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文耀.吉兰丹奇谈与我们不敢面对的问题

我国的性教育严重不足。很多孩子连身体自主权、性同意的界限都模糊不清，更遑论知道如何在危险情境下自保。当社会回避性教育，把性视为禁忌，孩子就只能在盲目摸索里犯错。此时官员却急着谈“控告双方”，无异于把教育责任推回孩子身上，甚至把国家长期的不作为掩盖起来。

更讽刺的是，同一个社会，对童婚依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未成年人若是在婚姻框架里发生性行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被视为合法？而若在婚姻之外探索，就得面对刑责？这种双重标准，才是最大的荒谬。

事情发展到后来，更加耐人寻味。内政部长面对记者追问时，只轻飘飘说一句“这是个人言论”，希望就此打住。可是，一个州的“一哥”公开表达执法立场，怎么可能仅仅是“个人意见”？部长的回避，反而变成一种默认。

而更雪上加霜的是，吉兰丹副州务大臣还公开附和这番言论。于是，一个本应被质疑与纠正的观点，反倒在政治与执法的双重加持下，披上了“合理”的外衣。这就是马来西亚最令人担忧的地方：错误言论没有被驳斥，反而获得政治与体制的背书，逐渐成为执法与社会的潜规则。

如果一个总警长都能把未成年人案件简化为“控告双方”，那么他的下属在执法时，会不会进一步加入自己的道德判断？会不会出现“既然是你情我愿，那你们两个人都活该”的处理态度？

执法者一旦变成道德判官，法律就沦为工具。案件的走向，不再由法律原则决定，而是取决于某个警员、某个官员的个人价值观。那时，真正的受害者将被彻底边缘化，而加害者则更容易找到开脱的理由。

我们不否认，青少年之间的性行为是一个社会现象，值得关注与引导。但作为一州之总警长，公开提出“控告双方”的解决方式，不仅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还可能造成更大伤害。真正的耻辱不在于青少年探索彼此的好奇，而在于成年人社会集体的逃避：我们没有普及性教育，我们没有解决童婚问题，我们没有建立健全的保护机制，却急着把责任推回孩子身上。

而当部长选择沉默，副州务大臣选择附和，社会选择健忘，我们就在纵容这种错误的执法观念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