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诗奇／中国建筑史的“知识考古学”（一）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

2016年，美国University of Louisville美术系教授赖德霖出版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建筑史学史》一书，以中国建筑史创立者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史学史。根据赖德霖的诠释：“建筑史学史关注的是‘史学’，即包括历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等问题在内的历史认知模式的发展历史。

史学史的基本研究对象是历史的书写或文本，建筑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即是建筑历史叙述本身的建构方式及其背后的思想，形成的历史原因、历史关联和历史过程。如果说建筑史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建筑的本体论问题，那么建筑史学史研究的则是建筑的认识论问题。”

建筑史学史的作用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建筑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学科，有关建筑的记载见诸于经、史、子、集各类著作。根据赖德霖的研究，“作为一门以实存为主要证据，探讨和揭示技术进化、风格演变、环境变迁、制度嬗替、思想发展，以及社会与文化关联的独立学科，建筑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形成则是在20世纪。”

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建筑史不断发展，古建筑的考察记录、古文献的梳理、实物与文献的相互参证、建筑史的书写等，成果丰厚。然而，“对史学史长期忽视阻碍了中国建筑史研究本身的发展，表现在历史研究的视角有欠开阔，方法论的创新也不够自觉，价值评判标准更是相对单一。”因此，赖德霖认为建筑史学史的研究有助于“超越本体论探索，开拓认识论思考”，厘清过去历代建筑史学家受所处时代影响的脉络，反思建筑史的建构过程，进一步推动建筑史的发展。

全书分三篇：开篇、内篇和外篇。各篇对中国建筑史学奠基人的论著分析“知识考古学”。开篇“以乐嘉藻（1869-1944）和朱启钤（1871-1964）为例讨论中国建筑史学的现代兴起及其与传统史学、营造学和新史学的关联。”内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梁思成（1901-1972）和林徽因（1904-1955）为研究对象，第二部分以刘敦桢（1897-1968）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两种不同建筑史观的形成。外篇以童寯（1900-1983）为研究对象，探讨边缘人物对外国建筑史和中国园林史的研究。

民族主义

“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摘自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1944，图01）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1873-1929）是清末民初重要的知识分子，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亲眼目睹一战后承受巨大破坏的欧洲后，放弃曾深信的“技术进步导致社会进步的幻想，转而肯定东方文明对于救济西方的‘精神饥荒’所具有的价值。他提出将东西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以创造一种‘综合主义’的现代文化”。1919年，朱启钤发现宋《营造法式》并于1925年出版发行。梁启超获赠一套，称之为“吾族文化之光宠”，并寄给了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梁思成以《营造法式》为线索，展开了建构中国建筑史学的毕生事业。

建筑文化观

中国地大物博，气候地理条件多元，各地的建筑多种多样。梁思成和林徽因从中选择北方官式建筑做为主要研究对象，赖德霖分析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开始思考中国建筑自身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位置，并试图打破建筑学中以西方的建筑师、建筑思想和建筑作品为主导的话语体系。”官式建筑类型丰富、设计施工水平成熟、分布更广、文献记录系统，“因而必然会被早期的中国建筑研究视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和中国建筑体系的代表”。

这项工作的重要成果体现在《图像中国建筑史》一书中那幅著名的插图“中国建筑之ORDER”（图02）中。这幅图的说明采用中英两种文字，同时把中国官式建筑的木结构与西方古典建筑的柱式进行类比，是尝试确立中国建筑在以西方建筑为主导的建筑学领域中的地位的其中一项努力。

“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梁思成、林徽因关于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与中国20世纪20和30年代的文化政治密切相关。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实证地记录和整理中国建筑遗产，而且还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18世纪以来，伴随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表现也随之出现。“建筑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所具有的象征性，也被民族主义者们充分认识与利用”。赖德霖表示在历史研究中建筑文化观表现为对于“中国风格”的界定和评判。

“由于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所以对建筑的民族风格的界定和评判往往以世界文化为语境，对外强调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对内强调它在民族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的普遍性和典型性，以及历史时间发展上的持续性。”赖德霖把这种追求同一性的建筑观称为“建筑文化观”。梁思成和林徽因选择《营造法式》和北方官式建筑作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核心（差异性、普遍性、典型性），并与西方古典建筑原理（评判标准）相类比（世界语境），正是建筑文化观的清楚表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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