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仪／发问者残忍之必要

受访者的不安、羞耻、悲痛和尴尬，隔着镜头都让人难受；不禁会想，如果自己是那个坐在镜头后方发问的人，应该如何斟酌这些残忍的必要。

印象深刻的，是那名定居槟城的Simon。Simon的爷爷在1930年代从台湾移居槟城，在Simon口中，爷爷是音乐家也是好父亲，可爷爷也有其他切面。担任日本宪兵通译期间，爷爷曾给许多家庭带来苦难。日本战败后，爷爷坚决不返回台湾，最终被英军处死。家人自此出入街头，都得承受街坊谩骂，日子一样不好受。

影片中，廖克发将一张泛黄信纸递给Simon，要求他在镜头面前，把别人对爷爷难听的指责念出声来。Simon的两难在银幕上明晃晃无处可躲。

电影放映同天有场分享会，同事友人将这道疑虑抛给廖克发。廖克发也说，他曾邀请Simon到台湾分享，受访者选择拒绝，“他对我说，你是一个残忍的导演。”可他仍将Simon的片段收入片中？原来在5小时正片之外，还有更多受访者或是拒绝采访，或是在采访过程中崩溃，我们才没看见他们的故事。

廖克发给出的回应是，Simon的情绪没在镜头前崩溃，他也在镜头之外的其他场景中，看见Simon其实想要向人述说这件事的意愿，让爷爷名字不再成为家族禁忌，所以他选择将Simon的片段保留下来。这样的残忍，对有些人来说时机未到，对有些人而言则是与自己和解的起点。

这样的残忍有无必要，没有标准答案。后人没有责任背负前人的罪孽，我想廖克发想做的，也是整场分享会不断提起的字眼，是确保这些事有被“记得”，记得一个人如何受害与加害。而发问者是有责任的，就像其中一位受访者跟廖克发说：“现在我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你了，你也是见证者”，于是也有责任记得，再让更多人记得。

回到自己的日常作业，接触一个人仅仅两三个小时所完成的人物专访，往往并不需要抵达如此用力的地步。曾有感受自己稍微残忍的时刻，也会担忧自己没能好好承接受访者所交付的故事的重量，这些都是在发问前必须想清楚的事。

记得他们的故事。记得处理这些故事怎么才是应当。也记得这些故事终究无法是一整只恐龙，它们只能是一个人的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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