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兴.华裔选民支持率：全国大选、双溪峇甲、沙巴州选

沙巴州选后，我曾写下感想：“没有最强的铁票，只有最危险的自我感觉良好。”今天，我想进一步说明，这种低估民意、误判形势的根源在哪里，并借国阵的前车之鉴，思考未来的政治路线。

回顾这三年，华裔选民的关注焦点不外乎：身分政治依旧严重、经商环境持续恶化、而改革的速度和深度似乎远不如期待。

华裔选民都默默支持希盟

疫情后，大家咬紧牙关迎接新政府的诞生，尤其是在经历多年政治动荡后，选民更重视“稳定”多于其他因素。这也是为何在组阁僵局时，许多华裔选民选择支持希盟与当时被戏称为“希希”的扎希合作，只为了阻止最令人担忧的国盟入主布城。

联合政府成立初期，面临经济困境和接连的选战压力，特别是2023年六州选举前，国盟不断喊话政府不稳，制造政权随时更替的焦虑。这种不安也反映在选举结果上。

虽然希盟和国阵在六州选表现不如预期，但值得肯定的是，土著票的流动有限，而华裔选民依然坚定支持联合政府。甚至有些国阵议席是靠希盟华裔选票转移才守住的，特别是在雪兰莪和槟城。

换句话说，直到2023年六州选举，华裔选民仍是希盟和联合政府的重要支柱。虽然这个联盟并不完美，但多数华裔选民认为，它最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与大局观，因此愿意用选票守护这个组合。

身分政治问题重现

州选结果出炉后，国盟在赢下全国大选的玻璃市后，继续稳守吉打、吉兰丹，并首次在登嘉楼实现零反对党。联合政府虽守住三州，但失去了三分之二优势和不少议席，整体表现不如预期。

国盟趁胜追击，继续进攻布城。与此同时，“超级助选员”阿克马频频炒作身分政治、宗教和文化议题，挑战联合政府的多元底线。在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下，阿克马被视为狭隘保守派的英雄，社会舆论也日益分裂。

华裔选民原本期待有中庸开明的马来领袖站出来反制极端言论，但执政阵营选择低调应对，未正面回应，导致对立情绪在华社中悄然发酵。

2023年底至2024年初，全国氛围变得压抑，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间因“挺巴勒斯坦周”和“真主袜子”事件出现明显分歧，加剧社会紧张。

首相从人道立场支持巴勒斯坦无可厚非，他坚定立场赢得国际与穆斯林社会尊重，尤其在当时加沙爆发大规模冲突背景下。

全民支持巴勒斯坦原本是明确且必要的，但教育部长法丽娜宣布在校园举办“挺巴周”后，社会出现分歧。有人认为不应强制进行、不该让学生举武器，却被贴上“反巴”标签。我和其他同僚发起的联合声明也被曲解，甚至遭指“通敌以色列”。

原本应以普世人权为核心的挺巴行动，因准备不足而草率执行和结束，最终失焦。政府在这个敏感议题上反应犹豫，两头不讨好，既无法满足保守派，也引发另一方不满，为未来矛盾埋下隐患。

2024年初，“真主袜子风波”掀开序幕，尽管商家三度道歉，舆论仍被阿克马主导数周。他趁势推出一系列挑动情绪的议题，包括国旗倒挂、中国旗帜、官方活动供酒、校园禁酒等，接连不断。

阿克马代表了一类善于操弄情绪、转移矛头的政治人物，主要针对政府与非穆斯林群体。理性的人并不指望他会收手，更令人失望的是，一向强调开明、多元的执政阵营却保持沉默。

有人或许认为不回应是明智之举，尤其华裔领袖怕反击会加剧冲突。但两三年来，进步的穆斯林领袖几乎没有对阿克马的极端言论作出有效制衡，反而让他累积声量，引发公众对团结政府与前朝无异的失望感。

这种“看不到差别”的观感，加上经济压力加剧，成为民众宣泄不满的出口。长期压抑的情绪一旦爆发，政治后果难以预料。

经济成长数字让经商无感

确实，首相在吸引外资和推动国际合作方面表现亮眼，也让国家重新回到国际舞台，值得肯定。马币回升、金融体系稳健，恢复了一定市场信心。但这些宏观成果，尚未真正体现在民众生活和经商者的实际感受中。

国内经济政策仍显混乱，尤其是电子发票和销售税政策反复调整，造成不安。中小企业占我国产业97%，最直接受到全球供应链变动与国内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

虽然国家经济数字亮眼，但企业面临成本上涨、利润受压，实际经营环境并未改善。转型虽迫切，但企业难以跟上步伐，压力最终反弹回政府政策上。

虽然联邦与州政府设有多个企业扶持单位和融资、转型计划，但对中小企业来说，政策落实困难、沟通鸿沟大，资源难以有效传递。

在外部压力与内部困境交织下，企业普遍选择“维持现状”而非扩张，M40群体也开始对政府感到不满，支持率下滑。

当身分政治与前朝无异，经济压力又持续累积时，选民决定“转向”的关键，就是检视希盟改革承诺是否真有进展，是否有明确时间表。

改革进度“好像”不如期待

我必须肯定首相安华在过去推动了一些重要的制度改革，特别是在加强国会功能方面表现积极。《国会服务法》加强国会独立，摆脱以往被视为“橡皮图章”的形象；《财政责任法》提升政府财政纪律和透明度；还有落实精准补贴机制，以及公务员改革如《公共行政效率承诺法》和退休金制度改革，都是值得肯定的亮点。

但问题在于这些成就缺乏有效宣传。虽然政府开放媒体与言论空间，但宣传策略保守，无法让民众感受到改革成效。

例如通讯部推出的“Biar Betul”计划，原本是为了对抗假新闻，但政府整体缺乏有系统的沟通策略。无论是官方媒体或Jkom，并非民众主要获取资讯的平台，影响力有限。

再加上个别部长或成员时常发表脱离现实的言论，或政策宣布没有铺排，甚至还有官僚内部“拿破仑”式作风的干扰，这些都削弱了政府施政的正面形象，令民众感到失望。

此外，反贪局主席阿占巴基仍具争议性。虽然他获首相重用，但这与希盟过去承诺的改革精神相违背——当时承诺反贪会主席应由国会跨党派委员会遴选，而不是不断延长合约。

最近的沙巴沙矿丑闻更动摇了首相的反贪形象，尤其案件涉及其前政治秘书，让外界质疑调查的独立性和政府的肃贪决心。

执政党通病

综合各方层层叠叠的焦虑与疑惑、民众面对切身经济利益、到最后的改革尺度、宣传机制失灵与公共灾难，这些都是导致华裔集体出走的关键要素。

或许这个都是执政集团的通病，把太多的时间处理官僚甚至完全相信官僚，而最后却在瞻前顾后的情况下，错失很多可以让人民信服的机会，而成为大家都最不喜欢的执政党。

希盟更应该关注落实自身的关键指标，特别是政治联盟的竞选宣言，包括资讯自由法令、政治献金法令、独中统考地位以及备受关注的独立警察投诉与行为不检委员会法令。执政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落实当初的承诺，对于支持希盟的华裔选民来说，对岸烧起的25%华裔支持率的野火也大概是最后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