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浩／​云烟三缕

诚如廖文辉教授在新书发布会上介绍，步入耄耋之年的陈剑虹老师，无疑是如今马来西亚差不多硕果仅存的历史学人前辈，如果考虑其本身曾受过正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专业训练的背景，更是堪称绝无仅有的存在。这次新书发布会上，也吸引不少陈老师徒子徒孙辈的学人同道出席，齐聚一堂。我能有幸与本地知名青年学者白伟权博士同台，和陈老师一同对谈之际，显然是要把握机会，问学请教一番。事后回味，精辟之处，也确实值得与各位读者分享。

首先是针对本地华人义山研究的问题，白博士与我关心的，主要是关于未来的义山研究活动，除了抄碑和导览，尚能朝哪些新方向拓展？陈老师却往前再想多几步，指出问题不在于研究者，研究者自会推陈出新；真正的关隘反而在于诸义山的管理者，他们认为今后该怎么办，才是义山及其研究是否还有未来的关键。诚然，义山作为马新华人史的露天博物馆，仅仅靠研究者是守不住其价值的，如果产权管理者始终不明白古迹及文化资产的可增值潜力及文物妥善保护的意识，或许不出20年，我们便将再无“老义山”可供观瞻。

第二个问题是“南洋”。既然王赓武教授最近在新加坡提到有中国的“南洋”与没有中国的“东南亚”两者概念是否对立的问题，我们当然要借机请益关于“南洋”研究的新路向，陈老师认为，这更像是属于新加坡的问题，而非马来西亚；而第三个问题关系到本地华人史的路向，应该如何在学术深度与公众普及度之间做取舍的伪命题面前，陈老师则大智若愚地说：他关心的其实是华文教育水平的每况日下。我想上述两道问题的回应，代表了前辈学人的含蓄反问：究竟马来西亚华人史对话的对象是谁？而听众和读者又是否仍将存在？

陈剑虹老师自认受中国传统道德史观及欧洲客观主义史学影响而自相矛盾，但又不断尝试借鉴年鉴学派、历史社会学、华南学派的方法来实现自我突破。近年，他主张发展“包容式公共史学”（Inclusive Public History），以对抗受种族和神权意识影响的威权历史。他倡导“由下而上”的研究方法，通过民间口述和地方仪式，突破政治干预，活化被边缘化的地方叙事。他强调历史的解释权属于每个公民，并鼓励借鉴庶民历史（Subaltern Studies）和区域史观，将马来西亚华人史融入亚洲视野，以此巩固公民身分与权利，构建更全面的国家历史。思绪交错间，看见一位年届八十的老人纵使行动不便，却仿佛依旧领跑在我们前面，各种佩服与惭愧，滚滚后浪，当真不进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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