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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

20世纪80年代,〈传灯〉唱响马来西亚文艺舞台时,鲜有人留意到,这首歌的作词人正是南洋大学出身的诗人杜南发。1952年生于新加坡的他,1973年考入南洋大学,原想报读经济系,却因分数未达标而转入中文系。未料这一转折,让他在文学院接受熏陶,从此踏入文学创作之路。毕业服完兵役后,他于1977年加入南洋商报,主编文艺副刊《浮雕》与《文林》。其后,在新加坡报业合并的浪潮中,他又先后出任《联合晚报》《联合早报》《新明日报》的编辑要职,纵横新闻与文艺界四十余年。 当年,张泛与潘正镭还在南洋大学筹办诗乐演唱会之际,学长杜南发已走出校园,进入报馆接手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彼时《南洋商报》销量下滑,初出茅庐的他大胆向主编建议改革,以吸引年轻读者。他说:“武术界有武林,文艺界也要有文林;武术界有高手,文艺界也有高手。”新副刊遂以“文林”为名。凭借在版位设计与内容上的创意革新,《南洋商报》销量渐见回升。杜南发亦积极向台湾文艺副刊取经,走访多位台湾现代作家,使《文林》逐渐发展为新加坡最具现代意识的文艺平台。 南洋大学时期的杜南发已显露诗情。1975年,南大诗社成立,他亦是其中的核心成员。1978年,诗社首次公开举办诗乐演唱会,便演绎了他的作品〈生命〉。次年演唱会则以南洋大学或云南园风景为主题,杜南发亦有〈湖畔〉、〈长河〉、〈小画〉与〈那坐在石阶上的女孩〉四首诗发表。其时,南洋大学校园已历经变故,他的诗作流露出浓烈的深沉与孤独感: 望断天涯/不见风月/我的生命/流过一片悲辛的旷野/涌向无人的东方 朝向北斗/动人的迷信/我是龙灯/舞者一路繁花的希望/去向大地的尽头……(〈长河〉) 七月是一串年轻风铃/撒落湖中/便是许多曲折的故事/如多皱的百合 我曾在湖畔期待春季的传说/直到星落/一湖雾水,依然沉默/静静的不安……(〈湖畔〉) 这两首诗后来收录在杜南发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酒窝神话》。他进入现代诗的门槛,受益于当时在中文系授课的王润华老师。“这也是大二的事……对于一首模仿性相当强烈的习作〈云南之旅〉,王润华老师还颇有好感,这对一个诗国门外汉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刺激。在这科结束时,他还特别在另一篇习作上鼓励我应该继续多写下去。”〈云南之旅〉写于1974年,是他在南洋大学的第二年,可以说是他的第一首诗,也收入在这本诗集中。杜南发的诗多带古典式抒情,他坦言这是南洋大学给予的养分:“南大给我的感受,就是那股古朴幽远的韵味……”那里的山峦、湖畔、青草、凉亭与丰碑,无论晨曦向晚,时刻滋养着他。 1980年代,南洋大学虽已不复存在,但南大诗社的精神仍在延续。1978年成立的“五月诗社”(顾问为杨松年、王润华、黄孟文)于1984年创办《五月诗刊》;1980年成立的“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顾问为杨松年)则推出文学期刊《同温层》,并积极举办诗乐民谣演唱会、展览、讨论会等活动,蔚然成风,几近喧哗。尤为可贵的是,这并非昙花一现:《五月诗刊》二十余年从未间断出版,《同温层文丛》亦先后出版了12本选集,诗乐创作与演唱持之以恒,跨越长堤,推动了新马两地的文学交流。此时,杜南发主编的《浮雕》和《文林》两份文艺副刊,亦成为另一股重要推力,不仅广泛刊载作品,也报道文学活动,为新加坡的文学生态注入新的活力。 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新加坡现代文学的高峰。走过了这些岁月,杜南发或渴求“心情如水”,但盼涟漪不再。我此时才翻读他于1991年出版的第二本诗集《心情如水》,试图揣摩诗人的生命经历,以及那份清明不变的诗心。南大事件,报业风云,怎可能是一潭吹不皱的清水?我自然想去追索80年代初南大关闭后诗人的心境——〈迁徙的鸟族〉〈禁果仪式〉〈无花果树〉与〈野鸽纪事〉,皆为“南大成了历史之后”的印记。当年的启蒙老师王润华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本他所钟爱的诗集,而南大正是其活水源头。诗集的设计独具匠心,每一辑附录诗人手札,读来虽感戚然,却也能理解—— 池塘生春草,仿佛也是一夜之间的事,说不说都没有什么关系,云是云,水是水,都是不同滋味,好在有过一响醉后清欢,知道人世还是多情,也就够了。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这年代我们还需要鲁迅吗?——南洋大学与鲁迅传人
2月前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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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前
刚过去的5月中旬,文学院迎来新学期的开课礼。在南洋大学校友林顺忠先生的牵线下,新加坡“新谣之父”张泛博士亲临讲座,与师生分享他的创作心路。讲题《传灯人与追光者——在世界版图刻下你们的坐标》,乃张博士亲自拟定的。 讲座中,张泛回顾了当年为诗人杜南发所作〈传灯〉的创作过程。那是1982年8月25日,《南洋商报》主办“金狮奖创作比赛”。当天,时任编辑的杜南发突发奇想,欲为颁奖礼写一首主题曲,遂邀张泛作曲。灵感乍现,仅花不上20分钟,成事。当晚,〈传灯〉即由张泛亲自演唱。谁料,这首出于新加坡,由张泛与杜南发携手创作的歌曲,后来竟唱遍马来西亚大小文化活动,广为流传。张泛回忆,〈传灯〉的推广离不开新山陈徽崇与陈再藩两位学长的推动与奔走。“希望延续一点陈徽崇老师的遗愿,为马来西亚音乐文化尽棉力。”张泛如是说道。 “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 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 每一条河都要流下去 每一盏灯都要燃烧自己。” 我当年入学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长姐也领着所有初来报到的新生齐唱〈传灯〉。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首撼动人心的歌曲,竟出自彼岸——南洋大学中文系校友之手。张泛是南洋大学第20届文学士,恰为南洋大学分院不分系时期的末代学生;杜南发则是他的学长,南洋大学中文系第18届学生;至于二十四节令鼓创始人陈再藩(小曼),则是第17届工商管理系毕业生。张泛年纪最小,然他与杜南发在作诗谱曲上的默契,早已在南洋大学的校园中悄然酝酿。〈传灯〉面世时,南洋大学已遭关闭将近两年,然昔日的同窗情谊,很大程度是因母校的命运,更显笃定牢固。 以诗入乐,或将现代诗铺成歌乐,可说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南洋大学校园。彼时,不少日后为人熟知的新加坡华文文学诗人——贺兰宁、流川、黄继豪、郑英豪、潘正镭、沈璧浩、薛依云、陈来水、杜南发、周维介等,以及后期的陈再藩、王润华等,皆为“南洋大学诗社”(南大诗社)的中坚成员。1975年12月12日,诗社正式注册。成员来自南洋大学各个科系,大多倾心现代主义写作。当时的新马华文文坛,创作风气普遍受到台湾现代诗派的深远影响。诗社顾问为杨松年与王润华老师,皆为推动马华文学发展的重要推手。诗社又创办《红树林》诗刊,由南大校友陈瑞献长期供稿,并负责封面设计与内页插画,为诗刊的现代主义风格树立了鲜明的标杆。 尽管南大诗社随着南洋大学的落幕而解散,那一首首曾在校园中传唱的诗乐,却如神话般流传至今。南大诗社成员的现代诗创作,经音乐鬼才张泛谱曲演唱,抒发云南园学子的深切感悟——“啊,告诉阳光啊/我只想唱一唱/我们这一代的声音”(潘正镭〈告诉阳光〉)。 首场诗乐演出于1978年8月5日举行,所选九首诗作出自潘正镭、林山楼、董农政、张泛、西河州、杜南发、淡莹与王润华等诗人,获得极大回响。旋即于同年12月1日,在南洋大学文学院讲堂举办第二场演出,此番共演绎了十九首诗乐,规模更胜以往。 诗人潘正镭曾记述:“到场约三百名年青的观众中,端坐着全场唯一的文坛前辈——周颖南先生,他凝神聆听,并当场赋诗以抒感受。作为年轻的一群,我们珍惜这份力量。”周颖南不仅是新加坡儒商,更是著作等身的作家,被誉为“南洋一支笔”。演出之后,他将《红树林》诗刊及有关诗乐演出的报道推荐至中国文学大家叶圣陶与林荫前辈,足见其对南大诗社文学精神的推崇与珍重。 1979年4月号的《蕉风月刊》314期策划了“张泛‘诗乐’专题”,其中杜南发的〈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夜谈〉一文,记述了他于同年1月27日凌晨对张泛的访问,忆及当年在南洋大学学生楼宿舍的灯光下,静谧的山头,风过相思树——张泛与周望华、杜南发和潘正镭围坐一隅,一把吉他,一壶清茶,在诗与歌的交汇中,畅谈他为现代诗谱曲的点点滴滴。 张泛也是当年南洋大学末代学生会会长。今年5月,我在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会所主持他另一场讲座。会上他说,那时候,有人质疑我的学校,我心里只想着:我可以为我的学校做什么?我应该怎样带着我的学校走出去。南大诗社的一首首诗乐,如今仍在各地传唱不朽。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这年代我们还需要鲁迅吗?——南洋大学与鲁迅传人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校友吴天才——中马互译之桥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李校友李云溪校长的老师——张荃
4月前
1965年1月21日,苏雪林在日记中说她没吃安眠药,却睡得好,6点半起身,一早陈致平来访,说女儿琼瑶于凌晨2时许抵达新加坡。第二天一早,她匆匆赶赴陈家,父女都在,交谈一小时。当天日记写“1月12日开始作画,兴趣不属,一心要看书,看《汪政权》后又看琼瑶小说四本、《槟城散记》一本。” 陈致平在历史系教书,比苏雪林早一年到南洋大学。1963年8月18日《南洋商报》有一则新闻,标题为〈南大新聘六教授已先后到校履任〉,介绍陈致平时说他是“北平辅仁大学文学士,专攻历史学,先后担任广西大学及同济大学讲师。自1949年起担任台湾省师范大学教授,以迄于今。”又提他著有《中华通史》六册、《中华民族史话》、《孔子述略》、《中华历史述略》等书。 1月25日说《蕉风》主编黄崖将友人严友梅3篇童话退回,陈致平要回台湾,苏雪林托他带,“免得余又去一笔邮费。”琼瑶留在新加坡不超过10天,从日记看来,二人只见面一次。 1964年12月29日,她向陈致平借琼瑶小说,“仅得一本,在孟瑶处倒借了一套,共四大本。”1965年1月13日她读《六个梦》,说“琼瑶虽是新进作家,然才气甚大,所作小说每能引人入胜,其骤得大名亦无怪其然。”1月14日读《烟雨蒙蒙》,“将二十五万余字之小说看完。”1月16日读《窗外》。1月17日读《幸运草》,18日继续,“此乃琼瑶短篇,不及其长篇”。1月30日读《菟丝花》。 印象最深刻的是《几度夕阳红》。2月28日下午本想准备功课,却无法集中精神,干脆读《几度夕阳红》,“此书实在值得阅读,至少要看两遍。”3月1日说“《几度夕阳红》诱惑力太大,看到十一时半始停。”3月2日说一早继续,然后才到学校批改考卷,工作完毕后,再读。“第二次阅毕真好,真想写篇琼瑶论。” 称赞琼瑶的文辞优美 袁行恕是一年半后才陪同陈致平到新加坡。琼瑶在《我的故事》中说父亲不在时,母亲和妹妹仍住师大宿舍。琼瑶和母亲几度出现紧张关系。母亲性格强势,16岁时琼瑶考试成绩欠佳,被母亲责骂,想不开而自杀。19岁时因师生恋因联考失败以及母亲的激烈反应她第二度寻死。琼瑶说婚姻失败后,她疯狂般地写作,1964年一口气出版《烟雨蒙蒙》、《六个梦》、《幸运草》及《几度夕阳红》。她没有考上大学,恋爱、结婚、离婚,生活一无是处,出版《窗外》,讲“家事”,又引父母伤心。她把4本新书一字排开,写作的梦总算坚持住。那年她26岁。母亲看着她,笑了。琼瑶说笑容实在“难得”。1964年9月,琼瑶又出版《菟丝花》和《潮声》。她被公认是台湾收入最高的作家。 1965年4月6日苏雪林在家,陈致平一早叩门,他和袁行恕刚抵达新加坡,朋友嘱托带给她一些物品。苏雪林说“夫人与余颇相得”,二人此后来往甚密,她经常到陈致平家闲聊,被留吃饭。袁行恕善讲故事,自述抗战经历令苏雪林惊心动魄。 苏雪林对袁行恕画作评价极高。9月11日说袁行恕“工笔、写意均能作,陈夫人却绝口不宣传,亦可谓良质深藏若虚矣”。9月14日写道:“自从看了陈致平夫人的画,我自知此生对于作画已无希望。”一度有不想“再费心力”的念头。 苏雪林写过“寄琼瑶女士”二首。第二首这么写:“喜摩老眼看奇才,海外相逢亦快哉。贤母即今常接席,云鸿他日盼重来。华年卓就人争美,慧业前生世共猜。寰宇文坛无我份,愿君彩笔一争回。”意思是说年长者用老眼看出奇才之相,有机会在海外相遇,非常愉快。贤慧的母亲在女儿最需要的时候会出现身旁,如今云鸿虽飞走却可盼望它再度归来。年轻的你才华横溢,人人称赞,闪烁的成就前世注定,引人遐想。我在文坛没有地位,愿你以才笔为我争夺光芒。 因琼瑶被李敖攻击,苏雪林仗义执言,1965年9月发表〈永远莫放下你这支笔〉。她称赞琼瑶的小说文辞优美洗炼,结构谨严完美而多变化。她下笔举重若轻,常有出人意外之惊喜,又说她的作品有深刻的人生经验而又洋溢新鲜活泼的青春气息。文化界应该好好保护琼瑶,“使这一抹瑶苑奇葩,得以充分地发荣滋长。” 厚爱一直不变。1995年张爱玲去世,各报大登特登相关新闻,她不以为然,1995年9月23日日记中说,张爱玲小说“平平而已,不及琼瑶远甚,谓为女作家中第一,我所不解。”这些话在张迷眼中,自会大吃一惊。
5月前
我读大学时,鲁迅仍是中国现代文学课堂的必修篇章。然而时至今日,鲁迅研究于国内中文系中已显式微,渐入沉寂。反观马华文学传统,鲁迅影响却深刻而广泛。文学史家方修秉持现实主义精神与左翼思想主轴,其理念与创作无不显露鲁迅的深刻印记。他的杂文《避席记》即为鲁迅研究成果之一。早在1950年代,鲁迅已毫无保留地影响一代学人与文艺青年。南洋大学历史系肄业的谢诗坚曾直言,方修堪称马华文坛鲁迅精神的“代言人”。 在那个时代,人人寄望鲁迅之笔能拯救社稷、抗衡权势。尤其50年代初期,殖民余绪未散,社会秩序初定,鲁迅几乎成为那一代人心中的精神导师,时时引领和召唤他们为马华文学和教育事业而奋斗。马华作家云里风即不讳言这一影响。彼时他罹患肺病,久治无效,写作方起步。若不是因为一套《鲁迅全集》读了又读,他后来不可能走上写作之路(〈鲁迅对新马华人社会文化的影响〉)。他的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正记述了这段生命转折。 吴天才亦是于此时期深受鲁迅精神感召的一人。南洋大学首届中文系毕业之际,校内风波未歇,高层领导悬缺,学术与行政一度陷入动荡。在这般紧张不安的时代氛围中,鲁迅几乎化为莘莘学子心中的精神坐标,借用谢诗坚的话,“鲁迅俨然已成为南洋大学的精神校长”,于无声处提供指引与支撑。至1960年代初,由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主编的《大学青年》与学生会出版的《大学论坛》先后推出鲁迅逝世纪念特辑,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当时校园风气,以“学习鲁迅”为志业,几近成为一种文化自觉的标杆与象征。 吴天才生于1936年,恰值鲁迅辞世,命运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呼应。他以笔名“江天”出版诗集《鲁迅赞》,以诗抒怀鲁迅之精神风骨。此书成于90年代,付梓于退休之后,然他对鲁迅之情感崇拜,实非一时之作。早在18岁风华正茂之时,吴天才便写下纪念鲁迅的诗作〈有一个人〉,此见,鲁迅精神早已在这位马华青年心中深深扎根。 年过五十,这份对鲁迅的情感始终未退。吴天才亲赴上海,拜谒鲁迅故居与墓地,归来后写下——“鲁迅安静地/坐在石椅上/眺望莽莽神州大地沉思/而今已变成/开朗的笑颜。”这一刻,无疑是诗人对自己半生信仰的一次低语回应。 这份执念之于他们那一代文艺人,得以延续数十载,并非没有原由。自1973年起执教于南洋大学中文系的王润华,便以学术之眼,长期致力于鲁迅精神在东南亚的传承研究。2012年,他特邀鲁迅之孙周令飞访马。面对新马诸多深受鲁迅影响的文化传人,周令飞深为动容,坦言如此广泛而深远的精神影响,令人匪夷所思。 然而,鲁迅的思想足迹远不止于新马。王润华其后主编《鲁迅在东南亚》,为我们勾绘出鲁迅思想在本区域传播的文化地图,更印证其影响早已超越文学,深入“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结构层面”,化为一种深沉的文化软实力,成为华人社会精神建构的重要支柱。 今日之于年轻一代,“鲁迅神话”或已不复存在,然其精神遗产,依旧在时代深处隐隐发酵。也因此,那些与鲁迅精神深度契合的文坛前辈,尤值得我们回望与凝视。吴天才与王润华,皆是南洋大学语脉中的鲁迅传人;他们以自身的写作、研究与文化实践,延续着那股曾震撼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力量。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校友吴天才——中马互译之桥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李校友李云溪校长的老师——张荃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多谢海风吹雨过—— 潘受重过南园
5月前
1964年11月15日是南洋大学中文系老师郊游日,15人乘大小两辆汽车,先参观造船厂,再游虎豹别墅。前者苏雪林在日记中一笔带过,虎豹别墅则留300字,不过没有好话:“此种俗入骨髓之建筑,颇能迎合三方面之心理:一为愚夫愚妇,二为小孩,三为外国人。”后来参观的电台让她觉得当日不完全虚度,“山顶为全星洲最高处,整个星洲在于眼下诚为美丽,余觉星洲之美远胜台湾。台湾仅一日月潭不错,其他如阿里山、关子岭等均无足观。” 她对旅游兴趣不浓,1964年底到槟城演讲,途经吉隆坡、怡保、太平,前后10天。第二次去马六甲,住两个晚上。在新加坡附近一日游之处,也是寥寥可数。其中一次到新山海滨野餐,那是1964年11月8日,她说“海水与岸平,岸又砌石为堤,异常齐整,好像我所见的大贝湖一般,若日月潭尚不能如此也,马来联邦果然不错。” 另外一次是1965年12月19日到哥打丁宜观看瀑布,当天车堵,游客甚多。瀑布“并不甚大,人工砌磴道及桥,又垒石为坝,阻水成池,孩童在中游泳或戏水,大人则坐两山之侧,人多如蚁,率肩而过,大半为马来人,乃知马来人亦会享受生活也。” 新山海滨、哥打丁宜瀑布,离我老家不远,60年代风情在我脑海浮现,看外来者观察马新是读她南大日记收获。日记书写情感真挚,毫不掩饰。新加坡让她摆脱台湾各种纷争,但是格格不入之处依旧不少。她嘀咕怎会有那么多可庆祝节日,课业被耽搁,初期还标明原因,后来只调侃“莫名其妙又放假了”。离开新加坡前遇最后一次无聊假期,她说:“12月27日今日为新加坡某种节期,又放假,圣诞、主日及今日,共放假三天,搅得人昏天黑地,乃知假期太多,亦不是好事。” 假期多无报日亦多,1965年6月3日说:“今日无报,补昨元首诞也,南洋报纸经常休假,台湾仅新年耳。”10月14日又心生厌烦:“《南洋商报》无报,以其前任社长李先生病逝,停报以志哀也。南洋报纸动辄停刊,今乃以私人之故,更不应该。”最后一次批评在1966年2月4日:“明日又无报。新加坡报纸每日必十余版,可读者仅副刊一版,一年之中停版不知几日,实在无趣”。 不获续聘 心烦意乱 1965年底南大闹学潮。10月30日她一早到图书馆看被开除学生名单,其中中文系三年级高人水、余集成是她教过学生。随后上《楚辞》二堂课时,“学生容貌严肃而悲愤,第二堂不肯上,云将去开会。”下午几位学生来访,希望老师可以支援,“只有劝他们去拜访其他教授,若能一致出来说话,则庶几有点力量。”与其说是应酬话,不如说不知如何回应:“余等来此系作客,何能有所作为?”当晚楼前马达声不绝,武装军警和学生对峙,学生呼喊不止,“余所阅学潮多矣,此次南大学潮则颇足令我同情。” 一个月后,校园依然不安宁。12月1日说只有半数学生上课,半数不肯屈服。她开始有微言,不上课“无非自己吃亏”。12月3日记“捣乱学生分批把守路隘,见上课者辄阻之使回,甚至教授上课亦被骚扰。”学校规定缺课超过一定时数者不得参加考试。她批评激进学生不考,却要大多数同学陪葬:“计亦狡矣。” 她自己心情实则也不好。聘约即将到期,但是校方没有回音。12月17日读报得知改制后的南大规定未来教授必须有学位,65岁者强制退休,12月25日说陈致平夫妇和孟瑶已决定回台湾。她知续聘无望,却期待奇迹。让她心烦意乱的是即将到期的签证,不得已在1966年2月22日订下26日返台机票。就在第二天她正式得到通知,几位60岁以上的老师全不被续聘。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这是屈原〈离骚〉中句子。漂泊在外,屈原做不少安顿内心的探索。羲和是太阳之母,责任在身,不敢怠惰,屈原希望和她共勉,不要老是行色匆匆,即使太阳就快下山,也要从容不迫,以坦然自在的姿态望向崦嵫之地。 苏雪林是屈原和楚辞专家,1965年4月7日日记中说她读赵翼《廿四史劄记》,“余十余年只阅与楚辞有关之书,他书阅之甚少,今为预备功课,不得不看点书。”她是书斋式人物,可以几天不出门不见人,本来以为可以在新加坡继续与世无争的生活,不获续聘,心里当然不舒服。几位朋友到机场,告别时她发牢骚:“从此与星洲一别,再来无期,亦无三宿空桑之恋,盖南大对我印象欠佳故也。”
6月前
1965年3月4日苏雪林搭车到萧姓医馆,之前被风湿困扰,这回嗅觉有麻烦。“虽鼻子不如耳目重要,然香臭不闻,食物无味,究竟不便,且不闻花草之香,尤为可惜。”她在三天前提疗程,当时“施艾灸鼻子及左耳各三针”。她说“左耳本无病,但耳鸣已十余年,总之满耳虫声,幸在外而不在内,否则人将发疯。”六十七岁,这里小痛,那里不舒服,她说“年老之人远适异土,非其所宜”。 在南洋大学,谈得来的朋友不多,孟瑶是一位,袁行恕是另一位。她记1964年12月22日在槟城演讲,孟瑶滔滔不绝二小时,“所讲材料甚多,亦有见地,始知孟瑶不但能写,学力亦甚佳也。”她说孟瑶是奇才,“是个天才横溢著作等身的作家,她学问的修养也渊深莫测。” 我念本科时读过孟瑶的《中国小说史》,信手写下与她有关段落。1966年1月10日苏雪林形容即将离开南大的孟瑶“是把寸阴当宝的人”,不喜应酬,但是二人谈得来,常借办公室聊天,彼此推荐好看电影。 苏雪林比孟瑶大多,糊涂事成正比。1965年5月21日二人受邀到马六甲演讲,车行十里后,孟瑶提护照,“余已忘此事,乃开车返,取得护照已耽搁一刻钟。”1965年12月6日孟瑶赠《中国戏曲史》:“灯下看了数页,资料搜集果然丰富,教书两年,而能成此书,实属不易。” 孟瑶是良友。1964年12月18日苏雪林把小说〈观音禅院〉给孟瑶看,“彼云不可发表。”小说明显骂刘心皇,当年笔战惊动官方。既已远离故土,不愉快事应丢脑后,这是孟瑶之意。但是《蕉风》催稿,“无文以应,不胜焦灼”,决定发表。 日记不是给人看的,什么时候抽烟,什么时候喝酒,对人喜恶、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都有记录,无法入睡时吃安眠药,也有标明。胸闷手颤、目力愈衰、突感头痛、精神不振、浑身无力,年老力衰都是私事,信笔记下。1965年6月16日记“右臂现虽不痛,然总觉麻木不仁,意者余此臂将在死前化为无用乎”,不过是年迈的正常牢骚。 少应酬才是正道 1965年9月11日她“下午睡起,看报、胡混一阵,中心烦躁,有若发狂者”,于是拜访陈家解闷。真正目的是找陈致平夫人袁行恕聊天。袁行恕患心脏病,1965年4月上旬抵达新加坡,第一次见袁行恕时有日记:她“甚爱南大环境,久居或可痊愈。” 苏雪林喜欢绘画,花不少时间在这个领域,但是更佩服袁行恕天分。“其画之工夫已与邵幼轩无甚轩轾”,1965年11月11日提陈家招待晚餐,始知袁行恕也是烹调名手,“多才多艺,世所罕见”,她爱听袁行恕讲战时逃难故事,又说其女儿琼瑶让人刮目相看,原来是遗传。1964年2月1日大年除夕,她独自一人迎新送旧。第二次在新加坡过年不再如此,她到陈家吃年饭,袁行恕准备“许多肴馔”。 “一灯红接混茫前,不奈卮言夜涌泉。世事沧桑心事定,才人老去例逃禅。”红灯一盏映照在混沌迷茫的前方,难以应付这夜晚如泉水般涌出的无边言语。经历沧桑变幻,内心逐渐平静下来。才华横溢的人终将老去,最好的归宿应该是出世修禅。这是苏雪林所集龚自珍诗句大意,古人所恨所爱和今人相差不远。将心比心,何怕寂寞来袭? 苏雪林和学生互动不多,但是有几位学生名字常被提及,出现最频密的是陈碧美。不只经常帮忙到图书馆邮局拿信,也陪她外出看电影。她常和陈碧美下棋,输赢次数都记录。其中1965年3月8日说“今日下棋,碧美动肝火,二人殊不悦,想下次不来扰我矣。”不来扰是一时之见。陈碧美喜欢这位特立独行的老师。 也仅是几位学生,少应酬才是正道。1964年10月4日记“孟瑶带了四位南大中文系毕业女生及一助教来看我,谈了一阵别去,又有朱周二男生(皆三年级)来访,一谈竟谈了两小时。南洋学生甚热情,不甚注重时间观念。” 1964年11月10日晚记“林明水、陈顾成二生来访,殷殷问分数,南洋学生对分数如此看重,亦内地及台湾所无也。”林明水即孟沙,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第五、六届主席,2020年11月过世。他的《流金岁月》收〈云南园情牵梦回〉,文章从复办南大视角切入,没有提中文系老师,附录中〈孟沙生平年表〉说他“1961年进入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至1964年毕业,成绩不俗,在同系三十六名毕业生中,名列第四。”印证苏雪林的话没错。我记下来,纯粹觉得有趣。
6月前
1964年9月11日苏雪林抵达新加坡,当天和度假的堂妹苏燕生住一起,9月14日搬进学校安排的彭亨楼寓所。9月15日上《诗经》第一堂课,《诗经》非其本行,她说准备不足,“实在讲不出精彩”。 第二天一早燕生乘搭霸王车到其寓所,临走时下雨,约好的车子没来。12时半雨止,二人到餐厅吃面才告别。晚上燕生亲家摆酒二桌,既为三天后回港的燕生饯别,又为她初到新加坡洗尘。结束后回燕生住所。第二天燕生朋友载她,本想到附近车站换霸王车,朋友说霸王车要等满四人才开,恐赶不及上课,坚持送她到学校。 在新加坡第一星期频频出错。1964年9月18日记写:“今日六时即起,匆匆吃早餐,穿着整齐,逼女工赶快将事做妥,余专等车子,乃车子竟不至,看表已过七时半,今日又误课一堂。” 在长达1年5个月的南洋大学日子里,苏雪林几乎天天有日记,短则100字,长则800字。彭亨楼到文学院须步行近1小时,往来常靠霸王车,即没有合法执照的德士。霸王车常遭取缔,我这个年代的人共有记忆。 我随着日记进入她的思维,围着她的日常生活转圈圈,她对各种事物的评论三言两语,日记中出现的人物来去匆匆,入场出场跳跃快速。日记不为示人,落笔无忌惮,虽有语焉不详或意未尽处,难得是思绪自由奔放,更容易捉摸其内心世界。 初来时操心新课,还好胸中有丘壑,很快应付自如。她一天写信多封,主要给亲人。邮局设在图书馆,没有邮差将信送到个别住所,红色邮车每天10点半抵达图书馆,她在邮车抵达时出现,希望尽快递发写好信件,当然也期待音讯。“每日总要跑一趟”,无所得时,以锻炼身体自我调侃。1964年12月15日说“客边人盼望信之切,无如大旱之望云霓也”。 日记偶尔涉及政治人物。11月9日她赴文学院大礼堂听李光耀讲演,“文学院悬灯结彩如过新年。李能操华语,但为南洋官话,余不能尽解。”所谓南洋官话,应该是闽南话,李光耀当时常用闽南话演讲,后来才认真学习普通话。1965年3月30日出席南大第六届毕业典礼,“毕业生三院共四百二十余人,教部长王用华语演讲,甚流畅,真难得。”王即王邦文,出生于吉隆坡,卫理中学后入马来亚大学,主修地理。1955年从政,加入人民行动党。 “绿影扶疏/ 幽径中牛儿一头头归去/故乡的斜阳啊/海外又与你相逢了”,这是1923年秋天苏雪林在法国所写小诗。每到新地,旧事旧情怀都会来袭,将诗境移到马新情景,不差。1964年10月10日说“今日为中华民国之国庆,台北定然热闹,新埠华侨界毫无表示,以此间华人尽已变其国籍为马来西亚人矣,为之唱叹。”目睹社会变迁和认同意识的悄悄转变,花果飘零的心情抑制不住。 苏雪林只是马新过客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她一无所知,像平时一样,晚餐后出外散步,遇同事孟瑶,被告知新加坡已脱离大马。“余闻不胜惊讶,急回家听广播,果然。”她在第二天仔细读报,从第五版到第十四版,一字不漏。 当读到李光耀准备与各国建立邦交,却没提台湾,她说“看来不好。若新加坡与中共建交,则我等自台来者,非回台不可,不然台湾吊销我等执照,想回亦不可矣。想不到我命竟如此之薄,才来此邦不满一年便发生此事。”1965年8月14日得知新加坡不会与中国共产政权建交,松一口气,“不建交则余等可留矣”。 1965年7月7日说友人蒋曙明为找出路,将毕业证件寄至南大,他甚至可以降低要求到婆罗洲,希望她代为推荐。苏雪林说“今普天下人浮于事,蒋君不回待遇微薄之台湾而欲向东南亚发展,亦在人情之内”。 动荡不安时代,马新是避难之地,我们的祖辈融入新社会,成了归人,苏雪林只是过客,达达马蹄声承载沧桑。“今普天下人浮于事”,她说的是那时代文人共有委屈。能够逗留新加坡多久,自己心里没谱。她是出色学者,著作等身,是东吴、武汉、成功等大学知名教授,靠的是学问。新加坡延续英国教育体制,没有硕、博学位是心结。 1964年10月6日说心情不好,担心“无学位及毕业文凭,恐南大教职十二月后不能蝉联”。还好11月30日晚间收到聘书,“余得续聘,一年为期,薪俸照旧。”她问了一个不相干问题:“聘书本月底发,不知何以提早一个月?”不过心里非常高兴。能留多久就多久,不拖泥带水,“当时即签名应聘”。她说。
7月前
1964年9月11日下午5时半苏雪林抵达新加坡,接机者除了旧识陈铁凡、孟瑶、陈致平以外,还有在新加坡度假的堂妹苏燕生及其友人。 苏雪林是安徽太平县永丰乡岭下村人,苏家是太平县望族,陈朝曙的《苏雪林与她的徽商家族》提供详尽资料。苏雪林父亲苏锡爵是家族同辈老大,苏雪林在同辈女性排二,苏燕生排四,是二叔苏均平第二女儿。 女孩在苏家没机会出外念书,在新思潮影响下,苏均平力劝大哥给家中女孩机会,苏雪林和小她几个月的堂妹苏爱兰如愿以偿,先后在不同地方接受新式教育,苏雪林在1921年到法国留学,3年以后,着迷艺术的苏爱兰也选择法国作为深造地点。 四妹苏燕生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嫁律师袁仰安。上个世纪30年代,袁仰安跨界任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董事长,1947年他举家移居香港,创办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兼任总经理和导演,《孽海花》、《新红楼梦》、《阿Q正传》、《渔光恋》、《绝代佳人》、《名医与红伶》是其中作品,苏燕生夫唱妇随,帮忙设计演员服装,香港绿屋时装品牌是其商业结晶。 苏雪林和四妹有谈不完的话题。1937年8月淞沪之战爆发,苏雪林寄居四妹于上海法租界住家,目睹军民同仇敌忾,她将嫁妆三千银圆,加上十余年省吃俭用教书薪俸、历年稿费所积购买的黄金,全数献捐以做军需之用。1937年10月11日《国闻周报·战时特刊》刊她照片,配有“以值六千余元之赤金献给政府的苏雪林女士”文字说明。献捐以前,四妹提醒说积蓄来之不易,她应该为将来打算,“我已经想好了”,苏雪林说。 伍燕翎寄给我《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四册和第五册电子版,苏雪林在南洋大学的日记尽在其中,一页又一页,越读越有趣,随手将书架上几本有关苏雪林的著作互对,让人沉思处确实不少。 苏雪林和丈夫张宝龄感情不好。1949年她离开大陆,从此没有丈夫音讯。1961年夏天一位远洋船员造访苏雪林,始知丈夫于同年2月12日去世。她在《浮生九四》中说他们“结婚虽三十六年,同居不到四年。”婚姻不如意,运数如此,她另寻寄托。 省钱是为了接济亲友 “文字醰醰多古情,荷衣说艺斗心兵。梅魂菊影商量遍,至竟虫鱼了一生。”苏雪林集龚自珍《己亥杂诗》诗句抒怀,用白话说大概是笔中流出的文字都是古人情怀,清雅之士谈论艺术,思绪澎湃,心情如战场上的士兵。想像自己有梅花般的灵魂、菊花的身影,沉迷于思索人生的道理,最终如虫鱼般,不求亮丽,自自然然过完一生。 苏雪林的生活不外是看书、著述、写信、写日记、教书、看报、看电视、看电影、写字、绘画、缝纫。张昌华编完《苏雪林日记选》后说:“苏雪林的生活简朴得令人鼻酸。”她习惯废物利用。“今日上午又费了两个小时,始将那双从小竹屋中捡出之旧鞋修得像个样子,但穿上脚则并不甚合脚,因其太大也。”张昌华举不少拾荒例子,她见一八成新的毛巾,被车主擦车后弃之,忍不住拾起。在她看来,现代人生活水平提高后暴殄天物,“她之节俭,并非生活不下去,为了省点钱接济亲友罢了……只觉这与她当年抗战慷慨捐金,倒有一种相映成趣的回味。”张昌华说。 台湾戒严时期,为避通“匪”之嫌,她不敢直接与大陆亲属通讯,依赖长居香港的苏燕生提供讯息。留在大陆的甥侄之辈生活不易,其中姨甥欧阳师因是国民党员、当过国民党兵和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的三重身分,被送劳改6年,结束后,只能在乡下打散工,依靠妻子缝衣糊口。 苏雪林的六叔苏继庼北大毕业,是海上交通史专家,长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曾任《东方杂志》主编,让我意外的是他也是新加坡南洋学会会员,在《南洋学报》撰写不少南洋史地论文。在无休止的运动中他饱受折磨,妻子相继亡故后,更是求助无门,苏雪林长期反共,1965年12月28日她在日记中写“共匪一意迫害苏家子弟,殆为余故耶?” 亲情是生命中重要牵挂,只求个人安逸,人生何其空洞?她把稿费换成美金,寄给在香港的苏燕生,再转指定亲戚。每年五六百美金,长期如此。67岁远赴新加坡,理由只有一个,南洋大学薪水比成功大学高五倍。1965年12月26日她记离开南洋大学心情:“心中一时欢喜,一时烦恼,欢喜者,得回家与亲友团聚,烦恼者,来此一年半,因接济大陆亲人,积蓄无多。”
7月前
1964年9月1日,苏雪林从台南乘火车到台北,寄住师范大学第六宿舍谢冰莹寓所,等待新加坡移民局签证之余,顺便和师长及友人道别。9月7日签证办妥,9月9日,飞香港,住两天,10日台风来袭,机场关闭。第二天台风转向,乘原定航班,下午5时半抵达新加坡。堂妹苏燕生偕其女及陈铁凡、陈致平、孟瑶接机。 三位南洋大学老师名字于我易记。陈铁凡曾在马大中文系执教,陈致平是琼瑶父亲,孟瑶的《中国小说史》是我大学选修同一门课参考书。 南大教师宿舍楼以马来西亚各州命名。苏雪林住彭亨楼一号,离上课地点远,需乘车往返。3个月后柔佛楼七号有人搬出,校方考虑她年迈,此楼分配给她。新旧住处结构和面积一样,优点是到图书馆或文学院,省一半路程。 “房子内有一大间客厅兼饭厅,厅之前有拱形之廊,铁栏围绕,可置各种盆景,铁栏也缘满藤科,开出各色小花,客来可移座廊中品茗,聊天并赏玩廊外各种景致。”漂泊生涯,只有苏州天赐庄和南大教职宿舍惬合她意。“卧室大小二间,书房一间,客厅后面又有长廊二道,其一通厨房。因厨房的位置稍远,烟火气永远不侵正屋。” 创办人陈六使不亏待老师。房子设计有巧思,结构历历在目,《苏雪林自传》提自绘一图,希望将来建屋仿效。“不过是幻想,哪能实现?”她说。 英才聚集南大因素原来如此。她一入宿舍,有家庭贫困女生自荐为佣,不吃不住,烧饭洗衣、洒扫屋宇兼作杂务,每月工资叻币35元,不烧饭仅打杂者15元。3叻币合美金一元。和台湾相差无几,不同处是台湾女佣得兼顾吃住。另外,宿舍水电不取费,她倍觉轻松,在南大领取的薪金是成功大学的五倍。 到校数日上讲堂,授《诗经》和《孟子》,每周各四节。《诗经》本由台湾师范大学前中文系主任高鸿缙负责,授课精彩,学生欢迎,可惜患病,客死异邦。 《诗经》非她专业,陈铁凡送屈万里《诗经释义》,里头有高鸿缙笔记,他说先看屈注,再看高注,就不胆怯。陈铁凡是文字学专家,旧学根底深厚。他和苏雪林共事时间不长,1965年3月转到马大中文系,任教11年,1976年3月赴加拿大定居。指导过硕士研究生张夏帏、徐柳长和陈徽治,他和傅吾康合编过三大册《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 性格刚强 心存智慧 另一门《孟子》也是新课,手头上有焦循《孟子正义》,如何切入心里有分寸。陈铁凡说南大学生求知欲旺,尊师重道,老师教错,学生不责难。他给她打气:“只管壮胆开讲”。 她对本地学生印象好。《自传》提1964年12月22日受邀槟城演讲,讲题〈从屈赋中看中国文化的来源〉,听者无法笔录,但好学,他们“把讲稿借去连夜抄写,居然都抄成。这种精神,大陆及台湾的学生尚有所不及”。 南大学生初笋在〈记苏雪林教授〉说“因其安徽口音,同学乍听之下,颇不习惯,加上伊声量不大,同学往往不知所云。”好奇者可上优管视频,自听其口音可也。她“不属于能言善道的一类”,武汉大学学生吴鲁芹如是说。吴鲁芹善散文,在〈记珞珈三女杰〉说她为人认真,“文章写得不错,教书并不出色。”她授“中国文学史”,自编讲义,他经常逃课,“凭考试前啃啃讲义应付掉这门功课”。 她在南大所授《诗经》也自编讲义。其中〈诗经通论〉,论及《诗经》各种问题,文长三万字。她在南大一年半没有专书出版,1965年2月回成功大学,即着手出版计划,1967年3月,台北文星出版社一口气为她出版10本书,即《人生三部曲》、《眼泪的海》、《闲话战争》、《我的生活》、《文坛话旧》、《我论鲁迅》、《论中国的旧小说》、《最古的人类故事》、《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九歌〉中的人神恋爱问题》。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这是屈原《九章·涉江》句子。心直坦荡,被放逐偏远之地,一样不会损伤。苏雪林是屈赋研究专家,虽然性格刚强,经典智慧,她领会于心。武汉大学、成功大学、南洋大学,安心处就是美好象牙之塔。 离新后念念不忘《诗经》。1994年认真整理南大讲义及后来发表论文,累积20万字,遂有《诗经杂俎》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4年12月25日日记提序文:“本月十六日写起,昨始写毕,共四千字许,费时九日,可见余脑力之钝,去死不远矣。”她97岁,这是人生最后一本学术论著。
9月前
首先,潘受是一个诗人。 近几年,潘受像颗出土的珍珠,逐渐进入学人的研究视域。无论是谈他于1950年代初筹办南洋大学,先是担任陈六使先生的参谋,后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还是提及他毕生致力旧体诗或书法,他都是新马数一数二的作家、书法家和文化人。曾因被视为左倾反动分子而于1958年被当时的殖民政府褫夺公民权,却在1995年被新加坡政府宣布为“国宝”,潘受从无国籍之人到文化象征的命运辗转,招来他晚年自嘲:“当年是强盗,后成了国宝”,写尽新马华人在文教史上的复杂处境。 徐持庆著的《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2007)已然将潘受的诗作成就梳理出来,特别是他对潘受诗的注释,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诗人一生的思想脉络和创作奋斗。潘受,原名潘国渠,于1930年19岁时南渡新加坡,先在《叻报》担任编辑,1934年起执教于华侨中学。此后,他于1935至1940年任道南学校校长6年,并于1941年1月至6月间担任麻坡中华中学校长半年。今日麻坡中化中学校史馆仍记录他为“战前校长潘国渠”,并珍藏着潘受校长于该校1970年创校60周年时编纂校刊《中化六十年》的翰墨题词《芳菲一卷春风史》。 潘受的三本诗作——《海外庐诗》(1970)、《云南园诗集》(1984)和《潘受诗集》(1997),为他创作之路的重要总结。《海外庐诗》收录了他自1937年至1966年30年间的部分诗作,最早交由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85年由新加坡文化协会再版。《云南园诗集》则是他专为南洋大学而作诗的总集,记述了他参与南洋大学筹办以至创办初期的心路历程。然而,厚达八百多页的《潘受诗集》却是潘受的人生归结,其中收录了他一甲子的诗作1300首,数量尤为可观。诗集还附录作者的生活照、文友赠诗、书函,以及作者的笔墨手迹,不愧是国宝级人物。 专攻古体诗创作的潘受,实际上也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他于十三四岁便开始尝试创作白话诗,甚至初到南洋后,在《叻报·椰林》副刊以笔名“衣虹”发表的小说、散文和新诗,也还是新文学创作。潘受曾为抗日时期到访新马巡演的武汉合唱团作了一首〈卖花词〉: 先生,买一朵花吧, 先生,买一朵花吧, 这是自由之花呀! 这是胜利之花呀! 买了花,救了国家。 先生,买一朵花吧, 先生,买一朵花吧, 不是要你爱花, 不是要你赏花, 买了花,救了自家。 这首朗朗上口的白话歌词当时唱遍了新马的大街小巷。1937年,潘受应陈嘉庚主席的邀请,担任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任秘书。他深受南洋地区的中小学生为抗战筹款而纷纷制作纸花沿街叫卖的事迹感动,写下这首后来小学生卖花时传唱的爱国歌曲。据传,这首歌词让合唱团团长夏之秋为之落泪,随即为其谱曲,并由合唱团内年仅18岁的女高音江心美领唱——“先生,买一朵花吧……买了花,救了自家”,唱音丝丝入扣,华社上下无不动容。今日,恐怕再难想像,那些穿着校服站在街头巷尾的学生哥妹,手捧花朵,华侨筹款救国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武汉合唱团自1938年12月开始巡演,至1940年4月回国,所筹善款屡创高峰。1940年,陈嘉庚号召南洋各地华侨代表组团回国慰问抗日将士,劳军赈灾。深得嘉庚先生器重的潘受,再度受任为“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慰劳团”团长。潘受当时年仅29岁,肩负重任。他从中缅上路到中原战区,跋涉大半个中国山河,沿途坎坷险阻与耳闻点滴,后来皆一一入诗。其诗作〈自西安赴咸阳,望太白秦岭,夜雪盈巅,感日来所闻所见,成此短述〉有一句写道:“青山本是无情物,一夜伤时也白头”,道尽回国路上的沧桑感怀。彼时,章士钊先生身在重庆,读到潘受的诗作,不禁感叹:“诗在南洋矣!”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琼瑶南大探父陈致平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刘太希诗人雅集云南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
11月前
琼瑶走了,但她曾来过。 1964年,琼瑶到来新加坡,探望时任南洋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父亲陈致平。据《南洋大学史料汇编》载,陈致平于1963年至1966年受聘于南洋大学,后来以一己之力完成十二卷本巨著《中华通史》,并于1979年付梓。此外,他亦著有《秦汉史话》《三国史话》等作品,其治史之勤勉严谨,为早期南洋大学历史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他同期任教的,还有时任系主任王德昭、余英时之父余协中、梁启超的高足贺师俊,以及助教崔贵强、颜清煌等。 陈致平在南大的最后两年,正值该校反对改制的学潮高峰。尽管风波不断,但教学和研究该做的事,南洋大学始终兢兢业业。1966年,该校迎来建校十周年,毕业生人数达到468人。同年,陈致平离任,返回台湾继续学术研究,并于1969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顾问。 任教南洋大学期间,陈致平与中文系教授苏雪林交情深厚。当时,众多名师南渡齐聚云南园,学术气氛浓郁。邻近义安学院亦有昔日旧友,往来频繁。苏雪林在《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中欣喜提到,中文系的孟瑶已先一步抵达,又细数了当年的南渡教授们,感叹道:“熟人如此之多,当然不会寂寞的。”苏雪林教授《诗经》《孟子》等经典课程,与专攻历史的陈致平虽一文一史,却同样对传统文化怀有深厚热忱,多了一份亲近。 26岁的琼瑶来到南洋大学探望父母,并与苏雪林见面。彼时,琼瑶凭借首部长篇小说《窗外》一举成名。这部取材自她师生恋经历的作品,因其大胆新颖而引发轰动,使她顿时名声大噪。琼瑶家族的传奇色彩更为这位才女增添几分传奇: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哥,而金庸则是琼瑶的远亲,琼瑶的堂舅。 然而,命运弄人,琼瑶的经历竟与母亲袁行恕如出一辙。袁行恕出身名门,求学期间爱上她的国文老师陈致平。这段恋情掀起轩然大波,袁行恕意外怀孕,生下了龙凤胎,其中女儿陈喆正是才女琼瑶。 《窗外》的出版给琼瑶带来了“毁灭性的风暴”(琼瑶语)。社会舆论终究难以接受师生恋这一题材,台湾文坛“狂人”李敖笔伐琼瑶,批评她违背传统道德(〈没有窗,哪有窗外?〉);她的丈夫也因此“无地自容”,夫妻关系恶化,最终于1964年正式离婚。 1964年1月21日,正处于人生低谷的琼瑶,在南洋大学的校园里与苏雪林相遇。年长琼瑶40岁的苏雪林,珍爱她的才情,特意写下〈永远莫放下你这支笔——给琼瑶〉(1965),叮嘱道:“你就永远写下去。天生你这一支彩笔,实不比寻常,你该好好利用它,假如你再能推出几部像《几度夕阳红》的创作,岂但你将屹立台湾文坛,永无人摇撼得你动,世界文苑将来也该有你一席之地呢!”后来,我们都知道,琼瑶不负所望,成为一代文坛大家。 一向创作现代小说的苏雪林,还为琼瑶写了两首古体诗〈狮城寄琼瑶女士〉。诗序云:“琼瑶乃名教授陈致平先生之女公子,凤凰其小名也,有夙慧,自幼即善属文。致平先生现与余均任教新加坡南洋大学,夫人与余颇相得。岁初,琼瑶省亲来此邦,余始得遍读其著作,叹为一代奇才。乃忽闻有妄人故加推毁,心甚不平,赋此二诗慰之。”字里行间,流露出苏雪林对这位年轻才女的赞赏与关爱。尽管苏雪林专注于纯文学创作,但她仍然遍览琼瑶的作品,面对文坛的恶意抨击,更是愤然不平,为琼瑶发声辩护。 苏雪林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长寿的一位,享年102岁。她在〈当我老了的时候〉一文中如此写道——“我生来不美,所以也不爱美,为怕老丑而甘心短命,这种念头从来不曾在我脑筋里萌生过。……只希望多活几岁,让我多读几部奇书,多写几篇只可自怡悦的文章。多领略一点人生意义就行。”琼瑶大概也曾读过这些文字,但她对生命的终章有着不同选择,随风“不如归去”。 相关文章: 【花样年华】伍燕翎/刘太希诗人雅集云南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
12月前
1年前
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首批聘任的院长与教授名单约有19人。据《南洋大学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当时中文系的教授即占据三位:佘雪漫、潘重规和凌叔华。前两位教授专攻古代文学,凌叔华则是民国时期的才女与现代作家。 南洋大学中文系一贯追随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此时在新马地区能够成功邀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直系弟子潘重规前来执教,实属难得之举,为后来海外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中国国学基础。 潘重规教授出生于美丽的江西婺源乡村。1930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字学家黄侃。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与章太炎共同开创了“章黄学派”,并与另一位恩师刘师培并称“民国三疯子”,三人因个性鲜明、学术独特而广为人知。 1929年,黄侃携潘重规前往上海为恩师章太炎祝寿,席间章太炎问其所学,对他的才华格外欣赏,借鉴唐代文人李百药之字,将原名“崇奎”改为“重规”,借以劝勉他学有所成。1932年,潘重规应黄侃之邀,回到中央大学担任助教,延续了与师门的深厚情谊。 黄侃对潘重规的学识与人品颇为赞赏,曾评价道:“在千百文卷中,只有潘生一文,不但文笔精美,而字字一笔不苟的正楷,近来常来请益,诚为近代青年中之精金美玉。”他对潘重规器重有加,不仅高度认可其才气,更寄望他“可望传业”,继承自身的学术真传。最终,黄侃欣然地将长女黄念容许配予潘重规,两人成就了一段令人称羡的姻缘,成为学界佳话。 1956年,潘重规从台湾师范大学来到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将年迈母亲接抵新加坡同住。新加坡著名书法家兼诗人潘受曾作诗〈赠潘石禅教授〉以记载其孝行: “远为蛮荒至此奇,吾军旗鼓益张之,安仁涕掩西征日,子美魂销北望时。独解红楼探古梦,不妨皂帽作经师,板舆一路春先后,伫共高堂拜母仪。”诗中传达了潘重规远渡星洲讲学,不忘孝敬母亲、悉心奉养的深厚亲情。 潘重规在南洋大学中文系开设了“国学导读”、“中国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史记”和“诗经”等课程,延续了“章黄学派”的学术脉络,积极推动汉学在海外的传播。翌年,潘重规的妻子黄念容也加入南洋大学中文系,两人在异乡的学术园地携手并进、琴瑟和鸣,共同为南洋大学的中文教育奉献心力。期间,他们又为南大中文学会出版首刊的《中国语文学报》供稿,在南洋大地上播撒学术种子,为新马早期的中文系学生奠定基础。首届毕业生如余秀斌、翁世华等人对恩师怀念不已,即使到了90年代末,仍不远千里到访台北探望恩师。 与潘重规和黄念容有亲属关系且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还有刘太希。刘太希是潘重规的舅舅,1919年得北大校长蔡元培破格准下入学,深受当时在北大的梁启超的教益。刘太希精通书法、擅长作诗,古文造诣深厚。应时任系主任佘雪漫的邀请,刘太希前来南洋大学讲授“历代诗选”和“诗经”,与外甥潘重规夫妇及其母亲在异乡重聚。这一段学人的家庭因缘,为南洋大学中文系的历史增添了一段引人注目的传奇。 刘太希在南洋大学推动旧体诗创作。1960年,南洋大学中文系举办了一连七天的“大学周”诗人雅集,并邀请刘太希和佘雪漫担任顾问。这次雅集堪称一场大型的马新诗坛总动员,吸引了李冰人、陈晴山、孔祥泰、潘受、刘楚才、黄孟文等著名诗人参与。雅集借以“云南园”为题,诗人们各抒怀抱,纷纷留下诗作,最终还出版了《云南园吟唱集》,由刘太希作序。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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