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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10:40pm 12/1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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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哀伤

不急于走出 无法走出的哀伤

报道:本刊 黄凤玲 摄影:本报 苏思旗

面对亲人或挚友离世,我们该如何面对?“走出来”了,是否就意味着从此不再感伤?

资深心理辅导师郭思彬强调,哀伤的历程往往是一来一往的。学术界对“哀伤”的其中一个想法是:其实没有这一回事;反之,如何与哀伤共存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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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本刊 黄凤玲
摄影:本报 苏思旗

世界卫生组织(WHO)分别在2018年及2022年将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PGD)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及一种需要专业支持的,惟公众对于这种持续且难以自行缓解的哀伤关注,远不及其他精神障碍,如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等。

孝恩集团辅导与咨商部副经理郭思彬指出,在马来西亚,精神科医生和临床心理治疗师可以针对精神障碍,包括延长哀伤障碍做诊断,但能开药的只有精神科医生。

郭思彬:精神科医生指现今的精神科药物副作用已大大降低,需要药物治疗的民众可以放心接受治疗。

根据ICD-11诊断准则,延长哀伤障碍是一种由亲近的人去世所引发的病理性哀伤反应,即死亡发生6个月后,个人对死者的想念影响到了生活各方面,且社会功能受损。他说明,我国目前是以DSM-5-TR为参照,所以儿童及青少年的病理性哀伤反应达到6个月,成人达到一年,才符合该诊断准则的时间标准。

郭思彬举例,所谓的“社会功能受损”,指的是父母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打工一族没有办法回到工作岗位;一个喜欢社交的人,在丧亲过了一年以后,无法跟朋友恢复以前的习惯性社交等等。

他强调,只有在丧亲者无法重新投入生活当中达到这种程度的,才需要更积极寻求专业治疗,包括药物治疗。

郭思彬呼吁想到政府医院接受精神科治疗的民众,先到各自州属的精神治疗复健诊疗所(Klinik Mentari)、政府健康诊所或私人诊所做初步诊断。
哀伤不能“走出来”

郭思彬表示,很多人对“走出来”有极大的误解,认为“走出来”以后,丧亲者就不会再有触动、感触或者流泪。

“可是事实上哀伤的历程往往是一来一往的,比如说我们常会听到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就算我的亲人可能过世了一阵子,可是过年或特定的日子,都可能会让我有些触动;但我们社区有很大一部分的丧亲者会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怎么过了半年、一年后,我还会有触动?”

从事辅导工作13年,深耕哀伤抚慰7年的郭思彬分享道,学术界其中一个看法是:没有人真的能从哀伤里“走出来”,我们需要设法与哀伤共处、共存。

询及因病、意外或非自然死亡骤逝,哪种情况让丧亲者的打击更大时,他说明,其实哀伤不太能够比较。他打比方说道:“有一位亲人寿终正寝,不代表你就不哀伤,不是简单地一刀切。不管是非自然疾病抑或车祸等,它影响的只是其中一个层面,也就是我们讲的死亡原因。”

他继续说明,死亡原因可能会影响人们的创伤性经验,好比说目睹车祸发生的幸存者,和在医院看着的丧亲者,前者的创伤情境会掺杂在哀伤里,引起一连串创伤反应,如闪回(Flashback)、不敢再驾车等等。

郭思彬指出,死亡原因和情境只是影响哀伤的其中一个范畴,一个人跟往生者的关系、过去如何应对哀伤以及压力事件,如去世的对象是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些因素会导致哀伤不再单纯,丧亲者不只要面对哀伤,还要面对经济压力。

不被认可的哀伤

长期为公司顾客和社区提供辅导服务的郭思彬表示,很多时候面对旁人的质疑时,丧亲者觉得自己的哀伤是不被认可的。他引述,有一个学名叫做“被剥夺的哀伤”(Disenfranchised Grief,又称“不被认可的哀伤”),指的是丧亲者既不能公开地哀悼,也得不到所需的社交支援,从而剥夺了丧亲者哀伤,甚至哀悼的权利。

“有些家属在治丧时,公告逝者是因为意外往生,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这个哀伤没办法公开表达,甚至是哀悼。”

另外,人们对于哀伤的比较,在无形中也否决了某些哀伤,反而让一部分人更难熬。“比如当丧亲者父亲寿终正寝,旁人会说,‘你的爸爸很好啊,可以活到九十多岁,你怎么还可以这么哀伤呢?’”

郭思彬认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性格也不一样,所以在应对哀伤时,不应被单一看待。他以情境说明:

“父亲走了,我的哥哥已经可以上班了,可是我还不行,我情绪起伏还是很大,可是我哥哥已经可以怎样怎样了……”

他表示,这种比较和忽略全面性的角度,反而让更多人在经历哀伤的时候,还背负了一份自责和委屈。

还给哀伤人一个原貌

郭思彬呼吁丧亲者要诚实面对自己的哀伤,不要因为外人的评价而遏制悲伤情绪。

他坦言,因为学校从来不教,所以人们对哀伤和生死的了解太少,对于“走出来”的期待值会有很多不是很理性的定位。

“什么是面对哀伤的最好方式?我觉得其中一个部分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我遇到了太多的家属,除了哀伤之外,还会加上自责。与此同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去好好对待另一个丧亲者。很多人就会把别人的定义放在自己身上,比如说‘你不要想太多’、‘你的亲人已经去到更好的地方了,你不需要太伤心’等等。”

郭思彬强调,这样的否决,反而让当事人更辛苦。

对于表达哀伤的方法,除了用言语说出来,丧亲者也可以通过绘画创作、一些行动,比如带着亲人的一个小饰品去当初约定好的地方旅行等等。

“表达代表的是,我们要让自己能够有机会哀悼或者思念这个亲人,它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悼念的方法有千百种,但是我觉得主要背后的核心概念是我们还给那个哀伤的人一个原貌,而不用加油添醋的说,这个东西不好、这个东西是我脆弱、这个东西是我处理得不够好;同时也要允许自己有哀悼的机会。”

死亡只带走生命   不是关系

对于逝者和丧亲者之间的连结,郭思彬有他独到的看法。他说,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自己跟那个亲人的关系是断裂的;实际上,死亡带走的是生命,不是关系,哀悼其实就是我们重新建立的那个连接。

“就算他离开了,他还是我爸爸,他还是我的亲人。那一个去世的人虽然不在我身边,可是他还是可以让我在心中保留那个记忆,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至于“哀伤”是否能够提前预习?郭思彬说这种情形可以称为“预期性哀伤”(Anticipatory Grief),是一种即将失去亲人前,内心的悲痛。

哀伤不是等到死亡发生,人们才会有的反应。“其实当我们认知到生命有限的时候, 比如说看到自己的爸爸白头发越来越多、不像以前那么强壮、出现重听等等,这个预期性的哀伤就开始出现了。”

如何预备自己即将面对哀伤?郭思彬认为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就是由于意识到生命有限,我们更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间。虽然没办法完全了无遗憾,但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东西。

“另一点是,如果大家对于哀伤反应有更多了解的话,就算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们也不会一味自责。”

另外,他也鼓励大家制定预立护理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好让丧亲者能够完成亲人最后的委托。虽然前者没有办法完全拿掉哀伤,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有一些些的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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