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玲／负痛前行——《我们与恶的距离2》的伤痛与救赎

这样的结构不仅让观众看见每个角色的脆弱与挣扎，也让人们意识到：我们的选择，对他人的生命可能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

伤痕之中相互承接：痛苦中的陪伴与同理

剧中的角色在伤痛的破碎之中彼此拥抱、互相扶持。几乎所有的照护者本身都不是完人，甚至是深陷伤痛而挣扎求生的个体。他们不是“强者”，而是理解痛苦的人，因此更有能力去承接别人的痛。

心理医师马亦森（周渝民饰演）在一场纵火案中失去了太太与儿子，原本沉浸在仇恨和伤痛中，却在照顾政茗留下的孩子的过程中，逐渐找回了善良的价值信念与支柱。剧终他并未完全走出过去的创伤，也没有原谅害死妻儿的凶手，但他已放下以命抵命的复仇心态，因为一个完全无法省思自己过错的凶手性命并不足以抵消他善良的妻子和可爱儿子的命。“我不想成为跟你一样的人”是他守住自己底线的方式。

辅导老师简齐蕙（詹子萱饰演）身负加害人与受害人家属的双重身分，小时候的她亲眼目睹父亲害死母亲和哥哥而患上恐慌症。当她对同病相怜的学生罗誉说出“这不是你的错”时，不只是安慰对方，更是对自己过去伤痕的疗愈。这句话，她等了多年才真正能说出口，也是在那一刻，她终于学会了原谅自己，也接受了自己对父亲既爱又恨的复杂情绪。

剧中不乏让人无能为力的时刻。公共卫生专员幸珠在疫情期间被加诸了一堆超乎负荷的防疫工作而疏忽了精神病人个案的照护，导致一些还未能赶上拨出最后一通电话、来得及见一面的个案，便已自杀离世。正如马亦森所说：“我们真的接得住所有人吗？”现实也确实如此。但正因为不能保证成功，“接住”才显得格外珍贵。

政治不是救赎，反成悲剧的催化剂

编导透过高政光（薛仕凌饰演）这个角色的弧线，揭露出台湾民主体制的荒谬与民粹之下的无力改革。他从非政府组织转战体制内，希望“从内部改变制度”，然而最终却沦为权力斗争的橡皮章。

本剧以高度讽刺的方式描绘议会里的闹剧，无论是政治人物为了选票迎合民粹，还是体制对改革者的消耗，都传递出强烈的无奈与悲观。无论是为了守护防疫高效的美名还是稳住社会对公共安全的恐慌感，基于选票，政府都会选择先牺牲少数精神病患者的权益。

希望与现实之间：温柔的坚持

尽管《我们与恶的距离2》处处展现了社会的荒谬与人性的脆弱，但它终究还是一部充满希望的作品。

在剧终之际，多数角色虽仍背负着过往的创伤，但他们开始学会与痛共处，甚至成为他人的支柱。这种改变或许微小，却真实地呈现出一种可能——一种来自理解、接纳与彼此支持的社会性修复过程。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停止伤害发生，只有允许和接受会受伤的事实，才有可能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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