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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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如意安详】不让毕业生蒙羞/何国忠

维一的岳父张安铭从家乡到北京投考大学，遇七七事变，北京梦碎，他决定到昆明求学。到云南得转道越南海防，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法国驻华使馆说办理过境签证需要身分体面的人作保。在燕京大学就读的中学同学找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说素昧平生，如何作保？同学说“您认得我，我认得他，那您就算认得他”。司徒雷登微笑，立刻写好保书，维一在〈写在汉译《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前面〉说岳父最后顺利到昆明。学生要选择，掌校者一样要选择。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等大学南迁，司徒雷登决定让燕大留在北京接受挑战。不少老师和学生选择离开前往非沦陷区。费孝通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致函司徒雷登，他是燕大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生，他说留守北京违背中国政府阻止日本势力在中国生根的原则，日伪政权将利用此事鼓吹中日友好，从而断送燕大美名。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说他谅解不愿留下来的师生，他利用自己社交网络为他们制定逃跑路线。“沿着北京到汉口的铁路南下再深入内陆是一条路线，途经上海是另一条，还有一条更加安全，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只是路线太长。这条路线是通过香港、仰光后，沿着滇缅公路行走。”他为逃亡者预付资金，安排朋友沿途守候。战争时期掌校不易，他小心翼翼。燕大旗杆上的中华民国国旗换成美国国旗，学校需要庇护。学生对日本人咬牙切齿，情绪一触即发。司徒雷登反对日军入校搜查，他保证学校不出现抗日活动，若学生涉入其中，他愿意将他们送交。他将危机一一化解，确保学校安宁。学生心生敬意，因为校长暗中保护他们。他总有办法助抗日学生开脱，不曾把学生交送给日军。美日之间未处战争状态，日军不敢对燕大动干戈。几所重点大学已经南迁，燕大可让华北学生有栖身之地，宗教情怀和教育理想永远超越政治和战争，司徒雷登希望为荒乱战区制造净土。燕大本着“自由、真理、献身、爱心”的原则留在北京。他说燕大不会背叛中国，不会接受让毕业生蒙羞的政策。他尽可能和日军友好，不刺激他们。他也有底线，如果办学原则遭到侵犯，他必关闭学校并承担后果。仁者无界悲悯众生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及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说燕大在二战前期安然无恙，司徒雷登应被记一功。陈远说1937年9月，燕大注册学生人数仅499人，1938年底，在校学生945名，1939年秋季，在校生达978人。红学家周汝昌是留在北京的学生，他说只有燕大不受敌伪政权控制，他“宁死也不进敌伪学校”。日军以“增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名堂强迫燕大吸收日人，1938年2月，司徒雷登聘请考古学家鸟居龙藏交差，鸟居龙藏的著作在学界广为人知，重要的是他不支持军国主义，他眼中只有学术和人文关怀，这也是司徒雷登聘人标准。司徒雷登允许日本学生报考燕大，他答应日军“一视同仁”，“结果一个也没有录取”，理由是“程度不够”。日军将虚与委蛇的态度看得一清二楚。 1941年的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入燕京大学。校园被封锁。第二天，人在天津出席校友会节目的司徒雷登被捕，日军早对他不满。同日，燕大八位在校的教职人员和十一位学生也遭日本宪兵逮捕，燕大被迫关闭。美国政府多次设法营救司徒雷登，都无功而返。司徒雷登度过三年零八个月囚徒生涯，靠着学习中文、写作和猜字游戏打发时间，出狱时六十九岁。那段日子没有恐惧心理，他说“已经老朽，多活或少活几年对我意义不大”。《在华五十年》中他反复说愚蠢的人才会发动战争，没有人是赢家。他说与世隔绝的经历让他体会到“其他国家人民因战争承受的苦难，并且对此同情万分”，自省以后，他说他更能感受到“助人”的重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这是王阳明的句子。有仁心的人，会觉得天地万物和自己一体相连，希望“仁”处处都能落实，不被遗漏。司徒雷登虽是虔诚基督徒，其行径却一样可以在中华名句中找到凭借。 2025年9月14日我出席纪念二战结束的九一忠魂节，受邀在会上讲话。我举中国古代几个反战小故事，又提每天下午6时30分，法国巴黎凯旋门点燃圣火的默哀仪式，那是纪念世界第一次大战为国捐躯的无名战士。我忘了提司徒雷登，回程时脑中才闪出此人。下一次若参加类似集会，我一定不会忽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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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他参与其中/何国忠

当年因为研究胡适，读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最先关注点是他的大使岁月。《在华五十年》出版于1954年，台北《大华晚报》同一年中译连载，1955年香港求精出版社出版阎仁峻译本，二者包含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及赞扬共产党内容，皆为忠实译本，国民党未阻流通。1958年台北文友书店出版罗俊译本，保安司令部突然重视此书，将其查禁。中国大陆在1982年初出译本，此后断断续续出现其他五种译本。我手头上的杜智颖译本和李晶译本出版年份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二书仅译回忆录全文，不包括作者自序、胡适序言及附录文章，部分内容被删节。李明哲在〈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译本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说“文学常被当权者视为一种协助宣传或控制思想的载具”，翻译更是“为了服务某种目的而操纵原文”。译本如斯命运不足为奇，大使一职两面不讨好，司徒雷登回忆录有人爱看，有人咬牙切齿。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纯属巧合，同是基督徒的蒋介石推荐他见被杜鲁门总统委为特使的马歇尔，这位后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将军他慕名已久，一席话之后，将军希望他可以助一臂之力，他辞去燕大职位，接受“神圣”任务。刚满七十岁，“到了这个年纪，应该从繁忙工作解脱，享受退休生活”，却被说服了。蒋介石接受他，周恩来、邓颖超发表讲话支持他，国内外媒体对他寄以厚望，燕京大学的朋友给他鼓励。“如果在我的努力下，中国能够实现和平，会是对我生命最有价值的使用。”他说。可惜事与愿违，他最后黯然离开中国，国共双方没有给他留下好话。他目睹共产党崛起和国民党衰败，他边叙边议。《在华五十年》对国共两党各有褒贬，他一边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边觉得国民党咎由自取。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气数已尽，倒台只是时间问题，争取美援无济于事。非常时期，大事小事他都呈报给国务院。1949年1月，南京政府南迁广州，他拒绝跟随，他希望与共产党有更多接触。他认为承认中共政权是大势所趋。他致电美国国务院，要求允许他去北京，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中美相互信任度不见了 1949年6月，毛泽东表示要与苏联站同一战线，美国反共议员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关闭大使馆。他被令于8月2日乘机离开南京回美国，飞机在冲绳美国海军基地停留时，他接受访问，表示赞成维持商务关系，甚至承认新中国。言谈内容与华府立场相悖，国务院施压，禁止媒体报道。8月5日，他抵达夏威夷珍珠港。当天华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美国不承认二战后中国政策失误，应该负起责任的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美国将停止对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援助，但也不承认中共政权。司徒雷登给国务院的报告在白皮书多次被引述。内容让司徒雷登震惊。毫不留情的撒手不管，对中美关系的破坏力是严重而持久的。他知无不言，写报告提供最新进展，希望华府不会误判，不过是尽大使责任，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和评论被公开，直接损坏他本人形象和声誉。中美相互信任度不见了，他长久在中国建立的人脉将消失无踪。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撰写五篇不满白皮书文章，第二篇就是批判他的〈别了，司徒雷登〉，自此以后没有人敢提他名字。与他有着十几年交情的蒋介石公开表示不欢迎他被派到台湾任“大使”。李明哲的文章说1951年仍持大使身分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庆祝七十五岁生辰，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受邀参加，行前请示是否要以蒋的名义赠花，蒋说“不必了”，并再提醒一句表示，不欢迎司徒雷登来台。 1949年8月10日，司徒雷登抵达华盛顿，远东事务局局长见他，传达国务院要求：不许他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临终时留下这句名言。即使结果不如意，但因为是出于真心，责任感，最后当然无怨可言。除了孟子以外，中国思想家中司徒雷登最喜欢王阳明。书生梦天真吗？读他同事或学生怀念他的文章，我们只看到其智慧，并敬佩其人。《在华五十年》最后一章是〈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他说中国是泱泱大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建立在健全的原则，持久信赖的基石上”，华府应该“以己之欲，施之于人”。司徒雷登不后悔自己选择，他说他生性乐观开朗，一生幸运，“但当人类的命运在面对残酷现实的时候，我总能想到其中的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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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他想安葬在妻子墓旁/何国忠

新校园终于建成，1926年燕京大学提前放暑假。妻子预感日子不多，司徒雷登说她“硬撑到毕业典礼完成，学期结束后一周撒手人寰。” 《在华五十年》提妻子，叙述平直。第二天星期日下午举行丧礼，地点设在协和医学院教堂，燕大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主持。灵柩下葬在校园旁燕大公墓，她是公墓第一个安息者，那天是6月6日，新校园正式搬迁日，本应笑声满满，妻子看不到了。乔治·科里（George W Currie）长期支持燕大，他敬佩司徒雷登，亲自为他打造校长寓所，计划书已经拟好：中国风格样式，位置临近湖边，在校园中心。他拒绝。宁愿住在学生宿舍、教学楼或办公楼。科里坚持，说不领情就取消其他捐款。他勉强接受好意，提出客厅、厨房和卧室都供学校用途，他只要一个小套房足矣。他说妻子病亡后，他对外物追求缺乏欲望，“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孟子·尽心章句上》中的话道出其感受：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不贪图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如此而已。他说与妻子婚姻美满，她离开后，他没有再娶。独生儿子在美国念书，中国局势不稳定，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司徒雷登为人积极，他收拾心情，重新将焦点和精力放在燕大，几位同事的太太在他外出时轮流帮忙看管寓所，他说他没有生活上的困难。傅泾波是他身边另一位重要人物。《在华五十年》对傅泾波的着墨比直属亲人更多。傅泾波小他24岁，“既像儿子、朋友、助手，也像工作伙伴。”傅泾波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官场人物，父亲信奉基督教，18岁时他随父亲听司徒雷登演讲，立刻被吸引，最后也皈依基督。傅泾波中英文俱佳，曾出任福特汽车公司驻中国经理，有自己事业。家庭背景特殊，他在官场、商界、学界都有人脉，他帮司徒雷登做穿针引线工作，随着局势变化不断调整方向，二人一起见过北洋军阀、伪满、民国政府、汪伪政权、中共等各式人物。傅泾波没有拿过燕大一分钱，司徒雷登任大使时，他也是义务工作。最终得以回到中国安葬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搭乘飞机回美国，傅泾波随行。1949年11月，司徒雷登中风，从此行动不便。儿子在密西西比州当牧师，《在华五十年》说父子关系很好，但他和傅泾波一家人住一起更加自在，傅泾波女儿傅海澜回忆：“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都叫他爷爷”。 1953年，傅泾波用自己三万美元积蓄，在华盛顿买下房子，司徒雷登说：“对他的感激难用言语形容。1950年傅泾波一家搬到华盛顿后，他们一直在努力使我生活在一个舒适、安静的环境中。”司徒雷登晚年日子窘迫。他生活一向简朴，多余的钱都资助燕大贫困师生，自己没有积蓄。他不在美国纳税，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得知其处境，每月资助他生活费六百美元。这笔钱重要，傅泾波积蓄花得七七八八，人已半百，没有工作。司徒雷登说病情不只折磨他自己，“对傅家来说也是长久累人的事情”，他们能坚持，“需要无比强大的耐心。”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遗嘱说他想安葬在妻子墓旁。其骨灰一直安放在他生前所住寝室，等待时机。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改善，1973年和1974年，傅泾波应周恩来邀请，两次回国，两次提司徒雷登心愿，都未得明确答复。1986年1月，他致信邓小平，重提旧事。6月底，安葬一事得到正面回应，可惜他已病重，不能远行，安葬之事又被搁置，他在1988年去世，女儿傅海澜和儿子傅履仁继续努力，一样面对波折，直到2008年骨灰才得以漂洋过海，回到司徒雷登认为是最芬芳的土地。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杭州市北部余杭区文星苑举行，傅履仁由美飞回见证。那天是2008年11月17日，墓碑上大幅头像下面，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1876年－1962年，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难以完美。各种考量，地点选择在其出生地杭州，并非在妻子墓旁。燕大并入北大，早不存在，其妻所葬墓园在文革前已外迁，墓地改建宿舍，郝平在《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说他当时负责北大外事工作，没有人知道迁移地点，他找不到文字记载。他到附近万安公墓探访，详读档案，一无所获：“我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够找到司徒雷登夫人的骨灰，迁回杭州，让他们伉俪得以在西子湖畔永远相依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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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有朋自远方来/何国忠

冰心在燕京大学读过书，教过书，她觉得校长司徒雷登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款款的笑在你的对面或身边，两手又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说话的。他总是尽量地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与慰安”，他在大处着眼，也在小处下手，冰心说“从纤细微小的事情里，表现出伟大的精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 1923年毕业，随后留美，1926年回国，冰心返校任教。她和吴文藻的婚礼由司徒雷登主持。校长把学校当成大家庭，燕大教职员及他们亲属葬礼，他尽可能出席，安息亡者，慰藉生者。“燕大一家”观念感染老师学生，陈远在《燕京大学1919-1952》中举很多例子。1936年6月15日注册课主任邸昕庭患腹膜炎去世，司徒雷登专程前往丧府主持安葬典礼。连士升对他也存感恩之心：“司徒先生爱护小孩多过成人。他对人家的不幸遭遇特别表示关怀。当亡妻在香港逝世的时候，我所接到的第一封慰问信，就是他的手笔。” 连士升第一任夫人郑侃嬨于1938年9月逃难时过世。1947年到新加坡，先后担任《南洋商报》主笔及总编辑，他有才有识，中学时我读过《海滨寄简》一些文章。194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70岁生日，他撰写〈司徒雷登：中国的友人〉，校友巧妙安排，祝贺文章在多家报纸同时刊登。“不顾艰苦，深信服务即人生”、“为了教育，向人低头”、“民主作风”及“银行存款仅一千六百元”，四个副标题点出校长高度。燕大创办初期在英文系执教的包贵思（Grace Boynton）写〈司徒雷登传略〉时说“那时的燕大一无可取”，落脚城内，没有教员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达教授标准。要命的是被许诺的“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连士升1927年入燕大经济系，1931年毕业，学校已有规模，他在《回首四十年》收录一篇题为〈记燕京大学〉的文章，当时是他“平生最快乐的日子”，司徒雷登“按部就班地建筑校舍，添置图书，聘请教授，增加学生。”不到10年，跻身名校行列。学校“胜景层出不穷”，教会所办，“信教的学生不到十分之一，学校当局绝对不强迫人家信教”。理想是中西结合的大学从无到有，背后的精神力量启发我们大我思维。连士升在《海滨寄简二》条目四十将司徒雷登和蔡元培、张伯苓并列，说三人名孚众望，“他们的精神生活的丰富，都是任何人都比不上。校园内的一花一草、一桌一椅、百万册图书、几十间实验室，都是他们的心血的结晶品。”最后一句点出自己寄居新加坡，难忘故园心情：“散处海外的万千校友，都也是他们的儿女”。司徒雷登理想中的燕大不是美式大学，而是中西结合。他不顾纽约总部反对，初任校长就自行招聘一批中国教师，并拟细则规定，在薪金、住房、休假、医疗与外籍教师均享同等待遇。学有所长，不论派别，燕大一律以礼相待。1927年，中国籍教师所占比例已由创办时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二。1934年，燕大的111名正副教授中，外籍教授44人，中籍教授67人，明显多数。七七事变之后，北大、清华等校南迁，美日相安无事，燕大没有危险，司徒雷登一方面与日方交好，一方面帮助和庇护抗日师生。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介入二战，宪兵早不满司徒雷登虚与委蛇，将他拘留。郝平在《司徒雷登与中国》说3年零8个月囚禁期间无书可读，司徒雷登凭个人记忆，完成《孔子相互依存论》、《中文四言成语诠释》和《中英希（希腊）合解辞典》等著作。司徒雷登演讲时偶引名句，最爱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是远方朋友，带着宗教情怀和善意来中国，他用教育改变一些人的命运，带来的是快乐，是温馨，是智慧。连士升1973年9月去世，早一年在文章中谈起南大新聘校长薛寿生，提“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他说燕大校训“很有意思”，真理超越基督教义，是“放之百世而皆准的”。学术自由导向创意，是“成一家言”的基石。服务是办学宗旨，训练人才的目的本就是为日后献身社会。他担任南洋大学董事多年，大学应该如何运作？进入他脑海的是燕京大学。 1952年，局势发展逼使燕大退出教育舞台，曲终奏雅，绕不开的是鲜活形象。陈远在后记说：“两院院士当中，出身燕京的多达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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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现实比梦想还要美丽/何国忠

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说中国文化让他心存敬仰，造就他性格中宽容忍让的部分。他读过儒家典籍，最爱孟子和王阳明。他提孟子曾对一个乞丐宁愿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的行为提出赞赏。原话应该是：“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他说礼貌和道德密不可分：“提意见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必须要保持对另一方的尊重。” 父亲约翰·林顿1868年到中国传教，在杭州前后住了46年，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他怀念童年时光，“我们有几个很好的中国朋友，经常一起玩耍，彼此用汉语沟通。”当年点滴记忆犹新：“尽管生活被限定在教区附近，但特定生活场景，比如过年时候吃年夜饭、正月十五看花灯、划舟游西湖等百姓习俗仍然历历在目”。11岁时父母带他和三位弟弟回美国，“仍然穿中国服装，用筷子吃饭，并用中文高唱圣歌”，他们和周遭格格不入，“受尽同学嘲笑和愚弄。”一直到16岁进潘达珀丝学院读书后，才“摆脱中国特殊印记，成正常美国孩子。” 父亲是传教士，他最后也受到宗教感召，回中国传福音，讲道工作维持两年，被邀到南京新神学院任教。1919年，他到北京，受委托将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组建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请胡适为其书作序。《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49年8月5日条记《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胡适评论《白皮书》文字都来自序文。司徒雷登名字第一次入我眼帘，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后来终于有机会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读到《在华五十年》英文原版，司徒雷登的形象自此清晰。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时，声明不负责筹钱，他找有筹款经验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担任副校长。他自己专注校务。残酷现实扰乱计划，学校是“空壳子”，董事会给意见的人多，身体力行的人少，最后他披挂上阵。《在华五十年》中说二战以前，他先后十次往来北京和纽约，有一次募款回来，突起感触，对同事说：“每一次面对乞丐时，都感到自己和他们同类”。他的对象来自民间，美国政府袖手旁观，“没有出过一分钱。” 人生三分之二时间留给中国 “理想需要花费金钱”，胡适引司徒雷登这一句话，辛酸苦辣都有参考价值，胡适说筹款过程是书中“最使人激动的部分”。胡适在〈从私立大学到燕京大学〉提到新文化运动期间，一班传教士认为北大所提倡的思想解放运动于宗教不利，但开明的司徒雷登等基督徒不作此想。1919年春天北大和燕大谈合作，“开一个整天的谈话会”，北大代表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陶孟和、顾孟余。胡适说他看到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所完整的大学。燕京大学重视科学也不忽略人文，他们对老师要求高，曾请胡适担任“国文门的主任”，胡适因为北大事务未了，没有答应，推荐周作人。 1921年2月14日胡适致信周作人详叙此事，其中提两个重点，第一是薪俸，“不论多少，都肯出。他们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费用。”第二是“自由全权，不受干涉”。胡适说周作人应该慎重考虑，“独当一面的去办一个‘新的国文学门’，岂不远胜于现在在大学的教课?” 薪俸和学术自由，吸引很多知名学者。燕京大学后来得到美国铝大王霍尔（Hall）捐款，与哈佛大学合作，创办哈佛燕京学社，建立中国研究中心。燕京大学中国图书馆藏书丰富，后来又编辑出版《燕京中国研究杂志》、《哈佛燕京中国学索引系列》，胡适说这都是值得称许的成绩。司徒雷登将人生三分之二时间留给中国。“线条流畅的飞檐，鲜亮明丽的颜色，并用钢筋水泥来构筑房屋的主体结构”，他说从学校的建筑就能看出办学理念：“为保护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努力”。校园有一座十三级浮屠塔形状的水塔，亭阁多个，校工从废败的圆明园运来很多石雕，增强人文景观。 1920年3月16日，胡适应邀到燕京大学讲〈不朽〉。1921年4月28日，再次应邀，讲〈诗经的研究〉。1921年6月10日又受邀讲〈易卜生主义〉。他熟悉燕大，对校园设计赞不绝口：“中国学校的建筑，当以此为第一”。司徒雷登相信迷人校景可以让学生对大学增添感情。几十年来他听过无数访客夸赞燕大，说它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恭维话听多，我们自己都相信了”。他说原来“现实竟然比我的梦想还要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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