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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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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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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9:00am 31/10/2023

散文

回家

家乡

加亨

离乡背井

邱向红

小地方

暂居

邱向红/此处暂居

作者:邱向红
图:NONO

很少对人说我是人,因为大多数人脑海的地图中没有这个地方。

之前在新加坡工作,逢人问起,我都得把地图拉远来介绍。我会说我是柔佛人,百分之九十九会接着问我是不是JB。“不是,是居銮。”要是对方听过居銮,我才能继续告诉他们:其实也不是居銮,而是靠近居銮的一个小新村,叫加亨。像是闯关问答游戏,很少有人会抵达这一关。就算到了,也会说没听过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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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亨位于居銮与丰盛港之间,很大面积都是垦殖区,聚落零散。加亨新村是人口聚集最多的地方,位于丰盛港路22支。人们一般判断地方大小,都以房屋和人口聚集为准。所以,与其他城镇比起来,它很小。我常这么跟人形容:它只有一条主要大路,轻易就能路过。

离开居銮,行驶约30公里,越过路边零散的马来木屋,柏油大路两旁开始出现细小的分支,通往花园屋、商店街以及新村。要是没拐弯进入这些小分支,开车不到一分钟就已跨过了加亨,往丰盛港去。贯穿加亨的大路两旁,可细数银行、加油站、巴士站、诊所、警察局、政府中学,基础设施一目了然。街上的店屋至多三层楼,后来才兴建的小酒店,也只有四层。生活脚踏实地。其余的商店及住宅,都沿着大路分支铺展开来;各分支尽头,皆是茂密的油棕园林。

即使是在移动范围有限的小时候,我就已觉得它很小。生活所需去到的地方,走路或骑脚踏车皆可抵达。用现今网络用语来形容的话,它并没有所谓的“隐藏式景点”。

如此小的地方,似乎是不够空间伸展的。回望过去有记忆的二十几年,我都一心努力长大,前方的目标总是离家越来越远。对村里的每个小孩来说,我们都知道终有一天是要走出去的。外面的世界很大,好的生活总在远方,而不是脚下这块土地。15岁时,我搬入居銮中学的宿舍,两地来回。从那时起,家就不再是唯一归宿,暂存在他方的不止是行李衣物,还有一部分的自己。

中学毕业后在新加坡读书与工作,一待就是9年,看似不长,却已占据了目前人生的三分之一。兴许是被的水土喂养惯了,灵里肉里都藏掖着对的眷恋。我深感活在他乡的疲惫与孤独,也极不适应高度密集的生活状态——就像是一个开盖的蜜糖罐,沾满千万只蚂蚁,大家奋力挣扎求存,只希望能分得那一点甜。

我决定辞职回乡。身边朋友都好奇,回去小地方能做什么呢?

是啊,甚至没有麦当劳和肯德基让我打工呢!除了玩笑,我没有答案,目前的想像仅仅只是暂时回来休息。因为我心里深知,虽生长于这里,却还未下决心往深处扎根停留;在不远的未来,我依然想把枝叶延展到更高的天空去。但倘若需要一个僻静且无纷扰的角落,得以让我养精蓄锐后再重新出发,除了这里,别无他处。

归家几个月,大多时侯,我每一天的开始就如一成不变的小学作文:“风和日丽的早上,我和妈妈一起去巴刹买菜。”日子如此地平凡,毫无华丽词藻修饰。

挤不满人的巴刹里,卖菜与卖肉的摊子依旧只有那几摊。20年过去,蔬菜瓜果总是新鲜的,只有人是旧的。其余的摊位空着多年,鸟粪与青苔互相沾粘覆盖着石台表面,也无新人来清理。大婶们夹着拖鞋,挂着松垮的上衣,嘴边话题离不开三餐要煮什么。街上的摊子和小食店越开越少,三餐问题还是得由家庭主妇来烦恼。可再新鲜的食材,种类终究有限,365天也变不出什么新花样。

有次菜摊老板娘接过一大篮的蔬菜,笑笑对我说,就你妈妈煮最多了。其实我们一家四口加上外婆,也就五个人。老板娘开始数数,说她家的那整条街每户加起来可能都不到十人,要是晚上哪家人拿起锅子锵锵锵喊救命,其他家里只剩两老,还没人敢出去呢。

照理说家里只有两张嘴要吃饭,一次的采买就能够吃上好几天,可有些大婶还是会每天到巴刹走个过场。在这里,上巴刹无非为了嘴上的两件事——吃和说。一颗番茄或两片豆腐,就能换来不少情报。小地方能供人聚集的场所也没几个,巴刹倒成了主要的社交之地。谁住院动手术了,谁家有人过世了,谁又欠钱跑路了……村里的大小事,几乎都是先来到这里,然后才被带往家家户户。想知道什么事,来这儿问问就知,摊贩就是情报人员。

偶尔碰到熟识的婶婶阿姨,她们总会问候一句“放假回来吗?”“什么时候出去工作?”在他们的认知里,我还是那个不断回来与离开的人。也罢,再过不久他们就会知道,我已是个辞职回乡的闲人。

一些大婶见到我,偶尔还会对着我母亲感叹,现在的年轻人竟还愿意早起跟妈妈来巴刹。仿佛我就该被归类为那些许久才一次,然后抱头睡到中午才肯起床的年轻人。

其实,这里也有一些年轻的生面孔,大多是那些因婚配而留下的越南女子。除了年龄差距,还能通过装扮将她们与本地中年大婶们区分开来——时髦的牛仔裤和上衣,脸上带点妆容,粉底和口红较明显可见,还有那较高的鞋跟,让她们能轻松踩过积水而不怕脚趾被溅湿。比起她们,我脚上踩着的人字拖,倒让我在人群中无法昂头阔步。

巴刹旁还有个小市场,是另外建给猪肉摊贩的。四方的市场又小又窄,与其说是市场,不如说是个亭子。肉摊老板干脆把小卡车停在外边,直接当作档口砍骨卖肉。前阵子闹猪瘟,加上猪肉不断起价,生意欠佳的肉摊老板本打算借此机会退休不做了。

加亨曾是野味天堂,猪肉以外,能吃的还有山猪、松鼠、蛇、鹿、猴子、鳖等,甚至听父亲说过吃虎肉的都有。过去曾有三家野味餐馆在村里三足鼎立,咖哩、姜葱、瓦煲、红烧、麻油,食客要什么煮法,餐馆都能给你端上桌。随着打猎被禁,餐馆头手因年老相继过世,吃虎肉已成为传说。

如今,别说野味,连猪肉老板都要收摊了。老板说老了,猪骨砍不动了,是时候放下屠刀过日子去。可那些刀下的猪只,祖宗十八代都排着队去投胎了,却没人排队接手那把刀。肉摊不开,村里人买猪肉要驱车到居銮去,甚是不便,所以老是来问。于是老板把大刀磨得更利些,咚咚咚地继续敲打骨头度日。

肉摊开回,旁边寄居讨食的野狗比人还兴奋。我总觉得整个村子,生育率最高的,就属这些野狗了。也许因为如此,它们总是神态倨傲,肚皮顶着天躺在路中央晒太阳,车子驶过也不甘愿闪躲。兴致高昂时,还会追着摩托车犬叫,抗议你擅自路过它的地盘。领地意识极强的它们,有着的不只是对主人的忠心,更是对地方的忠心,一生就守着一个地方。

一辈子守着一个地方、一个摊位或一把屠刀,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是难以想像的。之前当教师时,我曾多次质疑,这辈子真要在那里以那个身分自居了吗?后来的决定,显然证实了我不愿就此安于现状。

走在街上,我渴望碰见那些曾经一起玩乐的童年玩伴或小学同学。如今的他们,也都在他方为各自的生活努力拼搏着。活在科技时代,其实只要打开手机的社交软件,就能立刻得知他们的近况。可几年下来,我与他们也没真正在上面打过一声招呼,唯一的联系或许只有时不时点击的“赞”。所以我有时会想,要是能在家乡遇见,说不定还有机会聊上几句。我们都是一心想走出去的人,只有愿意折返,我们的生命才得以再次相交。

回看我的父母以及他们这一辈的人,大多都把一生的时光倾注在这里。除了每日按时开店或摆档的生意人,村里的人好多都是园主或农人,他们一辈子的生活就是脚下这片土地。以土地为生的人,必须先向时间屈服,少则三五年,多则几十年。农作物一旦种下,人也就一同根插在这片土地上,长期相互依存。劳力的付出还是其次,得守住那一份甘心,日子才过得下去。毕竟小地方生活平淡如沙漏瓶里的沙——纵然一分一秒均匀落下,可翻来倒去都是同样一堆沙。

在我们父母辈供养的这片土地上,我总觉得小孩不是个完整的居住者。这些尚未扎根的生命,不过是仰赖父母的养分,寄住在这里。就如曾经是孩子的我,只能顶着“某某邻居的小孩”这样的身分,行走在街坊邻居间。村里的人,村里的事,也总要隔着父母这层关系才与之相关。

长大以后,由于长期缺席,我依然感觉自己还不真正属于这个地方。潜意识中好像有一种义务要去完整自己作为居住者这一身分。然而,过去的漂泊经验让我看见,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生命之网,早在我们抵达以前它就已在那里交错蔓延着。无论是谁,都要在那里累积了一定的生命经验以后,才能够把自己交织进去。以目前的我而言,自然是不足够的。

可从小到大,我只学会为离开做准备,外头一直都有无数个未知的世界在等着我前往。我无法就此停留,我终究还是缺少了那一份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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