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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认同

1903年11月,司徒雷登决定到中国传教,正想是不是孤身一人,姻缘降临,他看中一位名叫艾琳(Aline Rodd)的女生。他经历奇特,言之有物,为人稳重又有才华,从容气质吸引艾琳。1904年11月两人结婚,她随他前往太平洋彼岸。 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祖父都是传教士。父亲林顿(John Linton Stuart)的脚步比前两代跨得更远,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在1868年派遣第一批共三位传教士到中国,当年他28岁,是其中一员,5年后他因病回美国度假休养,认识母亲玛丽(Mary Todd),1874年夏天二人结婚,圣诞节当天新婚夫妇抵达中国,住杭州城北武林门内,贫民区传教士寓所。林顿传教之余筹建男校,玛丽在美国本是女校校长,她互补丈夫理念,创办女校。 在中国两年后司徒雷登出世,随后家中又添三位男孩。最小弟弟7岁去世,记录寥寥。小他两岁的老二鞍维.托德(David Todd) 和小他4岁的老三沃伦.雅顿(Warren Horton)都能讲流利中文,理解中国习俗和文化,日子自在安详。 司徒雷登回忆录取名《在华五十年》,我一时兴起,细算五十虚实。郝平《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附录大事年表,省我不少麻烦。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1887年回美国念书,1904年到中国当传教士,1914年带生病太太回美国就医,1915年返中国,1949年8月以美国大使身分离开中国。他自1919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从1922年至1935年,10次到美国募款,没有休假意识,纯为工作而忙。若这些不计,他在中国的日子一共55年。 老二习医,在美国读完书后也回中国当传教士,后在苏州博习医院当外科医生,1909年在苏州打猎时,因枪走火身亡,遗体被接回杭州安葬。老三15岁才回美国读书,他是耶鲁大学博士,1910年返回中国,先后在杭州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居留中国一共32年,直到1927年离开。 父亲林顿1913年病故后,母亲就与司徒雷登同住,1924年母亲去世。司徒雷登依俗把遗体由北京送回杭州,安葬在父亲和弟弟墓旁。当时正值内战,只能先到天津,由海路去杭州。北京政府提供的车厢本为慈禧太后特制,外层雕饰盘龙,镶金勾勒,内部装潢同样奢华。母亲迷恋中华文化,司徒雷登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在中国走完最后一程,她在天之灵必感欣慰”。 身分认同来自文化属性 父亲在中国的时间大约45年,母亲大约50年。司徒雷登的妻子1926年6月在北京病故。1906年独子出世,她生产时受伤,落下病根,一直没有痊愈。她的家婆乐于参与公共活动,她喜欢待在家里做家务,对中国手工制品充满兴趣,她在中国生活了22年。 身分认同的资源可以来自文化属性、职业、语言、宗教、国家、政党、阶级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领域或组织,这一家人没有异乡情怀,他们沟通无碍,到处都是朋友。宗教情怀是他们生活依据。《在华五十年》说中国文化对他的熏陶只有利而无弊,生于斯老于斯:“某种精神上必然的纽带关系,把我和这个伟大的国家以及她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文化属性如此自然,他的美国朋友也这样看他。马歇尔在1945年底到1947年初,奉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命出使中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马歇尔在1946年推荐司徒雷登当美国驻中国大使,理由是:“你生在中国,美国人把你当成中国人,你的思想概念都已中国化。”杜鲁门完全同意马歇尔的看法,深入了解中国的人不多,受到中国人尊重的西方人很少。他说司徒雷登可大力协助马歇尔的工作:“流利的中国话让他和各方领袖的沟通变得更加容易。”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在〈梁惠王〉中说梁惠王问他不远千里而来,必会给他的国家带来利益,孟子的回答家喻户晓,他希望梁惠王不要说利、只说仁义就行。儒家经典中司徒雷登最喜欢〈孟子〉。他在中国的日子比美国长,中国有事他不会袖手旁观,二战以后国共纷争让他担心,两边都有他的朋友,促进双方和谈是他担任大使最重要任务。本以为向燕京大学请假一年即可,他如孟子般讲仁义不讲利益,最后发现善良意图左右不了诡谲的政治变化。 《在华五十年》第一章第一段话他表达难以言喻的伤感,他说在中国度过童年,长大后以传教士的身分回来:“我做了神学教授和一所大学的校长。1946年,无预兆下,我被委美国驻南京大使。谁能想到,1949年,怀着不满和遗憾,我被迫离开那片当时不幸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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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艺君,新加坡目前最受瞩目的新生代诗人。 10岁,她跟随父母从中国厦门移居新加坡。这里的一切看起来相似,又不。即便和旁人能用福建话沟通,庆祝中国也有的文化节日,但幼小的她,总能从一些细微末节中,看出自己和他人的不一样。为了更好地融入这里,林艺君学会察言观色。但她却不曾想过,这么个技能,竟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基础。 林艺君将一路以来的观察写成诗歌、小说和散文,探索个人与历史、社会和国际关系,思考身分认同的复杂和多元性。透过文字,她不单找到了出口,更找到了自己和土地的连接。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陈敬晖 “我第一次写的主题,好像也是和土地有关的,关于坟墓的事情吧。但那是很早的事情,我有点忘记了。” 她的声音轻柔,额头前的刘海,扎成马尾的长发,像是甫出社会的新鲜人。1993年出生的她,刚过30。今年出版首本个人诗集《新房客》,收录72首现代诗。 “身旁的人总说,我写的东西很冷血,没有亲情,没有爱情……但创作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想要说什么就去写。最后我发现,我想说的东西都是‘身分’。” 离开原生地,来到新加坡,林艺君说是被父母“骗”来的。     拒绝在群体中“最特殊”   “我妈妈说来新加坡旅游,中国小学9月份开学,我和哥哥8月底就说要回去了,问说‘怎么还没订机票’,我爸妈竟要我们明天去新学校报到。”听了意料之外的答案,那个晚上,兄妹俩嚎啕大哭。 10岁,看似不大不小的年纪,但也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如今,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身旁的人说的语言相通,但又不同。“我记得刚来新加坡时,像是农历七月拜拜,虽然很多文化一样,讲的福建话一样。但你会发现,就算我们讲一样的语言,也不是同一种人。” 而学校授课用的,也不是她的日常语言。说到这里,一个有趣的过去,唤醒她的记忆。 林艺君热爱运动,但因为陌生的语言,听不懂老师说的游戏规则。她靠着同学的复述,却不敢三番四次地询问,怕麻烦别人。于是,她学会不懂装懂,学会了观察。 “我开始模仿别人的语言、别人的动作。在这个游戏里面,我要跟你们一样,因为我不要做特殊的那个,我不要做另类的那个,我想要融入。”在原本的地方状态还不错却被硬拉出来,林艺君这么形容被迫南下的童年。 “在一般的学科里,数学也难,也是用英文授课。在英文的世界里,我感觉自己像个白痴。很多东西被打乱,我需要重新塑造语言、思想的方式。像是别人已经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我却始终在这里。”   误打误撞加入创作班 观察了很多,思考了很多,但林艺君始终找不到发泄的出口。直到大学二年级,友人把她叫去创作班。 “他有意识地要去创作,但我没有。”误打误撞,她在分享创作之路时直白的说。 兴许是因为自己最擅长的语言,也或是课与课的间距长,单纯找个地方吹冷气……她就这样窝在课室的一角,成了班上的一员。 “老师讲的话很有意思,我第一次觉得原来文字可以这么被写出来。在那之前,我都一直在写模范的作文,觉得只要语句通畅,拿到分就可以了。” 慢慢地,林艺君从旁听、交作业,渐渐地开始自我创作。她的观察自此有了出口。   内心反复思考“我是谁?”    2017年,她到台湾高雄当交换学生,成为了探索身分认同的开端。 那时的她,不再是当初靠模仿融入新加坡的小女孩,早已熟悉圈子里的语言,亦获得新加坡当地人的认同,“他们觉得你就是和我们一起的。但到台湾读书时,我却被分到大陆生那里,新加坡的朋友在另一边。” 只因为,她拿的仍是中国护照,直接明了地代表着她的身分、国籍,即便已经在新加坡生活了数十年。 “大陆的朋友会说,‘你干嘛过来,你是新加坡人啊,不是我们的’。”甚至在跟台湾人用福建话对话,她的身分也遭到质疑,“他们会疑惑,‘哩夕歹丸郎嘛’(你是台湾人嘛)。我否认后,他们第二个反应是‘那你是新加坡人’,但我又不是。” 在那半年里,当再有人问起“你从哪里来”,林艺君都会统一回答“我从家里来”,“也不会有人问起你的家在哪里,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家’变成一个流动的家,你自己觉得你是哪个家,你就哪个家。”     在台湾的日子很短暂,但她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若说,社会像一个圆圈,虽然她在圈子的外面,但外面的人看她,她又在圈子的外面。 “当时,我一直处于漂浮的状态。对于反复强调‘我是什么人’的这件事,冲击很大。如果语言也代替不了你的身分,母语也不是你的身分,护照是你的身分,可是你又不归属于护照。有种‘我是谁’的感觉。” 隔年,她创作了诗歌〈实里达人的朝圣〉,借用新加坡原住民实里达人的历史境遇,探索对身分认同的困惑。此作品在当时获得新华文学青年诗歌文学奖金奖的肯定。   历史结合经历写成诗    我梦见旧居某处,风已经发生 并且无需太长的路程 就从山芭赤脚走到了财启村 加龙古尼(Karang Guni)召拢来无数个想取暖的实里达人 簇拥地坐在路沿的并排 看回程的车,游在三言两语间 绕过陡峭的人群 剖开车轮才倾泻出一胆遥远的液体 连带他身体最后的那个人,也单薄地 和课本上不断游向过去的实里达人一起塌陷 我和实里达人站在历史凹起的两端 原来他也是 刚参加完自己的葬礼然后 再步行回到这里 ——截自〈实里达人的朝圣〉的第三小节〈忠邦城的实里达人〉   以组诗的概念,林艺君将消失的实里达人,放到了她在新加坡生活的日常角落。有别于求学时趋向抒发个人情感的创作,她在〈实里达人的朝圣〉放入历史背景,再加入自己的经历。 “我回想在新加坡这段时间往哪里朝圣呢?”她从一个大主题,分成四个小主诗,最后回到了她来到新加坡第一个晚上住的地方,忠邦城的对面,“这算是我第一次找到那种‘原来我可以这么写’的感觉。” 秘密是可以共享的  除了是文字创作者,林艺君也是一名时政记者。记者这份职业,对她的创作有所帮助,“我学会更系统性地写组诗,希望诗歌跟小说一样有起承转合,是一个更完善的故事。” 不单是诗歌,林艺君同时也在写小说和散文。对她来说,无论创作的载体是什么,核心在于主轴不变,“必须要有话要讲。我比较害怕没有话要讲,却硬要写出来。那个作品就是个空壳,我不喜欢这样的东西。” 问及时时刻刻和文字打交道,会否有疲惫的时候,她说:“套用一句很老土的话,文字在治愈很多事情。”通过文字,她更了解这个社会,同时亦学会思考,“我希望大家在作品中,看到的不是我,而是他们自己;或有某一部分的秘密在这里,我们可以共享。” 后记:有意识地活着 若没有离开,就不曾有现在会写作的林艺君。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中国的身分,现在的她都认同。 “我们这些外来者挣扎很长一段时间,要取得本地人的认同。但在得到认同之后,又想要认祖归宗了,所以很多人在五六十岁开始寻根。”她认为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人们或许只是在追逐认同感,“有点像你对这个东西祛魅了。” 有意识的活着,她反复强调。 “在新加坡能写作的人很多,我不是唯一可以写作的人,只是我坚持下来。大家到了社会之后,就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出现。不要让很多东西麻痹你自己的那种感觉,有意识的活着。”她说。 更多【新教育】: 游走在剧场与文字间,新华作家梁海彬:未知是坚持的动力 黎乐怡《WAShhh》洗不净的血迹,嘘不静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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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期审稿作品的经验中发现,许多年轻的写作者们似乎会围困在马华文学的框架里头,他们会有意识自己正在撰写“马华文学”的作品。为了彰显自己的马来西亚人特性,而刻意使用马来西亚的词汇,口语,或塞一堆跟剧情推进毫不相关的马来西亚背景,只为满足人们对马华作品的想像标签,以及向马来西亚读者展示自己是个道地的马来西亚人。 这对我来说是莫名其妙的,文学即是文学,无论你在撰写什么文类,一部作品值得被关注和讨论的前提,必须是这是一部好作品,是否拥有好的剧情,精炼的手法,巧妙的布局,说故事的方式等,或最基础的这篇作品是否有趣,而马华元素与否都不会是应该被考虑的因素。 于我而言,马华作家与马华文学作品都只是国别身分上难以磨灭的标签——我们出生在这里,所以我们是马华作家,如此而已。这不应该成为影响内容取向的关键,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如何说好一个故事,而不是如何说好一个马华文学故事。这才是应该关注的事情,如若纠结于马华的题材,想要展现马华文学的特殊性,只会限缩自己能撰写的内容。如同你谈及自己喜欢上新诗的契机是源自阅读陆颖鱼的《淡水月亮》和参与徐国能的新诗课而感发,这是你对文学纯粹的喜爱,而非陆颖鱼是个香港人,徐国能是个台湾人,抑或你是个马来西亚人所以对文学有感而开始写作。 我们当然可以去书写我们所生活过的故乡场景,将听过的历史故事与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调度进我们的作品中,这里头所出现的马来西亚背景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马华文学放置在世界华文文学当中的特殊性,不应局限于热带雨林或地方书写的想像与撰述,或在句子中穿插几句附加注释专门给外国人看的无意义马来语,其实也可以是写作手法的创新性和说故事的能力。如同你在《凋零与丰收》中使用的外来者视角,就是以自身的经验去区隔出与台湾作品的差别。这层身分的隔阂自然能令读者察觉出你与他们的不同,而不仅仅是在作品中潦草地塞入几条马来西亚河流或通俗用语能展现的特殊性。 虽然马华背景的题材在国际上或许因稀缺而具有令异域读者惊喜的优势,我们能看见黎紫书《流俗地》和张贵兴《野猪渡河》在马来西亚以外的地区畅销,但我们同时也能发现邓观杰《废墟的故事》在不依赖自身马华作家的身分与题材在读者群中享有声誉。与其令读者因马华作家的身分或题材而关注到你的作品,为何不使用写作技巧令读者信服呢?更何况黎紫书《流俗地》和张贵兴《野猪渡河》的成就不仅仅是向读者展现马华文学的元素,更多的是那些说故事能力。我们需要思考的,首先你必须是个作家,其次才是马华作家。 相关文章: 【文学意见】章楷治/马华诗人?我算吗? 【专栏.老练习】黎紫书/因为你不值得拥有 胡玖洲/昨日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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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得承认,刚来到槟城时,有一件令我摸不着头脑的事。 我说的是在乔治市内,那些稀奇古怪的地名街名。不得不说,槟城人改名字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想学也学不来的哲学。举个例,Lebuh Chulia中的Chulia据说是指泰米尔人,或是来自一个古印度王朝的族人,可中文“干冬”二字却是马来语牛栏(Kandang)的福建音译,两者之间无论音译意译都差天共地,不过成就了一个带点牛肉干香气的街名,倒也显得朴实可爱。小镇“浮罗池滑”则自带异国风情,又像一个放在泳池边提醒使用者不要乱跑的告示牌。“浮罗池滑”的马来语Pulau Tikus以附近的老鼠岛命名,这是意译,但中文名字却是根据闽南话音译的,唔咸唔淡,古怪滑稽,但有几分脆口的俏皮。 无关爱情的爱情巷 更神奇的是“爱情巷(Love lane)”,虽然路名是直接的意译,但当你顺着载有历史资讯的蓝色路牌往下看,竟会看到5个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旧街名。上网翻查,据说原来是因为以前在这里居住的广东人根据地形,把路分成两段,上段叫“十字架礼拜堂边”,下半段因为有两条大水喉,便叫“孖水喉街”。可是呢,福建人因经常看到欧亚人在附近天主教堂进出,便把这巷起名为“色兰乳巷”(色兰乳,Serani,指混血儿)。不同种族叫不同名字,颇有自说自话、鸡同鸭讲的意味,却无一与爱情相关,大概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谈情说爱只是有钱人的专利。 所以槟城人是误译了、乱译了这些路名地名吗?我想,即便是乱,也是乱中有趣,乱得理直气壮。殖民时代的统治者素来以外国人名字为街道起名,作为权力的象征,但槟城人民似乎一概懒理,依然故我地以最贴近日常生活的语言和方式,保留属于自己族群的共同回忆。一条路的名字虽然只是寥寥几字,但承载的是当地人对于这个地方的情感及身分认同,亦是让外地人了解这个地方、窥探这里历史原貌的窗口。只是作为过客的我们,大概要放慢脚步,好好观察,细心研究,不然便会错过字里行间的文化遗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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