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在口号泛滥的时代, 有自觉才会自由



艺术可以改变社会?——同行的热血喊话,在他听来不过是一句甜腻口号。
“艺术改变不了社会。”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把锐利的话说得不疾不徐。“艺术有很多口号,讲是ok的,你可以讲……不是,你是要讲的,有些事不讲不行。”那他本身讲不讲?“不就讲咯,但我不会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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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泛滥,源于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它让很多事物变质,再抹上一层奶油般的广告口号。“广告口号没问题的,其实知就得了。”知道什么是虚空,什么才实在。“我经常觉得自觉很重要,有自觉才可以自由。”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陈启基
年轻时喜欢电影,大学却念建筑(“在那个年代比较实在”),英国毕业回港从事建筑设计,也走进剧场玩转时间与空间的艺术,现为香港演艺团体“进念·二十面体”艺术总监兼行政总裁,定期撰写文化政治评论。脸书与IG相册,城市观察与心经抄写的照片交错,向外看也向内观。
一身黑衣坐在沙发,谈论社会现象比起说自己更热络;于是问他,近期有什么事最常缠住思想?
“我觉得,现在很多学校变成一个服务学生的地方,好像人与人的关系变了。以前,老师的责任是教育学生,现在变成旅游服务,要游客开心,要环境舒服。不是去发展学生潜能,只不过是顺着学生,学生喜欢甜食就给他吃,而不是说,你只吃甜食是不行的。”
这样的现象,在国际都会香港与新加坡尤其明显,“读完之后,小朋友是否真的认识自己?其实一个社会的变化是否也是这样?”在他看来,读书是一种思维运动,本就不该追求舒服,当教育服务化,“全部关系都很虚伪,不能说学生,要赞学生,就像消费主义广告都在哄你买东西,它蔓延到教育,这是近十年我觉得很奇怪,也是不能逆转的潮流。”
又是消费主义的梦幻陷阱。
“反观亚洲其他没那么发达的地方,他们面对教育的态度不同,教育是生存问题,年轻人要更加面对现实——读书是为了找工。所以未来我觉得两种社会出现的人才会不一样。”
教育是社会发展之本。在香港,他看见且忧虑的是,教育环境太舒服,没把技能锻炼好,导致年轻人离开校园后,似乎很难入行。
“我个人经常觉得,很多事情是技术决定的,当你总说,不是技术决定的,态度可以决定,这不就是虚伪咯。你把态度讲得那么大,但是你可以做的技能很小……还包括很多大环境的改变,这是一个系统性、组织性的问题。”
教育现场灌入奶油;艺术场域也有它的虚伪。

艺术不能改变社会,什么才能?
谷歌胡恩威,简介头衔有“亚洲艺术科技剧场先驱”“跨界剧场与多媒体剧场先锋”云云;进念·二十面体从来也是重视实验的戏剧团体。拥有实验精神的前瞻性,他说,这是香港大环境允许的。
“不同社会有不同状态。香港本身有它的开放性,概念上是可以实验很多不同的东西,观众也能接受。香港在亚洲中间,可以吸纳不同文化,很受日本影响,也受欧美影响,所以我们都在寻找一个自己的方式去(实验)。”

实验不是任性,而是正视现实的限制。
他常说,实验和现实,都有一个“实”字,“你要知道框框在哪里,才知道自己在实验什么。如果不了解局限,你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多时候那就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东西。”
面对现实,剧场空间设计是一个框框,“这个空间是用来娱乐、教育,还是允许比较开放的东西?”政府也会架起很多框框,“城市规划要建多少剧场?怎么拿演出牌照?还有很多安全问题。”观众的局限又是一个框框,“我们在消费主义社会,很容易随着一些数据去告诉你,这是好的,大家就跟吧。跟是ok的,最糟糕是变成另一种东西。”
也没什么好抱怨,“流量数据这些事,你讲也没用,没得讲。现在创作好像to be or not to be,究竟我要参与流量的游戏,还是继续所谓自我的追寻?”流量的游戏,他不抗拒玩,“但是要诚实咯,即是不要用艺术包装流量。现在很多艺术都是一种假象,经常有人说要发声,要改变社会;以前某个时期可能可以,现在艺术改变不了社会,科技就行。”
时代在变,影响社会核心的领域也会改变。“所以科技也在改变着艺术。”
科技不就是一种技能,渐渐被态度虚掩的技能,“你有什么技术,就能做到什么出来。但有些人不是嘛,他们用意识形态做艺术,那就变成是一种gesture。”
在剧场尝试不同的实验 打破四方框
不好空有姿势,所以拥抱科技。
事实上,所谓的沉浸式体验,胡恩威已经实验好多年,最新作品《唔讲得》更是香港首部将5.5G网络技术引入剧场的剧目——随着情节铺开,演员会在台上打开手机录像,捕捉自己或他人,手机荧幕同步投影在舞台大屏幕,让观众可以多角度观看演员的表演,打破剧场舞台肉眼可见与不可见的四方框。
打造沉浸式体验,也不是只有仰赖科技,“这次我把布景设计推到最前,尽量拉近演员与观众的距离。”种种安排都是别有用意。“因为《唔讲得》剧本是讲着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想要有一种‘近近跟你讲’的感觉,让观众甚至可以投入到某些角色里,而不是很抽离地去观察。”
《唔讲得》改编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喻荣军原著舞台剧《不可说》。戏里,丈夫是脑神经外科医生,妻子是脑神经内科医生,两人对话密集,却没有真正交流,有天老同学突然来访,揭开隐埋多年的秘密……而所谓的真相,不断在舞台上推翻、变形,直至人人都看见自己心中的黑色乌鸦。
“这不是很典型的剧本,我做的实验有几个层面,一是用科技去呈现;另外,我第一次在上海看《不可说》,是普通话,当时我觉得,如果对白变成广东话,会有很多黑色幽默,是普通话没有的。广东话有很多发音的方式、语气,都会将意思扭曲,因为广东话有种暧昧性,有时一不一定是一,二不一定是二。这次我也在实验广东话这个语言。”
2025年5月,他率领叶童、黄德斌等人来马出演《唔讲得》,KLPAC的空间设计,又把演员和观众的距离拉得更近,“更加engaging”,观众反应也不一样,笑声莫名更多,“我在上海看的版本,很严肃很deep,没人笑。香港首映有少少笑,但也没像大马观众这么开心。我觉得很得意,跟语言有关,跟大家看戏的心情有关,也跟剧场空间有关。”

剧场存在的理由
剧场是一个立体空间;有别于在影院看戏,看的始终是平面布幕。
“在室内在室外?空气闷不闷?观众可不可以走来走去?坐得远坐得近?观众坐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情景也不同,剧场特别就在这里。”有建筑系背景的他说,“跟建筑的概念一样,剧场也在处理时间和空间。做导演,就是要将这些元素组合出一个空间,给演员发挥。”
剧场这个空间所承载的功能,来到今天似乎渐渐失重。
“20年前,剧场就是社交媒体本身,不同社群走进去表达自己的看法;现在有了社交媒体,剧场用来发声的功能弱化了。现在问题最有趣是,社媒已经代替很多艺术的功能,以前艺术是去分析社会、批评社会,现在没有了。艺术还有什么呢?大家要去摸索。”跟着又丢出一句,“其实发声很容易变成发泄,现在发泄是主流嘛。”人人陷入流量的游戏。

流量为先的商业生态反倒简单,“而我们做实验的,永远都在社会边缘,所以永远要去处理很多框框的问题,看到的东西很现实,那就会明白多一些,”什么我要改变社会,什么人人都是艺术家,他笑说,“我又不会说是谎言,不过不是现实咯,只是广告口号咯。”
剥掉所有广告口号,剧场还剩下什么?
“是的,所以要重新想想,”他想到的是real time real space,这是手机成瘾的时代,越来越珍贵的体验。“剧场是现场,是真的,手机不是嘛,你可以暂停,你可以分段,抖音影片看100次都一样,但剧场演员的表演,每一场都会有点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剧场还relevant,为什么剧场还需要存在。我们就继续在工作范围里去做实验,至于会不会和更多观众产生更大的互动,就不是单靠自己可以决定。”

在框框里继续玩出无限的可能?——是一句用来翻篇对话的敷衍注解;胡恩威把它抓住,不疾不徐回话:这也是一句广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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