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家林怀民／别离云门 乐享云淡风轻

2019年退休的林怀民，屡屡强调不再管事。但对于几乎投入半辈子的云门舞集，但凡需要他，他都会出现。刚参与台湾台东“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回来的他，正在淡水的住家收拾行李，准备前往下个城市。

今年是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的15周年，恰好是距离讲述台湾先民渡海来台打拼的舞作——《薪传》首演的第45个年头。

“《薪传》中有一段演的是秋收的场景——‘耕种与丰收’，我觉得交给小朋友在池上的稻田跳非常好。他们最小的只有9岁，最大的只有13岁。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的舞蹈训练，但16个人跳起来很认真，非常可爱。”

而对池上的民众而言，这支经典的舞作由孩子们演绎具有传承的精神，意义更为重大。“小朋友的长辈、爸爸妈妈都是这里的拓荒者，看见第三代或第四代在台上跳舞，他们看了觉得好感动。”不禁让人回望1973年之时，林怀民创立云门舞集的两大期盼。

“第一、编出属于台湾文化的舞蹈；第二，将校园的学生、社区和偏远地区的人作为演出对象。因此，当时的云门舞集并未有任何美学的主张，我希望舞蹈是通往社会的一个桥梁。”正是在这样的想法之下，林怀民这才创立了云门舞集、台湾第一个职业舞蹈团。

“弃文从舞”

然而，虽然带领一个职业舞团走了接近50载，林怀民对外始终强调“自己不会跳舞”。

在成为一名编舞家以前，林怀民更为人熟知的是作家的身分。1969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蝉》，让他成为台北文坛备受注目的作家。问起“弃文从舞”的理由，他认为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在当时，台湾社会处于戒严状态，思想言论自由受到钳制。

“不能想、不能说、不能做”，他这样形容。

就在大学毕业后，林怀民到美国深造小说创作硕士学位，从外面的世界，他感受到变化。

“那是70年代，年轻人都在忙学运，和90年代后的年轻人都想要赚钱不一样。全世界从巴黎到纽约、芝加哥、柏克莱、东京，所有地方的年轻人都提出他们的看法。”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同意成立美国和平青年团，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建筑等服务。

“人家说‘公而忘私’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个时候就好像有一点（和我）契合的东西（出现），但我还没想到我自己。”直到有一次，林怀民在美国图书馆看到中国《人民画报》内“赤脚医生”的文宣。

一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医疗设施落后的偏乡地区的农民服务，“比起一直给钱帮忙，但这些钱时间到就用完了、不见了，很多事情都没有改善 。所以‘自己改善自己’，我认为是最好的方法 。”

云门舞集的诞生

1971年10月25日，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遭逐出参与创始的联合国；1972年，美国宣布将钓鱼台“管理权”交给日本政府。牵引台湾时局大事接二连三发生，远在美国的林怀民，也曾走上他乡的街头抗议。

“我最终回来台湾，因为在‘海外指点江山’是没有道理的。”

他先是回到母校政治大学授课，在美国修习现代舞的背景，让他在因缘际会下也教了跳舞。当时尚未有正式的本土舞团，所以林怀民便想说“自己创吧”，云门舞集这才诞生。

“我太想和这个社会有链接，舞蹈便是这个桥梁。”他接着感叹：“年轻的时候疯疯的，那时完全不会跳什么舞，也没有编过什么舞，糊里糊涂做这个事。那时绝对没有想说，要到世界去演出，也不晓得明年会变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1973年，云门舞集在中山堂首次演出，现场3000个座位全数卖光。

面对好评如潮，本该欢喜，但对当时并未有编舞经验的林怀民来说，更多的是压力。借酒消愁的日子不少，但他背负着养活舞者的责任，所以得硬着头皮做下去。

“因为我要发薪水给舞者，很多家庭（要养）。”他说。

社会进步牵动云门成就

无论是历经休团重整、排练场发生火灾、经费不足等问题，云门舞集一路走来不易。但凭着一股冲劲，累计超过100支舞作。表演从海外回到台湾各县市的文化中心、学校礼堂演出，深受国际和本土居民的喜爱。

云门舞集取得空前绝后的如是成就，林怀民认为离不开台湾社会经济和思想成长。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两年后诚品书店开幕。

1995年，台湾第一古典音乐——爱乐电台开台。

1996年，台北捷运开跑。

“当台湾经济、社会开始进步，人们开始尊敬爱好艺术，于是有了需求。”云门舞集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延续到今天，走过了半个世纪。

“我到了1982年才买了录像机，开始看一些舞蹈的片子。那时候一支舞、一本书要搞很久，因为你没有那么多。今天所有的一切上网都有，大家变得不大珍惜，这个也变成你的书，出版业就比较辛苦。”换作现在，任谁要复刻云门舞集的成就都非易事。

“人聚集才有民主”

冠病疫情结束，为了欣赏云门舞集的演出，户外表演场所再次人群簇拥。

“去年夏天，广场上挤满3万人，我们看了都觉得好感动，大家多久没这样在一起了。”

原以为林怀民的感动，是指舞者与观众互动的“现场感”回归。他连忙摇摇头，“不是的，人原本就该在一起。有了手机、互联网后，每个人都只顾自己。你不晓得隔壁住谁，可谓‘天涯若比邻，比邻若天涯’。”

他表示云门舞集走入社区，在民众间表演，只不过还原了最早以前“野台戏”的看剧习惯，“野台戏是我们小时候常常看到，你不到电影院，而是在庙前、广场前看戏。后来西方的东西进来了后，那个东西不见了，我想马来西亚也一样。”

人群重聚，社区广场上再次成为人与人间讨论甚至辩论的场所，林怀民说：“有人聚集的地方才会出现民主。就好比选举没有经过讨论、聚会，那是办不到的。”他重申，一个舞团无法创造时代的潮流。反之，云门舞集能在这个时代里有小小的贡献，林怀民多番将幸运挂在嘴边，“我觉得很幸运，可以和台湾社会一起成长。”

将人生经历编成书

卸下云门舞集艺术总监的岗位，林怀民去年重返作家身分出版《激流与倒影》。

书中收录25篇散文，记载了他人生的历程与内心情感。问起为何萌生出书的念头，他说因应台湾时报出版社编辑的邀约。他进一步笑着分享出书的幕后故事，“原本编了两本，我就说没有人要买两本，得抽掉一本，但编辑就说不要，后来他都要哭了。”

《激流与倒影》出版后，去年获得多项文学奖。林怀民本人都为此感到意外，直呼“吓一跳”。但是否有重新执笔当作家的意愿，林怀民却是连说了3次“没有”。

“当我想起一个idea的时候，再来要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然后Google又告诉我注音错了，所以我又要重新找字。”此外，随着年纪渐长，每逢抓起笔写字，写的多是悼念死去好友的文章。

“最近，作曲家许博允先生过世了，我写信寄到台湾《联合报》说‘我向你担保，这是最后一篇掉念的文字’。所以我想，我大概不会再努力去写什么了。”

后记 “老师，我很好奇你如何看待老去？” “老去……”停顿了一会，林怀民若有所思地接着说，“老去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最近常常在参加告别式。” 而面对老去，“整理房子”是他目前最想专注的事。无论该丢的、该捐的，抑或该留下的，他强调都必须清楚列明白，只为不麻烦后人。 “我不希望我留下来的一堆东西，人家不晓得怎么处理。像我爸爸妈妈走了以后，他们的东西，我们大概用了六七年都还在整理。”谈到生死，即便隔着荧幕，气氛带点感伤，林怀民却说得坦然。 “就像我住在淡水河边的房子，死后会捐给云门，让艺术家可以在这里画画，玩音乐……一旦整理完了，我随时就可以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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