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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国内

马汉顺：售酒需公告隐私接受公审？制度透明应以理性公正为本

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认为，瓜拉庇劳一间商店近日在门前悬挂横幅，公告其申请售卖酒精饮料执照的详情，内容有申请者姓名、大马卡号码与商业注册号，并注明任何人可在两周内提出反对，此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公开与透明，但公开若无分寸，透明若无界线，往往走偏成另一种形式的“示众”。

4星期前

即时国内

全国综合

视频 | “进步不必等完美” 印尼青年赞大马制度务实高效

一名在马来西亚生活了近8年的印尼青年，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对马来西亚制度的由衷赞叹，引发广泛关注。

2月前

全国综合

焦点

【校园霸凌/05】从预防到追责，如何用制度守护他们？

一宗校园霸凌案往往牵涉甚广，不仅关乎当事人，还涉及教育、社会等多方角色。其中，法律如何介入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法律既是受害者捍卫自身权利的重要武器，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然而，由于大众普遍缺乏相关法律知识，进而影响案件的进程。当霸凌事件发生时，受害者及其家属该如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现有法律体系在应对校园霸凌时存在哪些挑战或机遇？其背后又涉及哪些法律责任与应对之道？受害者如何追责？ “现有法律其实已经为校园霸凌设下了许多框架，但问题往往出在执行和认知不足。”执业律师兼律所创办人覃祖斌直言，校园霸凌并非单一面向的课题，它涉及刑事和民事责任、校方的法律责任、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以及社会整体对法律的理解和落实。他进一步解释，若要追究霸凌者的法律责任，需区分刑事和民事两个层面。刑事责任可通过报警，由警方调查并交由检控官决定是否提控；而民事诉讼则由受害者或家属自行聘请律师向法庭提告。两者的差别在于刑事案件由执法机构主导；而民事案件的主动权则掌握在受害者手中，当事人需自行承担费用与程序。校方的法律责任在霸凌事件中，校方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覃祖斌指出，根据既有判例，校方对在校学生存有“看护义务”（duty of care），必须在合理范围内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若校方知情却选择冷处理，则构成失职，未能履行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有权起诉校方，若胜诉校方须支付赔偿金。此外，法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赋予校方和成年人强制报警的责任，尤其涉及未成年性侵或严重伤害。若置之不理，校方不仅可能承担民事赔偿，甚至触及刑事罪责。法律如何平衡惩戒与保护未成年涉案者？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霸凌案件，法律体系的目标在于保护而非单纯惩罚。根据《2001年儿童法令》，18岁以下未成年加害者享有的机制包括： ˙审讯保护：案件以闭门形式进行，记者与公众不得入内；未成年人不得被扣上手铐。 ˙判决考量：法官会优先考虑警告或社区服务，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会判处监禁。未成年人不会被判死刑。 ˙进入感化院：未成年罪犯会进入感化院服刑，里面提供教育和社区工作机会。 ˙无犯罪记录：未成年罪犯的档案将被封存，公众也无法查阅。只有在成年后再次犯下同类罪行时，相关记录才会被参考。而对于未成年受害者，法律允许他们匿名作证，或通过视频远程作证，以减少二次伤害。执法与认知的不足今年7月，《刑事法典（修正）法案》新增的507B至507G条文，将言语骚扰、恐吓、跟踪等行为纳入霸凌范畴。这似乎为受害者撑开了一把“保护伞”。但覃祖斌直言，问题在于执法人员的训练不足。“受害者去报警，警方往往说这是民事纠纷，无法处理。”他曾处理过多宗相关案件，发现警方在面对新型霸凌如网络群组辱骂、深伪合成影像攻击时，常因缺失标准作业程序或不熟悉法条而拒绝立案，导致报案者求助无门。此外，检控官、律师和法官等司法人员也需要时间去熟悉新增法条，因为尚无相关判决供参考。尽管如此，他表示，每起霸凌案件的判决都在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些案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在关注。”从“Justice for Zara”（为查拉伸张正义）到各类反霸凌的社会运动，每一次掀起的舆论和法院判决都是推动制度改革的契机。《反霸凌专法》近期，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拿督斯里阿莎丽娜表示《反霸凌法案》预计于今年10月在国会会议上提呈，以在明年落实。对于设立《反霸凌专法》，覃祖斌认为虽有必要，但需谨慎。“《刑事法典》与《通讯与多媒体法令》已涵盖大部分霸凌惩处，如果再立新法，可能与现有法律产生冲突，让执法变得更复杂。” 他建议借鉴日本的做法，将重点放在赋予校方、家长和社会法律责任，例如强制学校制定反霸凌政策，并明确成年人在发现霸凌行为时的处理流程，若不遵守则需承担法律责任。构建校园安全网覃祖斌认为预防比惩罚更重要，因此需要家长、校方与执法单位紧密合作，以遏制霸凌问题。他建议成立跨领域合作机制，既校方、家长、警方、律师和辅导员组成“反霸凌顾问小组”，在事件恶化前及时介入。他曾协助数所学校推动类似机制，并取得良好效果。若遇到校方对霸凌事件消极应对时，他鼓励民众善用教育部设立的线上投诉平台SISPAA。通过该系统投诉后，州教育局会派官员介入调查并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调查报告，也能跟进整个调查流程。对于教育部要在宗教寄宿学校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做法，覃祖斌认为是合理措施，前提是安装在走廊、食堂、课室等公共场所，而非厕所或更衣室等私密场所。他表示，此举能发挥警示和取证作用，有时为了保障群体权益，适度牺牲部分公共空间的隐私是必要的。覃祖斌总结，校园霸凌不能单靠新增法条来解决，执行能力、校方责任和社会普法教育同样重要。“我们已经有制裁加害者的法律，但如果缺乏责任分担和意识提升，霸凌事件仍会一再发生。” 相关稿件：【校园霸凌/01】霸凌频酿悲剧谁来守护校园安全? 【校园霸凌/02】霸凌隐藏权力关系辅导员：须关注双向创伤【校园霸凌/03】营造友善校园守护孩子远离霸凌【校园霸凌/04】赋权孩子改变制度，让儿童勇敢发声！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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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霸凌/04】赋权孩子改变制度，让儿童勇敢发声！

当孩子遭受霸凌时，现有制度是否能全面保障他们的权益？在长期推动儿童权益工作的Sri看来，霸凌不仅是对制度和教育的双重考验，更凸显了社会长期忽略大众，尤其是孩子的声音。因此，赋权孩子，让他们有勇气和渠道为自己发声，同时推动制度的改革使其完善，校园安全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统一反霸凌政策的必要 8月末，Child Right Innovation & Betterment Foundation（儿童权利创新与改善基金会）发表了一则关于学校全面反霸凌政策的声明，指出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和《2001年儿童法》已为儿童保护定下方向，因此教育部推行的任何方案必须考虑现实，例如并非所有儿童都有手机，地域网络的稳定性、语言和理解门槛等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求助能力。因此，有关单位必须设立涵盖所有类型学校的全国统一反霸凌政策，而不仅仅依靠线上投诉平台。此外，基金会提出三大诉求：制定涵盖政府、私立、国际与宗教寄宿学校的统一标准；设立可强制执行的要求，包括每间学校成立反霸凌团队、合格辅导员、清晰举报渠道、快速回应机制和安全记录系统；以及提供充足的资金和监督，用于增设辅导员与培训预算。声明指出，霸凌剥夺了孩子的安全和学习机会，因此，解决方案不能只依赖线上投诉平台，而必须由受训的专业人士在规定的时间表与安全空间里执行，并落实全国统一标准，确保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同等的保护。赋权孩子：从倡导到实践作为执业律师和CRIB基金会联合主席的Sri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儿童权利与保护议题，因为她坚信每个人都可以推动制度的改革。2016年，她和友人向律师公会提议成立儿童权利委员会，并担任联合主席逾两年半。期间，他们不仅推动儿童权益的社会倡导，还创立了The Talisman Project——一个赋予孩子成为倡导者的计划，为12至16岁的孩子提供儿童权利、儿童保护及相关议题的培训。她说：“孩子在遇到困难时往往不会求助大人，而是向朋友倾诉。”因此，她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赋权孩子，让他们了解自身权利并学会应对。在营队里，孩子们学习倡导技巧和了解《儿童权利公约》，讨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议题，如网络安全和校园霸凌。“我们发现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过霸凌的经历，通过交流环节，他们会彼此分享经验，也学会如何应对。” 2018年，参与该计划的孩子主动拟了一份校园反霸凌政策草案，提出在校园公共空间设置“紧急按钮”，以便在目睹霸凌时能安全求助。2019年，这份草案收集到许多联署签名，原本计划提交到国会，却因政府更迭和疫情暴发而被迫搁置。 Sri指出，近年来有关校园霸凌的报道增长，意味着孩子们更敢于发声及懂得借助社交平台传播讯息。随着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近期会开始讨论相关议题，这份草案也成为了CRIB基金会倡议推动全国统一反霸凌标准的重要基础。此外，她肯定教育部于2023年发布的《校园霸凌处理指南》，但也指出这仅适用于教育部管辖的学校，而独中、国际学校、私立学校和宗教寄宿学校，分属不同监管体系。“无论孩子就读哪种学校，政府都有义务保护他们。”这也是她呼吁政府制定全国统一反霸凌标准的目的，既确保所有学校严格遵守，也要建立申诉机制，让家长在校方失职时能够向仲裁机构求助。谈到教育部设立的线上投诉平台SISPAA，Sri表示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许多孩子没有稳定使用手机的条件，有的家庭甚至几个孩子共用一台手机。”她也举例，偏乡地区的网络覆盖不足、家长对孩子使用手机的严格管控，以及语言与理解上的门槛，都显示线上投诉平台难以真正成为普惠的解决方案。“即使是8、9岁的孩子也可能遭遇霸凌，但他们未必懂得操作线上投诉的流程。” 从监控到教育当孩子在学校遭受霸凌时，家长往往难以及时察觉，孩子可能会出于羞耻或害怕而隐瞒事情，父母也常因忙碌而少了与孩子深入沟通的机会。Sri强调，学校须建立多重保护机制，如培训老师识别霸凌迹象，观察学生的细微变化，例如身上频繁出现瘀伤、衣物损坏或情绪低落等。 “受害者与施暴者之间的界线并非绝对分明，许多孩子可能曾遭受霸凌，但为了自保而加入施暴群体。”她指出，社区能通过觉醒教育提高公众意识，将霸凌塑造成可耻的行为，而非彰显权力的手段，从而夺回霸凌者手中的权力。同时，社会也可以提供经费和人力支持，让更多学校得以推行类似The Talisman Project的项目。对于教育部宣布在全国200所宗教寄宿学校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做法，Sri持保留态度。“CCTV只能用于事后取证，无法预防霸凌。施暴者完全可以避开摄像头，在监控盲区实施霸凌，而且许多霸凌行为已经转移到网络上。”在她看来，与其依赖监控，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和提高意识，才能真正减少霸凌事件的发生。提到法律层面的问题，她表示目前只有《刑事法典》涉及对霸凌行为的惩处，而《通讯与多媒体法令》虽涵盖网络霸凌的部分，但整体仍显不足。她认为，如果政府能立法设立专门的仲裁机制，将更有助于政策的落实。不过，这一举措必须经过公众咨询，而非流于形式的说明。 “If not me, then who? If not now, then when?”这是Sri最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她说：“改变必须有人去做，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推动改变的人。”在她看来，霸凌的影响远不止于校园，还会延伸到成年，影响工作、家庭甚至国家发展。她表示教育的意义是让孩子了解自身的权利，并赋权孩子，让他们不仅能为自己发声，也能在面对不公时挺身而出。同时，社会也应传递“杜绝霸凌，鼓励善良”的讯息。相关稿件：【校园霸凌/01】霸凌频酿悲剧谁来守护校园安全? 【校园霸凌/02】霸凌隐藏权力关系辅导员：须关注双向创伤【校园霸凌/03】营造友善校园守护孩子远离霸凌【校园霸凌/05】从预防到追责，如何用制度守护他们？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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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

【读家说书】从校园霸凌到国会革命，人民监督权力的历史与现实

编按：面对权力失衡与制度失灵，我们常常会感到无力。中国四川江油一名14岁女生遭受霸凌、官员却漠视父母哭跪的新闻，更让人想起《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所揭示的残酷现实：如果权力集中，人民的权益终究难以保障。《自由的窄廊》更提出“红皇后效应”，提醒社会必须不断追赶巨灵国家，才能不被压制。上个月，中国四川江油一名14岁女生惨遭多名女生殴打、辱骂长达4小时；当地警方疑因加害者父母背景而未及时立案，仅受轻罚了事，结果引发上千民众自发集会为其讨公道，警方强力镇压之下多人受伤及被捕。此外，面对哭跪磕头的受害者父母（父亲身障，母亲聋哑），官员却一副漠不关心，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不断要求在场声援的民众散去。多年前我曾在官员疏忽职守的网络新闻底下留言须施压官方，一名网民反驳：“如果对官家恶言相向，以后还怎么要求他们做事？”尽管传统的封建王朝覆灭已久，恐怕部分华人还有一种“圣主降世，天下大治”的浪漫想像。若把权力全部都上缴，那与俎上鱼肉有何异？更广纳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才能保障更多人的权益，这就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主旨。 ◢国会让各个阶层互相制衡英国早期实施封建制度，国王赐予贵族土地，以换取军事支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只要贵族联合起来，架空国王并非天方夜谭。约翰王因为王位继承，宗教和领地纠纷而不得人心，封建贵族群起反抗并逼迫国王签署《男爵法案》，也就是《大宪章》的前身。从《大宪章》衍生出来的议会由25名贵族组成，负责监督国王实施该宪章，当中第39条明文规定国王必须根据法律而非个人的喜好，来对一个自由人拘禁、剥夺财产、放逐或杀害，人身保护的概念由此而生。虽然当时的《大宪章》主要保护对象是贵族，而非全体人民，然而，这就是英国迈向政治多元的一个迹象。 1265年首度选出国会，初始成员都是由封建贵族所组成，后来慢慢又加入了骑士和富裕的上级阶层。由此开始，政治权力不再只是集中于国王一个人的手中，而是广泛地分布于与国王紧密结盟的精英、工商业以及往上移动的农民新阶层，各个阶层互相制衡，要想通过任何法案都必须得到更广泛的合作，方能成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英格兰内战，还有光荣革命中对抗极权君主的中流砥柱。 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为了促进英国的羊毛贸易，规定人民必须随时都佩戴织帽。威廉·李趁此机遇发明了可替代人工织布的机器，效率奇高。但伊丽莎白一世拒绝赋予威廉专利权来推广该机器，因为一旦获批，国王的经济特权将受到侵害。1601年，国会朗读了一份独占权的清单，包含多达七百多项物品，衣食住行几乎无所不包。国王不仅可任意把任何物品列为独占品，还可授予亲信独占权，同一时间人民却饱受剥削。幸运的是，之前政治改革让国会能够在1623年通过《独占法案》，禁止国王授予新的国内独占权（法案效力没有覆盖海外贸易）。这使到富有创意的中下阶层，可凭借自己的能力累积财富，向上流动，促使英国经济蓬勃发展。 ◢光荣革命奠定宪政原则伊丽莎白一世之后的斯图亚特王朝都想要强化王权，当中就有查理一世、查理二世以及詹姆斯二世父子仨。查理一世的专权独断引起了不满。其中一项政策就包括了采用强制借贷政策，强迫人民必须“借钱”给他，然后又单方面改变借贷的条件，拒绝偿还债务，导致民怨沸腾。1642年，查理和国会之间的内战爆发，保皇派战败，查理一世也被处死。尽管有前车之鉴，复辟后的查理二世和弟弟詹姆斯二世依旧继续作妖。自亨利八世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以来，英国自立新教并奉为国教。但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完全无视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家机关要职的规定，大肆安插亲信，不但迫害新教徒，还损害资产阶级和新贵的经济利益。虽然满心怨怼，但国会想到一旦他信仰新教，女儿玛丽登位就可拨乱反正，也就按下了逆反之心。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詹姆斯二世于1688年喜得麟子，玛丽从此与王位绝缘。为了避免英国沦为罗马天主教会的属国，国会伙同玛丽和其夫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把老父亲给罢黜了。因为詹姆斯二世太不得人心，国王军纷纷阵前倒戈，国王流亡法国。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足以光荣后世，光荣革命的美誉由此而来。政变之后，玛丽和威廉共治英国。从光荣革命确立的《权利法案》，奠定了后世大多数国家共用的宪政原则。当中就包括了君主不能暂停或废除法律、非经国会允许，国王不得征税、未经国会允许，英格兰不能有常备军。法案也规定了国会必须时常召开，而非如往昔般随国王意愿，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由此可见，原本属于国王的军政财法权，全都过渡到了国会手上。胜利果实并非只由精英阶层独享，平民百姓也分到了一杯羹。法案赋予了言论自由、选举发声的权利。人民可以透过请愿向国会表达心声，庞大的人群让国会不敢忽视底层人民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个人财产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任何有才能的人都可放开手脚去创新、创业而无惧积累财富会被任意剥夺，这大大推动了英国经济发展。 ◢国家机关与公民权利达致均衡虽然广纳式政治与广纳式经济相得益彰，然而成功国家也可能重堕失败国家的泥沼，以《自由的窄廊》的话来说就是政府（巨灵）权势过大，人民毫无基本权益保障，国家掉出自由的窄廊。古希腊是其中一个国家体制从无到有的例子当中，最符合国家巨灵受制约的例子。希腊的黑暗时代过渡到由一群代表富裕家族的执政官或首席行政官统治。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政治关系，就如巨灵不存在的国家般，菁英阶层冲突不断，阶级矛盾也日趋尖锐。幸运的是，上天赐予古希腊一个为政治局面掀开新篇章的领导——梭伦（Solon），他改造了雅典的制度，通过官僚化国家机构，把司法权从酋长手中过渡到集权中央政府，提高国家威权之余，也提高了国家解决冲突的能力。为了达致国家机关与公民的权利均衡，他也把过去主要由菁英控制的政治机构，向所有男性公民开放。另一方面，他把土地交到佃农手中，让公民从地主中解放，并立法取消所有以服劳役偿还债务的契约，以及禁止以个人人身作为担保的贷款方式，此举让公民从行之有年的陋习（规范牢笼）中解放。当中最贴近近代“人人平等”观念的改革，就是制定《侮慢法》（Hubris Law）。此法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诉讼，而且同样的法律，一样适用于菁英和一般公民。更让人惊讶的是，任何人对奴隶施予不法行为，也一样可以在此法下遭到制裁。 ◢民主制度要如何运行得好？后继者更深化了相似的政策，下放更多政治权利予平民，例如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将众议会席次向所有30岁的男性公民开放。此外，他订立《陶片放逐法》，把流放制度正式化，让群众集会每年可以投票决定是否放逐某人，以此制约权势。带领雅典人在萨拉米斯（Salamis）战役中打败波斯人的大英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也曾在此法下被放逐。种种政策保障了公民（社会）的权益不会受到权势恣意妄为地剥削侵犯，因此希腊才会成为人类文明中璀璨的钻石。从希腊的例子，作者就带出了“红皇后效应”这个观念：想要打造富强的国家，国家巨灵和社会必须互相竞争，以达到权利均衡的状态，避免国家巨灵恶化成专制政权，或成为权利被架空的纸老虎。但在此之前，必须先有足够力量的中央集权势力（国家巨灵），才能让社会有追赶的对象。简而言之，民主制度要运行得好，社会公民不应该只是选举时把票投给心仪候选人，然后妄想他们会带领国家走上巅峰。胜选议员很大可能会屈服于个人欲望或者政党意志而背叛承诺。此时，人民就必须更频繁地监督政府，通过非政府组织能更有效地施压。只是我国非政府组织要壮大到能影响施政方针的地步，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更多文章：【读家说书】吴惠春 / 杀戮与秩序的悖论之路——战争不是正义，但文明曾因它而塑成…… 【读家说书】动物也会变态、变性，还厌女？跨物种看性观与性别观……

3月前

读家

即时国际

六国研究：不减薪行4天工作制反提高效率 90%员工“幸福感爆棚”

近年来一些国家开始考虑转向每周工作4天制度，根据美国波士顿学院最新研究显示，不降低工资下实施每周4天工作制，不仅可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还有助于改善员工身心健康。

4月前

即时国际

VIP文

杨丽琴.赵明福命案：在“真相”以外

赵明福命案，不只是检讨一个失职单位，也是在提醒我们：制度若不改善，再多人为赵家哭喊，也无济于事。

5月前

VIP文

六日议言堂

叶志鹏 | 华裔青年的政治困境

最近一连串的课题接连发生，包括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MCMC）强制收集用户数据、人权与言论自由的争议、学生焚烧首相肖像事件、大马高级学校文凭（STPM）华裔优秀生大学录取风波、重大贪污案不了了之以及赵明福案件以“NFA”方式结案等。

5月前

六日议言堂

VIP文

马伟康 | 谁在放弃大马原创中文内容？

世界不缺观众，只缺马来西亚好内容。大马原创中文内容若要走得更远，必须守住那把火种。只要火种尚未熄灭，东风一来，自能燎原。谈前东家，谈媒体从业者困境，也谈本土中文原创内容的未来。这估计是一篇无法变现的稿，但不写我会睡不着。不怕你笑。我俗辣，怕收到A4纸，也没有足够显赫的社会地位能直球开呛，所以本文不会提及前东家的名字，但马来西亚中文电视台就那两三家，其实也不难猜。昨天，前同事发来截图，点开一看，净是各路网民对前东家的批评。一问才知道，原来前东家下半年将主办中文娱乐颁奖典礼，近日在社媒卖力宣传，但相关帖文底下却骂声一片，什么节目质量低下、本土中文剧匮乏……等等。我看着看着，心里五味杂陈。我不是路人。入职《星洲日报》前，我曾在其节目制作部当了两年合约工。那是我作为媒体人的起点，期间收获很多，也无数次心凉过。有些话，希望通过此专栏告诉本地观众、前东家，以及政府。前东家也需正视这些留言。撇除以到处留酸言酸语为乐的网民，若今天仍有观众愿意花时间留言批评，代表对方仍在意你这家公司，有恨铁不成钢之意。若非，社媒时代，讯息满天飞，谁会为你驻留，浪费这个力气？若一昧只把负评归为噪音，而非鞭笞，终将自食其果。先说最核心的问题：资源分配不均。前东家在母集团里像个不被疼的孩子。人力资源方面尤其体现。在集团办公大厦里走一圈就能知道，别的单位办公室又新又大气，员工个个全职，起薪高，编制足。节目制作组呢？起薪低是一回事，全职与合约工的人数与其他语言台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辛劳程度不同，待遇还比别人差” 这看似只是个人感受，但它却会直接影响内容质量。由于人力极度匮乏，团队中的每个人从内容企划、写稿、拍摄、剪接、后台直播技术、采购等（不知道还有没有遗漏）都需一手包办，中层主管有时也需下海亲自做内容。在公司待到深夜是常有的事。待到深夜没关系，这才有在电视台工作的感觉嘛。但，节目制作部多数人力都以合约形式雇用，别说公司福利，基本的EPF，SOCSO都没能正常给付，加班更无法获得正当回报。当收获与付出不成正比，人自然会想离开。于是，每每合约期限一到，节目制作部都会大换血。新人进了又出，另类touch n go。我待了两年，身边同事换了三批。临走之际，第三批也正要离开。正如一位同事所言：我们就像随时可替换的螺丝，坏了换一个新的即可。管理层的逻辑或许很简单：节目能播就好，谁来做不重要。这种想法确实没问题，也确实能节省人力成本。但——内容质量如何保障？内容是所有媒体的“本”。再怎么喊改革、搞升级，没有稳定团队、没有合理待遇，光靠喊口号，是做不出好内容的。人刚教会就走，走了就招新人再教，教了又走，无限重复。试问，如此不稳定的团队要如何生出好内容？最苦的莫过于中层主管，卡在上头不给资源、底下人员一直流动，永远都在“带新人、守节目、搞行政”的死循环里打转。想尝试创新，但日复一日琐碎又繁杂的工作就足以把人的精气神耗尽。这种制度问题，最终会反噬内容。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节目做的好不好，大家其实都看得出来，否则今天留言区也不会有如此批评。无论观众的习惯如何改变、内容释出的平台为何，“内容为王”终究是不变真理。唯有将内容做好，才能尽可能留住现有观众，甚至东山再起。此外，以“内容为王”这一不变的真理为轴，前东家一直靠长青节目以及冷饭重炒了好几季的季度性节目吃老本，内容重叠性高、多样性极度受限；曾经也拍出如《情牵X苑》等著名本土中文电视剧，如今却只剩下一年一度的贺岁剧，日常更是只有网络盗版平台及串流平台早就上架了的国外影集。你说跟别人买比自己制作来得省钱吧，但，连隔壁付费电视台那种与国外同步播放的模式都做不到，观众何须留在你的平台收看？曾经的同事中，有人想要拍电视剧，也有人想玩综艺。但有限的资源不仅局限了内容多样性，同时也扼杀了他们的可能性。那么，到底是谁在放弃大马原创中文内容？没有人不理解传统媒体的难处，大家都知道电视业已是夕阳产业。但就算是夕阳，也该有人守住火种吧？现在的问题是，一边喊要改革、要内容升级，另一边却连基本的人力都留不住。当从业者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要他们如何陪你共建未来？烟草烧尽，香烟终将熄灭。人的热忱亦然。讲到这里，我要说的，其实已经不只是前东家了。这是一整套产业结构的问题。政府若真想搞好经济，不该只盯着硬科技和基础建设。软实力也是国家实力的一环。而娱乐内容，就是最强的软实力输出工具。韩国和中国已经证明，娱乐内容绝对能输出国家文化、带动国家经济。韩剧出圈鼻祖——《冬季恋歌》的爆红，让拍摄地南怡岛从默默无名蜕变为每年吸引上万名观光客的景点。后续，随着更多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以及流行音乐的出圈，无数人被带到了韩国、大家学起了韩语，最终促进了经济。台湾也是。正因我小时候有台湾娱乐内容相伴，我才会选择到台湾留学。这不就是文化影响力吗？留学生的学费、日常饮食起居都会在本土流通，这难道不是能赚钱的事？中国更不用说了，自他们的娱乐产业雄起， [vip_content_start] 本地夜市到处都是中国小吃，多到几乎已经失去大马自身的特色。娱乐内容带动的不只是经济，还有文化形象、观众习惯、语言接受度，甚至决定了你这个国家在世界观众心中有没有“画面”。何况，眼前就有煮熟的鸭子，就看政府想不想吃进嘴里了——马中免签90天。政府是时候大力为本地中文媒体提供资源。只要有了资源，就能有充足的劳动力及卓越的生产力。正正不会等于负，只会换来一个又一个的优质内容产出。重见阳光的，不止是媒体产业，国家财库也能赚得盆满钵满。你说内容只在本地播放，外国人看不到？观众习惯早已改变，电视台没人看？我想说，无论管道为何，好内容从来不怕没人看。如今，众多国家的电视台都已和串流平台搭上线，将内容推广至全世界。有些串流平台的钱不知从何而来，他们在提供大量资金之余，也不会对内容多加干涉，只管播放权，要拍什么随你便。而且，当内容本身足够优质，即便有串流平台瓜分播放渠道，电视台本身的收视率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故而不会影响广告收入。就连维基百科都能查到这些资讯，哪怕是带薪拉屎滑手机时也请去查阅。甚至，只要内容好到能被人看见，今天才出街，盗版内容网站最迟隔天就会上传了，还附有翻译字幕。问题是，现在我们连能被看见的好内容都没有。优质内容要能产出，终究还是要回到人力、待遇。当本地内容得以产出、做得好，就能吸引人、带来人流，大家一起赚到钱。世界不缺观众，只缺马来西亚好内容。大马原创中文内容若要走得更远，必须守住那把火种。只要火种尚未熄灭，东风一来，自能燎原。这不仅是对前东家以及相关产业的提醒，也是对政府的呼吁。我一个小人物都能想到这些了，掌握资源的你们，还不行动吗？

6月前

VIP文

天下事

专家揭米荒根本原因 “日农业体系存制度性缺陷”

日本大米自去年年中起价格持续上升，影响民众生活。前年夏季受热浪侵袭，日本稻米收成量减少及品质下降；肥料及机械燃料等价格上升亦令种米成本上升，另外餐饮和旅游业从冠病疫情复苏令需求增加，都是引发白米供应不足且价格飙涨的原因。

6月前

天下事

社论

社论.反贪要靠制度，不能依赖阿占巴基

要有效反贪，就得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制度化的执法来对抗人性的贪婪。相对于依靠反贪会领导人的“个人表现”，一个有效运作的反贪制度，可更有力地遏制贪污滥权。

7月前

社论

大柔佛焦点

刘建利：让全民受保政府应助提升医疗保险制度

麻坡癌症互助协会主席刘建利呼吁政府协助提升医疗保险制度，让全民拥有医疗保险保障。

8月前

大柔佛焦点

北马新闻

彭文宝：非依附于个人 “强大政党建立在制度之上”

行动党元老拿督斯里彭文宝认为，一个健康强大的政党，应该建立在制度之上，而非依附于个人，同时，政治生态最重要的元素，是公平干净的党选

9月前

北马新闻

即时国际

越反越腐 2024中国涉贪受贿大增近40%

（北京21日综合电）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掌权以来强力打击贪腐，美媒批评“年年反贪，涉贪人数却每年增加”，去年因贪污受贿而被起诉的人数年增近400%，专家直言“越反越腐”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中媒《人民网》报道，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前天（18日）通报了去年全国检察机关的工作成果，共2.2万余人因涉及贪污、贿赂犯罪遭检察机关起诉，年增36.8%。其中医疗、教育、就业民生领域有3000多人涉及职务犯罪被起诉，年增1.6倍；另有4万多人因扰乱市场秩序犯罪遭起诉，年增21%。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厅厅长张晓津表示，检察机关已针对官商勾连、“亲”“清”不分等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和市场秩序的行为加强打击。张晓津说：“有的腐败官员肆意插手工程项目，扰乱正常市场秩序；有的借手中审批权敛财，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发展；还有的甘于被围猎，为少数不法商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破坏公平竞争环境。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亲’、‘清’不分、以权谋私、搞利益输送的腐败官员。” 张晓津强调，中国检察机关会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和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对于中国官方“年年反贪，涉贪人数却每年增加”的现象，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澳洲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的话指出，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说法是在回避重点，没有解释造成多年来越反越腐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冯崇义说，官方的说法是欺骗性话语，腐败是中共极权统治的制度性、结构性问题。他指出，中国当前是半市场经济，权力不受限制，官员势必利用这个权力在市场上变现，使贪污的数额更大。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邓聿文稍早前在《美国之音》撰文分析，“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的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去根治”，只是当局当前虽也力图建立一些遏制腐败高发的制度，在控权这个最根本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加上不允许引入外部监督力量，使得中共党内反腐看似刀刃向内，却伤筋而不动骨、刮骨而不疗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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