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说中国文化让他心存敬仰，造就他性格中宽容忍让的部分。他读过儒家典籍，最爱孟子和王阳明。他提孟子曾对一个乞丐宁愿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的行为提出赞赏。原话应该是：“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他说礼貌和道德密不可分：“提意见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必须要保持对另一方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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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约翰·林顿1868年到中国传教，在杭州前后住了46年，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他怀念童年时光，“我们有几个很好的中国朋友，经常一起玩耍，彼此用汉语沟通。”当年点滴记忆犹新：“尽管生活被限定在教区附近，但特定生活场景，比如过年时候吃年夜饭、正月十五看花灯、划舟游西湖等百姓习俗仍然历历在目”。11岁时父母带他和三位弟弟回美国，“仍然穿中国服装，用筷子吃饭，并用中文高唱圣歌”，他们和周遭格格不入，“受尽同学嘲笑和愚弄。”一直到16岁进潘达珀丝学院读书后，才“摆脱中国特殊印记，成正常美国孩子。”
父亲是传教士，他最后也受到宗教感召，回中国传福音，讲道工作维持两年，被邀到南京新神学院任教。1919年，他到北京，受委托将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组建成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请胡适为其书作序。《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49年8月5日条记《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胡适评论《白皮书》文字都来自序文。司徒雷登名字第一次入我眼帘，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后来终于有机会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读到《在华五十年》英文原版，司徒雷登的形象自此清晰。
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时，声明不负责筹钱，他找有筹款经验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担任副校长。他自己专注校务。残酷现实扰乱计划，学校是“空壳子”，董事会给意见的人多，身体力行的人少，最后他披挂上阵。《在华五十年》中说二战以前，他先后十次往来北京和纽约，有一次募款回来，突起感触，对同事说：“每一次面对乞丐时，都感到自己和他们同类”。他的对象来自民间，美国政府袖手旁观，“没有出过一分钱。”
人生三分之二时间留给中国
“理想需要花费金钱”，胡适引司徒雷登这一句话，辛酸苦辣都有参考价值，胡适说筹款过程是书中“最使人激动的部分”。
胡适在〈从私立大学到燕京大学〉提到新文化运动期间，一班传教士认为北大所提倡的思想解放运动于宗教不利，但开明的司徒雷登等基督徒不作此想。1919年春天北大和燕大谈合作，“开一个整天的谈话会”，北大代表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陶孟和、顾孟余。
胡适说他看到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所完整的大学。燕京大学重视科学也不忽略人文，他们对老师要求高，曾请胡适担任“国文门的主任”，胡适因为北大事务未了，没有答应，推荐周作人。
1921年2月14日胡适致信周作人详叙此事，其中提两个重点，第一是薪俸，“不论多少，都肯出。他们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费用。”第二是“自由全权，不受干涉”。胡适说周作人应该慎重考虑，“独当一面的去办一个‘新的国文学门’，岂不远胜于现在在大学的教课?”
薪俸和学术自由，吸引很多知名学者。燕京大学后来得到美国铝大王霍尔（Hall）捐款，与哈佛大学合作，创办哈佛燕京学社，建立中国研究中心。燕京大学中国图书馆藏书丰富，后来又编辑出版《燕京中国研究杂志》、《哈佛燕京中国学索引系列》，胡适说这都是值得称许的成绩。
司徒雷登将人生三分之二时间留给中国。“线条流畅的飞檐，鲜亮明丽的颜色，并用钢筋水泥来构筑房屋的主体结构”，他说从学校的建筑就能看出办学理念：“为保护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努力”。校园有一座十三级浮屠塔形状的水塔，亭阁多个，校工从废败的圆明园运来很多石雕，增强人文景观。
1920年3月16日，胡适应邀到燕京大学讲〈不朽〉。1921年4月28日，再次应邀，讲〈诗经的研究〉。1921年6月10日又受邀讲〈易卜生主义〉。他熟悉燕大，对校园设计赞不绝口：“中国学校的建筑，当以此为第一”。
司徒雷登相信迷人校景可以让学生对大学增添感情。几十年来他听过无数访客夸赞燕大，说它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恭维话听多，我们自己都相信了”。他说原来“现实竟然比我的梦想还要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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