949年，怀着不满和遗憾，我被迫离开那片当时不幸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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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有朋自远方来/何国忠

冰心在燕京大学读过书，教过书，她觉得校长司徒雷登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款款的笑在你的对面或身边，两手又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说话的。他总是尽量地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与慰安”，他在大处着眼，也在小处下手，冰心说“从纤细微小的事情里，表现出伟大的精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 1923年毕业，随后留美，1926年回国，冰心返校任教。她和吴文藻的婚礼由司徒雷登主持。校长把学校当成大家庭，燕大教职员及他们亲属葬礼，他尽可能出席，安息亡者，慰藉生者。“燕大一家”观念感染老师学生，陈远在《燕京大学1919-1952》中举很多例子。1936年6月15日注册课主任邸昕庭患腹膜炎去世，司徒雷登专程前往丧府主持安葬典礼。连士升对他也存感恩之心：“司徒先生爱护小孩多过成人。他对人家的不幸遭遇特别表示关怀。当亡妻在香港逝世的时候，我所接到的第一封慰问信，就是他的手笔。” 连士升第一任夫人郑侃嬨于1938年9月逃难时过世。1947年到新加坡，先后担任《南洋商报》主笔及总编辑，他有才有识，中学时我读过《海滨寄简》一些文章。194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70岁生日，他撰写〈司徒雷登：中国的友人〉，校友巧妙安排，祝贺文章在多家报纸同时刊登。“不顾艰苦，深信服务即人生”、“为了教育，向人低头”、“民主作风”及“银行存款仅一千六百元”，四个副标题点出校长高度。燕大创办初期在英文系执教的包贵思（Grace Boynton）写〈司徒雷登传略〉时说“那时的燕大一无可取”，落脚城内，没有教员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达教授标准。要命的是被许诺的“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连士升1927年入燕大经济系，1931年毕业，学校已有规模，他在《回首四十年》收录一篇题为〈记燕京大学〉的文章，当时是他“平生最快乐的日子”，司徒雷登“按部就班地建筑校舍，添置图书，聘请教授，增加学生。”不到10年，跻身名校行列。学校“胜景层出不穷”，教会所办，“信教的学生不到十分之一，学校当局绝对不强迫人家信教”。理想是中西结合的大学从无到有，背后的精神力量启发我们大我思维。连士升在《海滨寄简二》条目四十将司徒雷登和蔡元培、张伯苓并列，说三人名孚众望，“他们的精神生活的丰富，都是任何人都比不上。校园内的一花一草、一桌一椅、百万册图书、几十间实验室，都是他们的心血的结晶品。”最后一句点出自己寄居新加坡，难忘故园心情：“散处海外的万千校友，都也是他们的儿女”。司徒雷登理想中的燕大不是美式大学，而是中西结合。他不顾纽约总部反对，初任校长就自行招聘一批中国教师，并拟细则规定，在薪金、住房、休假、医疗与外籍教师均享同等待遇。学有所长，不论派别，燕大一律以礼相待。1927年，中国籍教师所占比例已由创办时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二。1934年，燕大的111名正副教授中，外籍教授44人，中籍教授67人，明显多数。七七事变之后，北大、清华等校南迁，美日相安无事，燕大没有危险，司徒雷登一方面与日方交好，一方面帮助和庇护抗日师生。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介入二战，宪兵早不满司徒雷登虚与委蛇，将他拘留。郝平在《司徒雷登与中国》说3年零8个月囚禁期间无书可读，司徒雷登凭个人记忆，完成《孔子相互依存论》、《中文四言成语诠释》和《中英希（希腊）合解辞典》等著作。司徒雷登演讲时偶引名句，最爱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是远方朋友，带着宗教情怀和善意来中国，他用教育改变一些人的命运，带来的是快乐，是温馨，是智慧。连士升1973年9月去世，早一年在文章中谈起南大新聘校长薛寿生，提“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他说燕大校训“很有意思”，真理超越基督教义，是“放之百世而皆准的”。学术自由导向创意，是“成一家言”的基石。服务是办学宗旨，训练人才的目的本就是为日后献身社会。他担任南洋大学董事多年，大学应该如何运作？进入他脑海的是燕京大学。 1952年，局势发展逼使燕大退出教育舞台，曲终奏雅，绕不开的是鲜活形象。陈远在后记说：“两院院士当中，出身燕京的多达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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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现实比梦想还要美丽/何国忠

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说中国文化让他心存敬仰，造就他性格中宽容忍让的部分。他读过儒家典籍，最爱孟子和王阳明。他提孟子曾对一个乞丐宁愿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的行为提出赞赏。原话应该是：“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他说礼貌和道德密不可分：“提意见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必须要保持对另一方的尊重。” 父亲约翰·林顿1868年到中国传教，在杭州前后住了46年，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他怀念童年时光，“我们有几个很好的中国朋友，经常一起玩耍，彼此用汉语沟通。”当年点滴记忆犹新：“尽管生活被限定在教区附近，但特定生活场景，比如过年时候吃年夜饭、正月十五看花灯、划舟游西湖等百姓习俗仍然历历在目”。11岁时父母带他和三位弟弟回美国，“仍然穿中国服装，用筷子吃饭，并用中文高唱圣歌”，他们和周遭格格不入，“受尽同学嘲笑和愚弄。”一直到16岁进潘达珀丝学院读书后，才“摆脱中国特殊印记，成正常美国孩子。” 父亲是传教士，他最后也受到宗教感召，回中国传福音，讲道工作维持两年，被邀到南京新神学院任教。1919年，他到北京，受委托将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组建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请胡适为其书作序。《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49年8月5日条记《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胡适评论《白皮书》文字都来自序文。司徒雷登名字第一次入我眼帘，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后来终于有机会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读到《在华五十年》英文原版，司徒雷登的形象自此清晰。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时，声明不负责筹钱，他找有筹款经验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担任副校长。他自己专注校务。残酷现实扰乱计划，学校是“空壳子”，董事会给意见的人多，身体力行的人少，最后他披挂上阵。《在华五十年》中说二战以前，他先后十次往来北京和纽约，有一次募款回来，突起感触，对同事说：“每一次面对乞丐时，都感到自己和他们同类”。他的对象来自民间，美国政府袖手旁观，“没有出过一分钱。” 人生三分之二时间留给中国 “理想需要花费金钱”，胡适引司徒雷登这一句话，辛酸苦辣都有参考价值，胡适说筹款过程是书中“最使人激动的部分”。胡适在〈从私立大学到燕京大学〉提到新文化运动期间，一班传教士认为北大所提倡的思想解放运动于宗教不利，但开明的司徒雷登等基督徒不作此想。1919年春天北大和燕大谈合作，“开一个整天的谈话会”，北大代表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陶孟和、顾孟余。胡适说他看到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所完整的大学。燕京大学重视科学也不忽略人文，他们对老师要求高，曾请胡适担任“国文门的主任”，胡适因为北大事务未了，没有答应，推荐周作人。 1921年2月14日胡适致信周作人详叙此事，其中提两个重点，第一是薪俸，“不论多少，都肯出。他们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费用。”第二是“自由全权，不受干涉”。胡适说周作人应该慎重考虑，“独当一面的去办一个‘新的国文学门’，岂不远胜于现在在大学的教课?” 薪俸和学术自由，吸引很多知名学者。燕京大学后来得到美国铝大王霍尔（Hall）捐款，与哈佛大学合作，创办哈佛燕京学社，建立中国研究中心。燕京大学中国图书馆藏书丰富，后来又编辑出版《燕京中国研究杂志》、《哈佛燕京中国学索引系列》，胡适说这都是值得称许的成绩。司徒雷登将人生三分之二时间留给中国。“线条流畅的飞檐，鲜亮明丽的颜色，并用钢筋水泥来构筑房屋的主体结构”，他说从学校的建筑就能看出办学理念：“为保护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努力”。校园有一座十三级浮屠塔形状的水塔，亭阁多个，校工从废败的圆明园运来很多石雕，增强人文景观。 1920年3月16日，胡适应邀到燕京大学讲〈不朽〉。1921年4月28日，再次应邀，讲〈诗经的研究〉。1921年6月10日又受邀讲〈易卜生主义〉。他熟悉燕大，对校园设计赞不绝口：“中国学校的建筑，当以此为第一”。司徒雷登相信迷人校景可以让学生对大学增添感情。几十年来他听过无数访客夸赞燕大，说它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恭维话听多，我们自己都相信了”。他说原来“现实竟然比我的梦想还要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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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司徒大使自己去办/何国忠

1949年5月29日，在纽约住了近一个月的胡适写信给妻子江冬秀，提美国护照紧缩的政策。四个多月前在南京，外交次长叶公超指美国大使馆表示，“最好是有几个大学打电报来请胡适先生做客座教授。”胡适听后反应，怎么能随意叫人请他，更重要是，他并不想在美国教书讲学。叶公超说：“你不用管，司徒大使自己去办。”他没有完全清楚对方意思，谈话就止。1月31日，他被通知去美国领事馆，不到20分钟，拿到1年签证，他视一切理所当然。 2月底胡适收到司徒雷登信函，说柯尔盖特大学已发电报请他讲学，司徒雷登又说还在等候哈佛大学回信。他才知道司徒雷登“当真打电报去叫几个美国大学”请他，因对讲学兴趣缺缺，他没有回信。 4月初赴美，船停檀香山时，他收到美国大使馆转来加州大学校长信函，也是谈讲学事。这当然也和司徒雷登有关。几天后船到旧金山，司徒雷登的担忧是对的，签证本是一年，因为无官无职，入境时被减成半年。胡适给妻子的信我引过，不过重点放在胡适的委屈，他居留出问题，要安排妻子过来美国更难了。我一边感受他企求妻子谅解心情，一边想着司徒雷登的热心。燕京大学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身为创校人，司徒雷登身体力行，超越一己思维，很会替朋友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出自《论语·雍也》的话他在演讲时引过，他和胡适一样，都有圆融性格，经常笑脸迎人，不占人便宜。同一封信胡适又对妻子说，5月初所收到的柯尔盖特大学校长信函中，附有美国大使馆往来函电，司徒雷登大费周章，原来是为了“使领馆方面有个理由可以签发”护照，原文是 “to justify visa”，译成中文不易。他要妻子请毛子水解释。司徒雷登不完全按照程序，所以后来不断努力寻求“理由”来补充签证的正当性。 1950年1月6日，胡适写信给赵元任，提到加州大学校长司布罗尔（Robert Sproul）受司徒雷登所托，解决他的困境。赵元任当时在加州大学教书，胡适说“决不可把此信看的太认真，元任千万不可再去 press for an answer。”他知道各大学情形，不认为加州大学“有特别添请中国学者的需要”。司徒雷登的做法他心领，但又觉得他过于一厢情愿。胡适和司徒看法相左他认为司徒雷登更大的弱点是对局势了解不够透彻。二人在国共内战中看法相左。1947年10月21日胡适日记写道：“美国大使请吃午饭，司徒先生说，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 1948年1月3日胡适在日记写他与《知识编辑》萧正谊谈话，萧正谊曾任司徒雷登日文秘书，1939至1941期间，司徒雷登派他三度去日本。先后见过近卫、松冈、宇垣、石原诸人。司徒雷登认为和平是可以谈出来的，担任大使期间，他一心一意希望国共相安无事。胡适大笑对萧正谊说：“三百年来，哪一次是和平解决？你说的和平，那是一边完全屈服。”又说：“Stuart先生至今不懂得和比战难四个字”。胡适在1948年12月17日和司徒雷登见面。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很快会被迫离开家园，鉴于二人几十年交情，司徒雷登对胡适充满了同情，会谈气氛伤感，他说胡适“代表爱国思想中最好的一类。” 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能讲纯正杭州方言。11岁时回美国上学。1904年婚后他携妻子艾琳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他在燕京大学培养精英无数，本想以教育和传教事业终老，因为时代所需，在国共内战时被邀担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9年8月离开中国。美国发布《白皮书》后，在“谁丢失了中国”的一片质疑和责备声中，他成代罪羔羊。在中国他的名声更是受损，1949年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后，他便被视作“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请胡适作序。讲起其大使工作失利原因，胡适说“正如他本人自嘲的那样，他只是个外交新手”。没有贬义，只有感同身受。胡适说自己也一样天真。抗日胜利后，他发电报给他的学生毛泽东，说日本投降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有理由继续拥有庞大的私家军队”，共产党“应该效法英国工党”，建立良好榜样，不用一兵一卒，在大选中赢得胜利。对于毛泽东，他说他是“严肃、急切地恳求”。当然，他“没有得到回音。”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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