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在日头西斜时出现。塑料凉鞋蹭过五脚基的水泥地，发出倦怠的沙沙声。然后是门楣铜铃一响，不脆，带着些许锈蚀的沉闷。
“一块钱。”声音含在喉咙里，要侧耳才听得清。手先递过硬币，才从裤袋摸出那个灰布手帕包。帕子四个角都磨起了毛边，系着个松垮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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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舀酒时，他就在柜台那边解结。手指因常年侍弄花草显得粗粝，动作却极轻巧。帕子展开，两朵白兰卧在中央，递给我，瓣缘微卷，还带着午后的温度。
“香。”他说，眼角的皱纹聚拢又散开。“很香。”我答，把酒盅推过去。
这样的对白说了七百多回。有时他袖口沾着泥，有时衣领别着片叶子。最厉害那次他额头渗着血丝，说是修枝时被划的。但白兰永远妥帖，像是刚从梦里摘来。
店常客都晓得他了。炒粿条阿财会笑：“送香伯又来。”放学的囡仔总要凑近来深吸气。连街猫也认得他脚步，老早蹲在门口等挠下巴。
去年雨季他三日没来。再出现时瘦得颧骨凸出，却从怀里掏出油纸包，里头整整齐齐六朵白兰。“补的。”他说，眼睛盯着酒盅里的涟漪。
后来听说他住街尾老屋，儿子在狮城。阳台白兰是他某年某月某日种下的，缘由无人知晓。只知他每日对着花说话，像在等人。
过后，铜铃再没响过。
第三日，椰浆饭安娣来说，老屋阳台的花都耷拉了。
我去医院时，白兰才开第二茬。他躺在床上像片枯叶，看见花时眼睛亮了一霎。手指在床边摸索，最终在我腕上停驻，轻轻三下。
床头柜上摆着那个灰布帕，包着两朵干瘪的花。瓣缘焦褐，香气却倔强地不肯走。
葬礼很简单。照片里他系着歪扭的纽扣，身后是满阳台的白兰。泥土覆下时，我往里撒了把白兰花瓣。
如今我每日关店前，都去街尾老屋摘两朵白兰。他儿子留了钥匙，花树有人照料，开得比从前更盛。
昨天黄昏有个囡仔扒着柜台问：“还能闻香吗？”我指指玻璃盏里的白兰。她深深吸气，忽然说：“阿公说香是活的。”
是的。那个用一枚硬币换满室生香的人。他让我们都沾了光，在七百多个黄昏里，分得些许永恒。
此刻铜铃又响，我回头望去。门外空无一人，唯有白兰香气穿过夕照，漫进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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