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安详】有朋自远方来/何国忠

冰心在燕京大学读过书，教过书，她觉得校长司徒雷登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款款的笑在你的对面或身边，两手又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说话的。他总是尽量地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与慰安”，他在大处着眼，也在小处下手，冰心说“从纤细微小的事情里，表现出伟大的精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

1923年毕业，随后留美，1926年回国，冰心返校任教。她和吴文藻的婚礼由司徒雷登主持。校长把学校当成大家庭，燕大教职员及他们亲属葬礼，他尽可能出席，安息亡者，慰藉生者。“燕大一家”观念感染老师学生，陈远在《燕京大学1919-1952》中举很多例子。1936年6月15日注册课主任邸昕庭患腹膜炎去世，司徒雷登专程前往丧府主持安葬典礼。连士升对他也存感恩之心：“司徒先生爱护小孩多过成人。他对人家的不幸遭遇特别表示关怀。当亡妻在香港逝世的时候，我所接到的第一封慰问信，就是他的手笔。”

连士升第一任夫人郑侃嬨于1938年9月逃难时过世。1947年到新加坡，先后担任《南洋商报》主笔及总编辑，他有才有识，中学时我读过《海滨寄简》一些文章。194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70岁生日，他撰写〈司徒雷登：中国的友人〉，校友巧妙安排，祝贺文章在多家报纸同时刊登。“不顾艰苦，深信服务即人生”、“为了教育，向人低头”、“民主作风”及“银行存款仅一千六百元”，四个副标题点出校长高度。

燕大创办初期在英文系执教的包贵思（Grace Boynton）写〈司徒雷登传略〉时说“那时的燕大一无可取”，落脚城内，没有教员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达教授标准。要命的是被许诺的“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连士升1927年入燕大经济系，1931年毕业，学校已有规模，他在《回首四十年》收录一篇题为〈记燕京大学〉的文章，当时是他“平生最快乐的日子”，司徒雷登“按部就班地建筑校舍，添置图书，聘请教授，增加学生。”不到10年，跻身名校行列。学校“胜景层出不穷”，教会所办，“信教的学生不到十分之一，学校当局绝对不强迫人家信教”。

理想是中西结合的大学

从无到有，背后的精神力量启发我们大我思维。连士升在《海滨寄简二》条目四十将司徒雷登和蔡元培、张伯苓并列，说三人名孚众望，“他们的精神生活的丰富，都是任何人都比不上。校园内的一花一草、一桌一椅、百万册图书、几十间实验室，都是他们的心血的结晶品。”最后一句点出自己寄居新加坡，难忘故园心情：“散处海外的万千校友，都也是他们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