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惟诚.该被鞭的是失败体制和决心

当然，我们讨论问题的核心，其实不在于“要不要鞭打”，而是“怎么鞭打、配套在哪”。要知道的是，至今并无具体的研究证明，体罚能够直接减少校园暴力或霸凌，这是可以肯定。根据教育部学生纪律系统（SSDM），全国校园霸凌案从2022年即呈现增长，从当年的2022宗，狂翻三倍至去年的7681宗，意味着平均每天发生20起，而这些数据还不包括那些被教育总监莫哈末阿占形容为“藏入地毯下”的小事。如此严峻的现象，确实不能单靠鞭子就可根治。

尽管如此，我个人的立场依然是支持恢复体罚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现今的社会环境已变得极其复杂，社会浮躁、资讯混乱，再加上智能手机和短视频的流行，导致人们学习和专注力大幅下降，所以调整一下原有的惩戒机制也是有必要的。不过，它的回归必须配合严格的制度与相应的教育配套。第一步，我们必须立意清晰，即理解鞭打是一种惩戒方式，其目的不是“惩罚罪行”，而是肩负教育意义的“鞭打教育”。

然后第二步，体罚必须限定于明确的纪律违犯，而且鞭打次数需有明确规范，教师不得因情绪、成绩或偏见而实施，若有滥用必须遭受校方的纪律对付。第三步，既然鞭打是有教育功能，那么学生被体罚后应该引介辅导，并且通知家长，让家长与校方共同监督辅导过程。再来第四步，学校要建立心理辅导与人格教育的双轨机制，让惩戒之后有辅导、威严之下有关怀。只有这样，体罚才具教育意义，也能够阻止教师将其当成情绪的宣泄口。

此外，体罚问题的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家庭与社会的教育失衡。如今许多家长抱持“学校可以教一切”的心态，把孩子交给老师就全然放手。当家庭教育缺位，学校再完善的制度也难以弥补。所以解决问题的第五步，就是家长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角色：孩子的情绪、心理与价值观，家庭才是第一课堂，父母若一味以“工作忙”或“没时间”为借口，教育的缺口最终只会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回到我们身上。

当然，教育体制的结构性问题也亟待解决。教育部一直以来过度强调行政绩效，导致教师被行政任务与表格淹没，无暇关心学生。教师若只能在绩效考核下运转，那么教育肯定会失去温度与深度。与此同时，全国校园里的注册辅导员也严重短缺，务边国会议员陈家兴曾经披露，目前我国校园所聘之辅导员与学生的比例为1比350，而美国学校辅导员协会建议的理想比例为1比250，中国标准甚至设为1比200。这意味着，校园辅导领域已被教育部忽视多时。

面对学生日益复杂的心理压力，比如家庭矛盾、学业竞争、网络霸凌，我们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恢复体罚”四个字上。体罚只是工具，若没有心理辅导、人文关怀与家庭沟通的支撑，它只会成为另一种暴力的延续。所以接着下来的第六步，是政府必须带头整顿现有低效率、繁琐和僵硬的教育体制，并且加强注册辅导员的培养，而不是喊喊口号，并且将问题简单的归咎在社媒、父母、社会或教师身上，毕竟，校园暴力是社会问题，而它是我们所有人的共业。

总的来说，校园安全的危机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长期累积的体制性结果。从纪律松散、家庭失能，到辅导资源不足、行政压力过重，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恢复体罚有助重建纪律，但它只能是教育配套的一环。因为教育的核心不是让学生害怕老师，而是让他们学会尊重、承担与自律。这需要学校、家庭与政府的共同努力，只有当惩戒与关怀并行，我们的校园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安全、有温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