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霸凌/05】从预防到追责，如何用制度守护他们？

校方的法律责任

在霸凌事件中，校方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覃祖斌指出，根据既有判例，校方对在校学生存有“看护义务”（duty of care），必须在合理范围内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若校方知情却选择冷处理，则构成失职，未能履行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有权起诉校方，若胜诉校方须支付赔偿金。此外，法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赋予校方和成年人强制报警的责任，尤其涉及未成年性侵或严重伤害。若置之不理，校方不仅可能承担民事赔偿，甚至触及刑事罪责。

法律如何平衡惩戒与保护未成年涉案者？

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霸凌案件，法律体系的目标在于保护而非单纯惩罚。根据《2001年儿童法令》，18岁以下未成年加害者享有的机制包括：

˙审讯保护：案件以闭门形式进行，记者与公众不得入内；未成年人不得被扣上手铐。

˙判决考量：法官会优先考虑警告或社区服务，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会判处监禁。未成年人不会被判死刑。

˙进入感化院：未成年罪犯会进入感化院服刑，里面提供教育和社区工作机会。

˙无犯罪记录：未成年罪犯的档案将被封存，公众也无法查阅。只有在成年后再次犯下同类罪行时，相关记录才会被参考。

而对于未成年受害者，法律允许他们匿名作证，或通过视频远程作证，以减少二次伤害。

执法与认知的不足

今年7月，《刑事法典（修正）法案》新增的507B至507G条文，将言语骚扰、恐吓、跟踪等行为纳入霸凌范畴。这似乎为受害者撑开了一把“保护伞”。但覃祖斌直言，问题在于执法人员的训练不足。“受害者去报警，警方往往说这是民事纠纷，无法处理。”他曾处理过多宗相关案件，发现警方在面对新型霸凌如网络群组辱骂、深伪合成影像攻击时，常因缺失标准作业程序或不熟悉法条而拒绝立案，导致报案者求助无门。此外，检控官、律师和法官等司法人员也需要时间去熟悉新增法条，因为尚无相关判决供参考。

尽管如此，他表示，每起霸凌案件的判决都在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些案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在关注。”从“Justice for Zara”（为查拉伸张正义）到各类反霸凌的社会运动，每一次掀起的舆论和法院判决都是推动制度改革的契机。

《反霸凌专法》

近期，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拿督斯里阿莎丽娜表示《反霸凌法案》预计于今年10月在国会会议上提呈，以在明年落实。对于设立《反霸凌专法》，覃祖斌认为虽有必要，但需谨慎。“《刑事法典》与《通讯与多媒体法令》已涵盖大部分霸凌惩处，如果再立新法，可能与现有法律产生冲突，让执法变得更复杂。”

他建议借鉴日本的做法，将重点放在赋予校方、家长和社会法律责任，例如强制学校制定反霸凌政策，并明确成年人在发现霸凌行为时的处理流程，若不遵守则需承担法律责任。

构建校园安全网

覃祖斌认为预防比惩罚更重要，因此需要家长、校方与执法单位紧密合作，以遏制霸凌问题。他建议成立跨领域合作机制，既校方、家长、警方、律师和辅导员组成“反霸凌顾问小组”，在事件恶化前及时介入。他曾协助数所学校推动类似机制，并取得良好效果。

若遇到校方对霸凌事件消极应对时，他鼓励民众善用教育部设立的线上投诉平台SISPAA。通过该系统投诉后，州教育局会派官员介入调查并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调查报告，也能跟进整个调查流程。

对于教育部要在宗教寄宿学校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做法，覃祖斌认为是合理措施，前提是安装在走廊、食堂、课室等公共场所，而非厕所或更衣室等私密场所。他表示，此举能发挥警示和取证作用，有时为了保障群体权益，适度牺牲部分公共空间的隐私是必要的。

覃祖斌总结，校园霸凌不能单靠新增法条来解决，执行能力、校方责任和社会普法教育同样重要。“我们已经有制裁加害者的法律，但如果缺乏责任分担和意识提升，霸凌事件仍会一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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