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伤中看见生命的力量

“Carpe Diem在拉丁文是‘活在当下’的意思。我希望个案可以逐渐走出创伤的困境，重新把握生活的力量，走向身、心、灵全人发展的生命旅途。”

自此以后，她与Doris开启了长达数年的合作，把系统化的创伤治疗培训带入马来西亚。2019年，她们合办了首场“创伤聚焦治疗：儿童与青少年工作坊”，为本地心理工作者如精神科医师、临床心理治疗师、专业辅导人员和心理教育工作者提供实务训练。2020年的疫情期间，卡比典和比利时创伤中心联合主办线上创伤治疗专题工作坊：“愤怒与创伤”、“创伤与焦虑障碍”、“隐性依附创伤”以及“依附创伤与自杀”。这些课程让马新及欧洲的助人工作者首次有机会深入理解创伤的多重面貌。

此后的几年，她们持续拓展：2024年举办“揭开隐性依附创伤”工作坊，聚焦于那些看不见的依附创伤；2025年则迈向更深层次的主题“自我的模型——作为工具的治疗师”，强调治疗者如何成为疗愈的工具。

“Doris将这套心理创伤治疗师培训课程设计为7个模块。学员只要按照自己的进度在5年的期限内，完成这7个模块，再加上36小时的督导课程，就可以获得心理创伤治疗师的认证。”

个案的面孔：当创伤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

谈到临床经验时，宝玲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暴食症个案。

那是个外表看似平静的个案，却在深夜一个人不断进食，直到胃撑不下才停下。追溯背后，是复杂的依附创伤：父亲骤然离世，母子之间几乎没有交流。冰冷的家里，他透过“吃”来填补内心的空洞。

“他说回到家看到空荡荡的客厅，就感到心里也空了。”宝玲回忆道。

那一刻，她深深体会到创伤如何改变一个人——不仅是行为与情绪，而是连亲子关系、身体习惯都被牵动。暴食，不只是饮食问题，而是他在用唯一能掌控的方式，对抗无法言说的孤独。

多元文化下的创伤样貌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社会，创伤在不同文化里，有着不同的面貌。

在华人家庭，许多人习惯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态度面对创伤经验，于是很多伤痛被掩盖在表面的积极乐观下，直到身体出现失眠、胸闷等症状。

“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为家庭、群体忍耐’常被视为美德，尤其是家丑不可外扬，因此很多创伤者选择隐忍，面子和羞愧感让当事人拒谈家庭暴力、性暴力或成瘾相关的创伤。”

在马来社会，创伤常被理解为“上苍的考验”（ujian），宗教成为第一道支撑。

在印度社群，宿命论与业力观（karma）让人们将苦难归于“前生注定”。

宝玲观察到，在这种语境里，个案往往不是直接来寻求心理帮助，而是先找宗教师、法师、甚至算命师。只有当这些方式无法舒缓时，他们才会进入心理辅导室。

“在马来西亚多元文化族群的背景下，创伤并非纯粹个人心理困境，而往往与家庭、宗教、集体身分与社会语境紧密交织。所以创伤工作在马来西亚，必须非常敏锐于文化差异，不能套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她说。

身体记得：创伤从未被遗忘

创伤不是过去的事，它会透过过度警觉、解离、触发反应等方式不断重演。宝玲引用Bessel van der Kolk 的名著《The Body Keeps the Score》（《身体从未忘记》），提醒大众——即使我们试图理性地“忘记”，身体和神经系统仍忠实记录着那些痛苦。

她自己也有类似体验。2000年，她在尼泊尔泛舟时意外掉入水中，被激流冲走，直到被人从后颈揪起救回。当下她只感到生还的幸运。但多年后，每当颈部异常紧绷时，那段濒死记忆就会浮现。

“那让我理解，创伤会以身体的方式存在。有些个案会轻易被某些词语触发某段记忆，甚至可能一句话也说不出口，身体紧绷、目光飘远，这是他的大脑启动保护机制，让他停顿反应并先把情绪和记忆封锁以避免崩溃。”

疗愈，是重新连接生命力

在许多个案里，宝玲最深的领悟是：疗愈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陪伴他们重新连接生命力和改变的动力。

她曾陪伴一位女性个案整整3年。那位女士经历原生家庭的伤害与婚姻的裂痕，常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在长期的治疗关系中，她逐渐能接纳自己和伴侣的不足，也慢慢学会继续前行。

“真正的转折点，不是她的问题消失，而是她感受到：‘终于有人懂我的苦了。’那种被看见、被相信，就是疗愈的开始。”

这正是她在Doris的课程中不断被提醒的：Therapist as a Tool——治疗师本身就是治疗的工具。技术固然重要，但更深的疗愈往往来自那份真诚的同在。

当个案听到一句“我相信你”，内心沉重的包袱瞬间放下，那股久违的释然就是转折点。从那一刻起，生命的能量开始重新流动——依附、爱、意志、生命力和灵性本质逐渐浮现。

打破污名：让更多人敢于寻求帮助

在马来西亚，心理辅导仍背负许多误解：

“只有精神病人才需要治疗。”

“这是丢脸的事。”

“撑一撑就好。”

这些声音让很多人延迟求助。宝玲因此学会用更贴近生活的语言。

“重要的是帮助个案做实际的改善，例如：与其说创伤治疗，可以设定谘商目标于‘减少与家人起冲突’，他们会觉得更‘有帮助’而非‘被贴标签’。”

宝玲每次辅导个案时都尝试让他们看见内在比较稳定的自我价值，因为她深信每个个案都是他们人生问题的专家，也具备怎样让自己活得更好的能力。

顿悟：创伤无法被抹去，但能被看见

在不断的学习与实践中，宝玲一次次深刻体会到：“创伤无法被拿走，但只要它被看见、被验证——疗愈就已经开始了。”

“如果来电者说家人有问题，但当事人不愿来，我会邀请来电者先来接受辅导——因为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别人。”

有些来访者很抗拒被诊断和必须接受药物治疗，宝玲也会用心理教育方式跟他们沟通，“发烧就要看医生，就像身体受伤要休养，心灵受伤也需要时间和陪伴。”若有需要，药物和心理辅导双管齐下会更有帮助。

照顾自己：疗愈者也需要被疗愈

面对大量沉重的故事，宝玲如何不被淹没？宝玲说，创伤工作容易导致次级创伤或情绪耗竭，定期督导与界限管理很重要。

“作为心理谘商师，持续寻求督导与自我照顾是必不可少的。当我面对个案沉重的创伤故事时，会不断提醒自己保持当下的专注与共鸣（attunement），并以一致性的态度表达当下的想法与感受，以承接个案所带来的议题。”

工作之外，她靠运动、瑜伽、听音乐与禅修来放松与调适自己。她相信疗愈者本身也需要不断被疗愈，才能陪伴别人。

给大众的一句话

在访谈的尾声，我问她，如果只能给读者一句提醒，她会怎么说？

宝玲说道：“我们其实都曾受过创伤，尤其是看不见的依附创伤。允许自己寻求帮助，借用他人的支持，才能找到更清晰的前行之路。创伤后的成长，并不是痛苦消失，而是拥有更多能力去面对痛苦。”

结语

从2018年的偶遇，到如今成为马来西亚创伤治疗的推动者之一，陈宝玲走过的路，正如她所信仰的Carpe Diem ——活在当下。

从与Doris的跨国合作，到在地个案的点滴陪伴，宝玲在创伤疗愈的道路上走得稳而坚定。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创伤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开始。

在疗愈的路上，没有人需要孤单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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