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珂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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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厕田野：一篇严格意义上的日记

许多人对田野工作者抱有浪漫的想像，认为他们能轻易“像土著一样”融入当地，享受非凡的民俗体验和培养独特的观察视角。这类想像多半来自民族志的叙述——那些经过精巧理论铺陈、点缀着“野蛮人”鲜明形象与马奎斯式情节的文本，带着几分猎奇，也像科幻小说般令人着迷。作为现代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确立了一套经典的研究方法，包括长时间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语言学习，以及从当地人观点来理解世界（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这套模式吸引了不同世代的学者追随，试图写出一部能与《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媲美的民族志。然而，马林诺夫斯基去世后，其妻子擅自将他在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 Islands）撰写的私人日记出版，人们才发现那些看似浪漫的田野生活，不过是象牙塔中的幻影。《寂寞田野：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意外暴露出这位“田野典范”不为人知的阴暗面——抑郁、挫败、孤独与不适——迫使人类学界首次正视田野背后那些被遮蔽的情绪与挣扎。老实说，我也曾披着那层浪漫的彩色糖衣，一头扎进田野的世界里。哪怕后来累积了数年经验，走访过一个又一个原住民部落，我仍旧三不五时陷入那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窘境。倘若你翻开我的田野日记，大概会以为里面满是灵光乍现与文化洞见——但不。我最常记录的，其实是在森林里找不到厕所的困扰与抱怨。田野里的血与汗：女性研究者的无奈犹记得初次抵达吉兰丹的巴迪族（Batek）村子，突然感到腹痛。没想到，全村的石砖屋都是现代文明化的半成品：厕所空有屎坑，却无干净的水源。换句话说，村民想要排解，还是得走到河边去。而且每个家庭还会有约定俗成的“隐形厕所”，分布在河流的四面八方，避免彼此的排泄物相遇。或许是城市人的羞怯作祟，我至今也只在这样的空旷林地里，成功一次就地解决。更多时候我都会在无厕所的森林里暗自崩溃，努力憋到下山后才释放。以彭亨嘉户族（Jah Hut）为例，我曾经为了研究他们的男性成年割礼，随着村民往深山移动。当便意袭来，男童们正好要组织游行队伍，拜访遍布在不同地方的祖先坟地。当时，离我最近的住家厕所，必须驱车半小时才能抵达。若我优先解决生理需求，很可能会错过这场仪式的重头戏。于是，我听从朋友的建议，进行了高难度的“忍便训练”：首先蹲在地上，再用后脚跟拼命挤压肛门口，硬生生将排便时机推向生理极限。最终，我顶着剧烈的腹痛和冒着一把冷汗，用意志力完成了那场田野观察。这些尴尬的遭遇让我渐渐养成一个不太健康的习惯——减少进食。我原以为，吃得少、喝得少，就能降低上厕所的几率，没想到反而大大增加了尿道炎的风险。此外，女性研究者必须面对的另一残酷现实是：虽然我们能控制食量，却无法控制生理期。当月经无预警报到，这种不适感就会直接升级。有一次正逢生理期，我必须前往柔佛加亨的上游人（Orang Huluk）村落做田野。当地缺乏干净水源，我只好住在居銮，每天往返两小时。偏偏那天不慎弄脏了裤子，又不好意思向村民求助，结果被迫驱车回居銮更换衣物，再赶回深山继续工作。原住民共浴文化：身体技术的考验读到这里，你对田野的浪漫幻想是否破灭了呢？其实，住在森林更大的挑战是到河里洗澡。其一，我国长期面临树木滥伐问题、泥土大量流失，许多河流早已变成“拉茶色”；其二，原住民村落的私人厕所尚未普及，共浴因而成为日常。几乎每天都会有人关心地问我同一句话：“mau mandi sungai tak？” （要去河里洗澡吗？） [vip_content_start] 久而久之，我的沐浴装备也逐渐固定下来：一个水桶、一只勺子、清洁用品，以及一袋换洗衣物。当然，最不可或缺的，还是那条象征入乡随俗的 kemban。所谓的kemban，是马来群岛女性传统使用的裹身布。虽然它没有华丽的纹路和精致的设计，却是女性在河里沐浴时最好的遮羞物。由于身穿kemban一定会露出双肩，而原住民社群又习惯男女共浴，所以初次与一大群人洗澡的我，即害臊又不自在。面对这种陌生的身体亲密感，我经常不确定该如何放松自己，也不知道要怎样在半裸的状态下，与他人交流。万一遇上生理期的话又怎么办？总不能让大家一起浸泡在被我染红的河水吧？于是，女性研究者还得学会另类的身体技术，以应对这种“非常时期”。按照原住民女性口耳相传的潜规则，我们这些“不洁的人”必须选择偏下游的水域洗澡，以避免污染上游，玷污了他人，抑或是等所有人都洗完澡后才能下水。好不容易沐浴后，要如何在没有隔间或屏风的森林里更换衣物，又是另一门学问了。从温泉到森林：共浴建立的友情与理解说来也奇妙，自从我体验过日本公共温泉后，对原住民的共浴文化忽然多了一份理解。根据《The Japanese Bath》的研究，公共浴场（Sento）在日本不仅是洗浴之地，更是维系家庭成员和社区亲密关系的重要场所。当人们赤裸共浴时，会自然地产生一种意识：“我们都只是凡人——都在努力把日子过得好一些。” 不少学者亦认为，身体裸露能够暂时消解阶级差别。在浴池里，无论是武士、平民还是商人，身分差异都被瓦解，从而创造出一种临时的“公共平等空间”，并培养出独特的情谊。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社会的羞耻感是情境性的：羞耻并非源自裸体本身，而是在“不对的场合”裸露才会产生。因此，在浴场这一被认可的空间，裸身并不违背礼仪，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遵循着“不盯不看的视线礼仪”。书中还提到，在西方，沐浴主要是清洁身体；而在日本，沐浴则兼具净化灵魂的功能。通过巧妙的借景（Shakkei）建筑手法，浴场将有限的空间延伸至远方的山脊与天空，让沐浴者的身心同时得到放松与开阔。那原住民村呢？尽管无厕的田野难免伴随着狼狈，但回想起来，我与这些朋友的友谊，多半是在共浴中建立的。或许真正的文化理解，不必靠观察或访谈，而是在共享的身体经验里自然生发；唯有卸下心防，人与人之间才能跨越那条隐形的边界。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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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与世隔绝的平安

在手机讯号断线的前一刻，我正在车里收听一集Podcast节目。两位主持人谈到了英国王室哈里王子的回忆录《备胎》：“第一章记载了哈里王子出生的情形，据说他的父亲查尔斯对戴安娜王妃说：‘太棒了！今天你给我生了一个继承人、一个备胎——我的工作完成了。’哈里说，自己生下来就是要给威廉王子当备胎的，以便……” 当主持人的声音渐行渐远，车子剧烈摇晃所产生的杂音也愈发刺耳，让我以为自己开的是杂货店外摆放的那种故障摇摇车，投币以后还得踢上一脚才能正常运作。往右边的斜坡望去，山上一棵树也没有，山下却堆满了大石块，是发生过土崩吗？眼前一片狼藉，颠簸的山路让我开始大冒冷汗，万一不小心辗过锐利的石块，我要去哪里寻找备胎？每次走入马来半岛的荒山野岭拜访原住民，我除了担心车子爆胎、油桶见底，也害怕撞见鬼怪、强盗、大象或老虎。然而最令我苦恼的，还是手机失去讯号——一旦与外界断联，所有问题都得自己想办法解决。即使平安抵达目的地，也难以及时向家人报平安。久而久之，父母对我 “短暂性失踪”这件事似乎已习以为常。手机没讯号如何报平安？以柔佛兴楼云冰国家公园的森林诊所为例，我通常必须驱车40分钟到一棵不起眼的油棕树下，才能拨电回家。之后，又得再驱车40分钟车程回到森林诊所，重新过着与世隔绝的田野生活。有时候，为了发出一封信息，我会像疯子一样跑遍森林诊所的每个角落，一会儿踮脚高举手机、一会儿又趴在地上，但大部分时间都搜不到一格讯号。绝望之下，我只好入乡随俗，学习原住民朋友使用甘文烟（kemenyan）树脂！许多原住民相信，燃烧甘文烟树脂所产生的白烟拥有魔力，能驱邪、净化和召唤祖灵，所以在任何仪式中，你一定会看见一盆火炭，用以燃烧它。除了以甘文烟净化所有治疗用品，每位病人在仪式开始前与结束后，也须以双手拨取一缕白烟，依序朝头顶与四肢各熏三次。有些人进森林时，也会随身带着一颗甘文烟树脂。只要遇上任何怪事，都能马上点燃它，以保平安。在某个搜寻不到讯号的早晨，无计可施的我只好用甘文烟熏一熏手机，再默念一连串自创的咒语：“霹雳啪啦，稀里哗啦，神啊主啊佛啊灵啊，请赐予我一格讯号，开通我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看了手机荧幕的右上角，没有奇迹发生。再改用马来文念一次咒语好了，但手机依然显示“没有讯号”。 [vip_content_start] 当特姆安族（Temuan）病人 Farah 看到我一个人在火炭盆前喃喃自语时，突然打断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法事”，好奇地问我在干嘛。我则有些苦笑地回答：“我想试着用甘文烟熏一下，看能不能让手机找到讯号。听了我的答案，大家一脸哭笑不得，告诉我他们的手机都有信号，可以借我打电话回家。原来，许多原住民的手机都会插上两张不同电讯公司的SIM卡，以防一卡没信号，另一张总能顶上。几天之后，我渐渐明白，老天之所以让我的手机变成无用的空壳，或许是为了让我切断远方的杂讯，回归最纯粹的交流模式。不知怎么地，放下手机后，那些内向、焦虑与社恐的城市病，通通都不见了，更让我看见人与人之间最美的距离。我的平安全靠原住民朋友的关照当然，在这些与世隔绝的时光里，原住民朋友对我的关照，远远不仅于此。记得某次凌晨，我正在观察上游人（Orang Huluk）的治病仪式，而不知哪儿来的病人，突然请大家吃西瓜，每人分得一块。正当我大口地吃着那片红西瓜解暑时，躺在角落边的一个病人突然像鬼附身一样歇斯底里地哭喊，吓得我差点没噎着。其中一名巫师助理马上用甘文烟往她身上熏了一下，就连巫师也赶紧给她念了咒语。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吃瓜群众，只能默默祷告，希望她赶快恢复正常。但没过多久，轮到我肚子痛了。一定是因为深夜吃瓜，搞得胃胀风。 Farah是第一位发现我不对劲的人。她看我痛苦地撑着下腹，马上到包里挖出一罐风油来，在我的肚子轻轻地揉呀揉的，笑着说：“不要忍，有气就敢敢放出来。” 过不久，另一个原住民大姐又端来了一杯温开水，说是已经请巫师念过咒语。我努力挤出一个微笑，便喝下去了。味道甜甜咸咸的，是加了糖和盐吗？此时，耳边的咒语似设好定时器一样突然停止。我望了一眼大厅中央，巫师刚好睁开双眼，回到“人间”，没想到吐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的肚子还好吗？” 我摸一摸小腹，感觉屁股像两颗泄气的气球，发出了“噗————”的长音，却搞不清，是巫师的魔力太神奇，还是因为在凌晨3点钟掳获了太多的爱。以一盘鸡饭粒报答原住民的恩情 4天3夜的治病仪式结束后，Farah和女儿Lisa询问我能否顺路送她们回家，我当然义不容辞地答应了。想到她们住在马六甲，我甚至提议，不如先一起去吃一盘马六甲鸡饭粒，再慢慢回家也不迟。没想到，她们对这个建议感到困惑，并问道：“什么是马六甲鸡饭粒？” 这个反应，让我倒吸了一口因嘴馋而流下的口水，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因为马六甲人没吃过鸡饭粒，就如同巴生人没吃过肉骨茶、日本人没吃过拉面、韩国人没吃过泡菜一样，让我不禁思考，城市人习以为常的事情，原来是一种特权吗？离开森林诊所不久，我赶紧用死灰复燃的手机搜寻“马六甲鸡场街”的位置。却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人生抉择——若直接送她们回家，路程是一个半小时；若先去吃鸡饭粒再送她们回家，则得花上3小时，近一倍的时间成本了。是吃还是不吃呢？疲惫的身躯让我的脑子在高速公路上彻底当机，既听不见Farah的声音，也捕捉不到自己的真实想法。直到Lisa轻声说，她很期待那盘鸡饭粒，我的理智瞬间断线，只顾一脚油门，朝马六甲鸡场街飞驰而去。等我们抵达目的地时，已是下午3点。平日的旅游区没什么游客，显得格外冷清。我绕了几圈以后，发现大部分鸡饭档早已关门，心底开始责备自己做错选择。幸好，皇天不负有心人，我最终在一个巷子的尽头，看见了唯一一间正在营业的鸡饭粒餐馆，像神殿一样发出圣光，救赎了我们的胃。看着这对马六甲原住民母女吃着她们人生中第一盘鸡饭粒，我的脑里突然浮现出过去几天的画面：当我带不够衣物、被水蛭咬伤、肚子绞痛和手机没讯号时，她们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助我的人，而这天只是我们认识的第四天。四天的友谊是否值钱？我不知道，但在抢着付钱的那一刻，我只是笑着地说出这句话：“在森林里，你们是最照顾我的人，在城市的地方，换我照顾你们好吗？”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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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失眠人类学

人类学到底在研究什么？这道问题在不同的时代脉络中，答案一直在改变。早期的人类学，是西方列强为了管理殖民地子民而创造的学科，主要以“观察、分类和比较”的视角，理解世界各地的人类。当然，这些分类并非中立，而是伴随着等级、优劣和文明程度的比较——白人是高等的种族，而非白人则是低等的。你或许没注意到，英文单词race有两层意思：种族与竞赛。19世纪的演化论让欧洲人相信自己走在文明的前端，因此殖民与掠夺遂成为“科学允许的行为”，而传教士在摧毁当地人的传统信仰时，也能心安理得地称之为“神的救赎”。二战后，殖民体系崩解，人类学家开始反思自身角色。其中， Boas提出了文化相对论，提醒世人不同文化都有其理解世界的方式，不该再以欧洲视角评价他者。 Latour也指出，西方常说的“现代化”其实是假议题——科学、技术、社会和文化从来没真正分开。我们平时习惯分割的自然／社会、科学／文化，只是掩盖了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而现实世界，其实是人、技术和自然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网络。 21世纪的人类学家则开始推动“多物种研究”，认为应该把动植物、微生物，甚至鬼和灵魂都视为具有生命和能动性的存在——世界从来不只是人类的舞台，而是由人类与非人一起编织的共生宇宙。到了近代，“人类学”又突破了学术疆界，市面上开始出现《伤心人类学》或《恋爱人类学》这类非学术著作，似乎与人类相关的观察，都能戴上这顶帽子。于是我不禁思考，自己荒诞的失眠经历，是否也能写成一篇《失眠人类学》？不眠的3个月是忧郁症还是真中邪？ 2023年12月，是我来台湾念研究所的第四个月。某天夜里，我的副交感神经突然失灵了，头脑怎样也关不了机，而这种夜间亢奋的情况持续了长达3个月。眼看失眠的情况已严重拖慢了我的学习进度，我只好去挂精神科。没想到诊断过程非常仓促，医生几乎不问细节，便断定我得了忧郁症。为了一觉好眠，我只好乖乖吞噬那些五颜六色的精神科药物。但奇怪的是，这些药物不但无效，反而令我记忆涣散、心悸发作，仿佛身体在拒绝科学的治理。 2024年1月，我和一班同学前往云林两周进行田野工作，结果差点暴毙。老师说，若马来半岛原住民相信一人有七个灵魂，那我看起来像只剩一个。由于当地没有精神科诊所，老师只好把我当“中邪”处理，请当地庙宇为我办一场“收惊仪式”。对如今的我来说，这段记忆当然已是断片，唯一可参照的，只剩当时写下的田野笔记： “她让我把左手的手表脱下，再把一个插了三根香和贴了一张符咒的姜，放到我的左手腕来回摩擦……大约过了5分钟，这根姜又跑去了我的右手臂、胸口和背后。大姐就这样来回摩擦，洒了我一身的香灰，并不断发出打嗝的声音。当大姐把姜放下后，就把那一张符给烧了，往我身上熏一熏，再抓一把米丢向我。收惊仪式结束后，我又喝下了第二杯符水。据朋友说，我脸色突然变好，反而大姐的脸变得阴沉，似乎她已代替我吸掉那些‘肮脏东西’。” 坦白说，我当时觉得这个仪式一点都不科学。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那晚的我居然奇迹般地睡着了，连原本完全无效的精神科药物也突然起了作用。解“灵”还须系“灵”人回原住民村进行驱邪仪式 [vip_content_start] 然而，光靠精神药物也不是长期之计，我仍必须找出失眠的真正原因。尤其收惊仪式的效果让我认真思考：会不会是我把森林的东西带回家，触犯了某种禁忌？我想到，台湾著名作家三毛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曾在撒哈拉沙漠捡到一条项链，并挂在脖子上。不久，她开始极度犯困、连续打喷嚏、流鼻血，眼前一片漆黑，甚至差点发生车祸。直到当地人来看望三毛，才告诉她，这条项链被人下过诅咒。以前读到这段故事，我确实怀疑过其真实性。直到亲身经历类似的怪事，才真正领悟长辈常说的那句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某天，我终于鼓起勇气联络色末贝里族（Semoq Beri）的仪式领袖，坦承自己曾偷偷把他们的治疗用品带回家做纪念。她一听，吓得叫我赶紧回村接受驱邪仪式。印象深刻的是，当仪式领袖接过我手中的“纪念品”，看到里面不仅有色末贝里族的“椰子叶军队”，还有嘉户族（Jah Hut）的治病恶灵木偶（sepili）时，忍不住摇头说：“哎呀，这个‘灵’是读华小的，那个‘灵’是读国小的，不能混在一起的！” 她以不同源流的“学校”做比喻，语重心长地告诫我，每个部落都如同一间“学校”，有自己的系统、规则和禁忌，因此“解灵”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样。如今，我把不同“学校”的仪式用品都带过来了，导致这件事变得有点棘手。由于嘉户族的巫师已经过世，所以色末贝里族的巫师只好想办法解决“他校事务”。驱邪这一天，他穿了某间学院的T-恤、左手还戴了一只银色手表，感觉真的像在搞学术的。反而是我成了全村人茶余饭后的“笑话”——那个顽皮的城市姑娘。随着甘文烟被点燃，巫师从袅袅白烟中抓起一把，分别注入我的右肩、左肩、胸口和头顶各3次，又在我头上连吹了几口气。按捺不住好奇，我问：“身上真的有恶灵缠身吗？”巫师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那些灵很喜欢你，想和你做朋友。” 离开部落前，仪式领袖交待我，接下来的3天忌食冷饮、辛辣、芝麻油、斑兰叶、酱油和莲雾；同时还给了我一颗甘文烟树脂，嘱咐我每天傍晚6点点燃，用来净化自己。如此一来，我才能与这些“灵友”做彻底的告别。仪式3天后，没想到我还能收到原住民朋友的“事后服务”，询问我是否已经能入睡。那一刻，我感觉治好我的不一定是巫术，而是这份跨越山林的关怀。我当然还是会有睡不好的时刻，却学会了用不一样的观点去看待失眠这件事，也不再执著于寻找 “唯一真相”。毕竟，古人本来就有间断性睡眠的习惯，而“失眠”本身，则是西方医学为顺应资本主义时间而发明的疾病——即便自认为客观的科学，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建构。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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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椰子叶军队

今年中秋节，我在台湾花莲与阿美族朋友共度佳节。他们一年一度的巫师祭（Mirecuk）刚好与这个节日重叠，让我有机会比较马来西亚与台湾的原住民如何顺应各自的环境，发展出独特的万物有灵体系。所谓的巫师祭，是阿美族巫师（Sikawasay）与他们的神灵（kawas）“续约”的重要日子。除了祖灵，还有形象各异的灵伴（hidang），例如行走之神（Sarakataw）、槟榔神（Mayungayun）和猴神（Kakacawan nu ungay）等等。受汉化影响，阿美族的仪式也纳入了来自北方的“外来神”，例如火之神（Lalebuhan）和筷子神（Alapit nu Taiwan），呈现丰富多元的宇宙观。最令我惊讶的是，这些巫师在作法时会大量使用生姜，而且是整株入法——带着繁茂的叶子与连根的姜块。虽然马来半岛的原住民巫师偶尔也会使用生姜治病，但更常见的植物，其实是我们随处可见的椰子树。椰子叶的治愈力量由族人的意念编织而成我第一次意识到椰子树的重要，是在彭亨州色末贝里族（Semoq Beri）的部落。尽管他们的森林早已被油棕园侵蚀，但族人仍特意种植了几株椰子树，以备治病仪式之需。与嘉户族（Jah Hut）类似，色末贝里族相信人拥有7个灵魂（ruay）。这些灵魂可能会在你入睡中或进入森林时，被栖息于风线（tali angin）、大地（tanah）与水域（air）中的看守灵（penunggu）偷走。其中，tali angin 被认为有7根，这里的风势极为强烈。族人相信，精神失常的人之所以“走掉了魂”，是因为他们的灵魂被风线的看守者偷走，困在一棵名为Pokok Rui的树下荡秋千，永远摇晃在两个世界之间。为了赎回病人的灵魂，巫师会指示族人使用椰子树的嫩叶，编织出一支动植物军队：虾与河螺为水军；槟榔、菠萝蜜、蛇、蜈蚣和蜜蜂窝为土军；马来短剑、飞弹和火箭等人造物，以及鸟则为风军。治病仪式通常持续三个全黑的夜晚。随着夜色加深，时间延长，巫师的“兵力”也必须倍增：第一晚，每个物种编7个；第二晚，14个；第三晚，21个——凸显“7”这一神秘数字的力量。不过，为什么是“椰子树”？当我询问仪式领袖时，她解释，祖先自古以来就使用椰子树来治病，或许是因为它的叶子既易成形，又不易裂开；再加上它能够变幻成不同的动植物造型，因此族人相信，椰子树本身蕴含着治愈人类的力量。当然，除了仰赖一双巧手，族人的意念（niat）也至关重要。唯有怀抱着让病人康复的诚心，那些被编织出的椰子叶军队才能被赋予灵力，化作巫师的盟友。随着夜幕降临，这些不同的物种会被悬挂在一条同样由椰子叶编织的长腰带（lengkong）下。族人说，那是“将军”，所有“士兵”都在它的旗下发挥作用，并受其庇护。与华人掷筊原理一样原住民用爆米花问事 [vip_content_start] 有趣的是，巫师率领的椰子叶军队若要与守护灵沟通，必须借助berteh——一种以山谷稻粒炒成的“爆米花”，也是马来半岛原住民仪式中最常用来占卜的“神花”（bunga kembang）。为了查明病人的灵魂究竟被哪一个世界的守护灵掠走，巫师会吟唱不同的歌曲，带领族人通往不同的路。每抵达一个地方，舞蹈领袖便会抓起一把berteh占卜。当巫师忽然发问“花开几朵”时，她便得摊开手掌，细数手中的 berteh 数量——偶数代表“是”，奇数则代表“否”。若成功找到灵魂小偷，巫师也得使用同样的方式与对方谈判，询问这个守护灵是否愿意归还灵魂。色末贝里族的仪式领袖说，berteh的作用和华人在庙里掷筊问神是一样的原理，没有它就无法得知任何事。后来，我在不同的原住民村落中，也看见这两种植物的身影。例如，柔佛的上游人（Urang Huluk）会在与祖灵沟通的恍惚舞蹈（trance dance）中，使用椰子叶编织头饰、肩带与裙子。吉兰丹的特米亚族（Temiar）则会在治病仪式中，将 berteh 洒在病人身上，并细数手中剩下的颗数。通常，巫师会在仪式开始时设定条件——也许是奇数、偶数或某个数的倍数。若剩下的berteh正好符合这一数字，便象征祖灵赐予了一个吉兆。椰子树是“生命之树” 多功能又具有灵力 Berteh的由来至今成谜，但根据我的田野观察，会使用berteh的，多为从事农业、已定居的原住民；而仍维持半游牧生活的采集狩猎者——矮黑人（Negrito）——几乎未将其纳入仪式。相较之下，椰子树（Cocos nucifera）的记录比较丰富，甚至有化石证据表明，它的演化历史可追溯到2000万年前，远早于人类的出现。流行理论普遍认为，椰子原产于Malesia生物地理区，其范围涵盖东南亚、澳洲、新几内亚和几个太平洋岛屿群。由于这一地区拥有丰富的椰子品种和独特的本地名称，凸显了它作为椰子起源中心的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马来古语中的椰子树并非称作 pokok kelapa，而是 nyiur 或 nyior。有学者推测，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的 niu，以及菲律宾和关岛的 niyog，极可能源自这一马来词根，反映出椰子文化跨地域的历史连结。我的马来朋友告诉我，如今在北马一带的马来人，比如吉打、吉兰丹和登嘉楼，还会使用这个古语来称呼椰子树。作为这个区域最古老的物种之一，椰子树的意义早已超越食物本身，深深渗入日常语言、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之中。凭借其多重用途，它也被誉为“生命之树”、“天堂之树”、“丰饶之树”与“万用之树”等等。尽管印度次大陆和南亚地区被视为椰子树的次生起源地，但凡信奉印度教的地方，如峇厘岛，几乎都能在仪式中看见椰子的身影。印度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谜语：“他有三只眼却不是湿婆，他披着长发却不是隐士，他栖于树梢却不是鸟，他能产奶却不是牛”，道出了椰子树的神秘与崇高。当我读到椰子树的历史时，忽然顿悟了两件事。第一，马来西亚老一辈的华人常会替小孩戴上黑色椰壳手环，用来辟邪。这或许说明，在不同民族的信仰中，椰子树都被视为一种具有灵力的植物。第二件事，则让我重新理解马航370事件中的那位马来巫师怎么会拿出两颗椰子作法。当年的我和大部分人一样认为这是国际笑话，如今却觉得背后颇有逻辑；但若真要说为何未奏效，大概是因为再神奇的椰子树，也有它做不到的事吧！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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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木偶惊魂记

冠病肆虐的那几年，我经常感觉自己在做着同一个噩梦，或是活在某个没有出口的地狱里。我见过崩溃的医护人员，因氧气筒不足而必须在病人的生死间做选择；我听过殡葬业者讲述死者“排队”一周才能火化的故事；还亲眼见证重症病患被透明的隔离罩覆盖，宛如一条死鱼，等待被病毒吞噬；更夸张的是，我最常视讯的人不是亲友，而是病毒专家。几乎三天两头就得连线，像追剧一样掌握变种病毒的最新发展。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你可能只会担心自己会否确诊，但记者的日常工作却像在撰写连载的惊悚小说，因为病毒如同鬼魂，肉眼看不见，它却无所不在。在那段日子里，我和同事的精神状态都非常糟糕，每天一觉醒来就得迎接新的悲剧。 2022年尾，我终于因过度压力丢下电视台记者的工作。本以为能逃离“医学领域”，结果更离谱：对象从白袍医生换成了热带雨林里的原住民巫师。起初，我只是为了协助本地电视台拍摄民俗节目，才开始寻找那些濒临失传的传统疗法；没想到一来二去，竟阴差阳错地成了我的硕士论文题目。不过，想找到愿意上电视的巫师也不容易，因为许多原住民社群都有一个共同禁忌，即治病仪式必须在全黑中进行、不允许外人参与，以及禁止拍摄和录音。触犯禁忌会有什么后果？轻则相机故障或录到怪声，重则灵魂走失、巫师身亡。可想而知，我全都撞上了。这几年，我时不时会一个人跑进深山野林，在没有讯号的黑夜里聆听巫师吟唱咒语和燃烧甘文烟（kemenyan），连结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我看过病人被灵体附身，突然嚎啕大哭，也碰过被祖灵半途中断的治疗仪式，“警告”巫师若执意继续，现场所有人的灵魂都会回不来。当然，要说最惊心动魄的经历，莫过于我与嘉户族（Jah Hut）治病用的木偶——sepili 的那次邂逅。灵魂被偷恐致病需靠木偶收服“恶灵” 嘉户族相信，一个人拥有7个ruay（灵魂／精神），只要其中一个被恶灵bès偷走，那人便会生病。为了赎回病人的ruay，巫师会透过灵伴的协助鉴定“凶手”，再交代族人雕刻特定的木偶收服恶灵，因此每个sepili的造型就是bès的模样。它们的形态各异：有的似人，有的如兽，还有的手持兵器，面貌诡谲莫测。为了应对这些无所不在的恶灵，嘉户族长辈会将每一个bès的故事和形象，透过口传的方式交给后人，因此每个男孩从小就得学会雕刻这些木偶。巫师告诉我，他们的木偶有几百种样子，而每一个都能对应特定的“症状”。例如，若病人感到头痛，那干扰他的恶灵有可能是Bès Rungkup Tajam Kepala；失眠的话，则怀疑是Bès Yak Yung TT Galax搞的鬼。这些恶灵的名字听起来像外星语，但在嘉户族人心里，它们就像城市人听到“癌症”或“新型病毒”一样，会头皮发麻。当然，嘉户族的巫师并不会在每一次治病仪式中都动用木偶，而是会根据病情轻重，决定要进行到哪一个阶段。一般上，第一阶段的治疗被称为Muruk，即巫师会咀嚼黄姜，并将嚼碎的粉末涂在病人身上；第二阶段叫Tepung Alin，巫师会在病人身上搓揉一个面粉团，收服恶灵。若病人的情况太过棘手，则需要进入第三阶段Trekben，而巫师会把木偶放置在病人后颈，一边默念咒语，一边“抽走”恶灵。最后，巫师会利用Salak叶制作的“武器”拍打它们，再命令助理火速将所有的木偶丢到无人会涉足的丛林里头，且丢的时候不能回头，要不然这些恶灵会盯上你，把你变成新的猎物。作为一名好奇心旺盛的人，我当然回头了，还触犯了其他禁忌，结果接连遇上一堆难以解释的怪事。偷把木偶带回家厄运衰事接踵而来 [vip_content_start] 首先，在拍摄Trekben仪式的过程中，摄影机突然出状况——电池莫名其妙掉落，导致过去整整一个小时的连拍画面全都化为乌有。幸好，这个仪式会进行两个晚上，所以我们还能在第二晚重拍。后来，我们又拍摄了一位嘉户族男子制作Bès Pintu Katak（门蛙恶灵）的雕像。据说它常栖息在森林里的小溪边，那里布满碎石，还会渗出红色的液体。但之后用 AI 语音转录访问内容时，我却发现，在雕刻师摩擦这尊恶灵屁股、为其抛光的片段里，竟被识别出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你要怎样让我活过来？” 更可怕的事，发生在我把木偶带回家之后。为了方便摄制团队好好拍下那场仪式中使用的8个木偶，我们请嘉户族的朋友重新雕刻了一组“道具”。虽然他们再三叮嘱，拍摄一结束，就得折断这些木偶并丢弃在偏远之地。但天真的我以为，没收服过恶灵的木偶是安全的，便将它们当作纪念品留下。结果，这些木偶跟我回家的那一天起，我便饱受失眠之苦，甚至感觉脑电波好像故障一样，一直能听到奇怪的声音，整个人的磁场也毫不对劲。我当然害怕自己被标签为迷信之人，所以在那些无法入睡的夜里，我总是不愿去思考它们之间的关联。然而，每次只要我试图为这些木偶辩护，寻找留下它们的可能，我就会遭遇不幸，像是确诊新冠病毒、家里遭到爆窃、耳朵莫名发炎或眼睛冒出不明异物等等。就这样折腾了好几个月，我收到了最震惊的消息——嘉户族的巫师过世了。原住民巫师过世宛如一座图书馆被烧毁在原住民的世界里，人们常说：“当一个巫师死去，就像一座图书馆被烧毁一样。”过去的我不曾真正体会这句话的重量，直到听见巫师的死讯，仿佛看见那些古老的咒语与祖先的智慧化作落叶，在雨林里缓缓焚成灰烬。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巫师，我紧紧握着他的双手，深深鞠了一躬，心里盼着来日还能再会。直到事后才惊觉，那原来是一场告别仪式。虽然他本来已经抱病在身，但我心中仍不免涌起一股沉重的罪恶感，是否因为自己无知地触犯了禁忌，才让他的死亡来得更快？那一晚，我再次彻夜难眠，脑海里浮现的全是巫师血红的牙龈——那个被槟榔染出的笑容，鲜艳得像在展示他嚼碎恶灵Bès的证据。可真正让我心慌的，是忽然意识到：若巫师已死，那谁来帮我收服恶灵？让我辗转反侧的会是Bès Yak Yung TT Galax吗？我当然没有答案。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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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鬼遮眼怎么办？

自从越来越多本地人知道我在进行马来半岛原住民研究后，我的电子邮箱时不时就会蹦出不同的邀约，包括演讲、上节目、拍电影或出书等等。由于业务繁忙，实在分身乏术，我能接的就接，来不及回应或无法投入的，只能作罢。但最近，有一封电邮让我印象深刻，而发信者是一名中国人。她告诉我，自己目前正在为一档美国播客《Spooked》工作，而主持人会在每一集邀请不同的嘉宾亲自叙述他们的超自然经历。这名女子强调，她之所以来信，是因为读了我的专栏，被原住民的宇宙观深深震撼，并坚信我在研究过程中一定也经历过类似的灵异事件，因此特地邀请我担任新一集的嘉宾。读到这里，我不禁莞尔一笑。虽然最终没能抽出时间参与节目，但若真要细数我的田野经历，或许也能写出一本原住民版的《聊斋志异》。作为一个“世俗化”的城市人，我曾一度觉得妖魔鬼怪与神仙精灵，都是人类自己想像出的。毕竟，没亲眼见过的东西，总让我难以信服。有一次，我甚至在农历七月跑到Si Puntum在霹雳巴西沙叻的坟墓考察，请他托梦给我，说明他为何在1875年刺杀英国参政司毕治（J.W.W. Birch）。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念头，只因原住民的口述历史，呈现了一个与国家历史课本截然不同的版本。当时的我虽然什么也没梦到，但几年之后，我却因为协助本地电视台拍摄一档民俗节目，接触了太多原住民巫师与治病仪式，而无意间“启动”了我的敏感体质。自那以后，超自然存在便成了我田野中无法忽视的“隐形旅伴”。从搭便车到做茶粿这里为何那么多鬼？以我在柔佛兴楼云冰国家公园的田野经历为例，最恐怖的一次，莫过于遇上“爱搭便车的鬼”。它总是出现在同一段路上——每当我经过那里，车子就会突然亮起红色警示灯，提醒我“副驾驶座没有系安全带”。可问题是，车上明明只有我一个人。那么，究竟是谁坐在我的身旁呢？还有一次是在上游人（Urang Huluk）的森林诊所。这个传统疗愈空间每次开放都会持续四天三夜，所以在挑选睡觉的地方时，我特意选择了能最清楚观察仪式的“风水位”。没想到，那一天，每个人都夸我“好勇敢”。起初，他们的称赞令我困惑，但过了三晚后，心中似乎也有了答案：第一晚，我感觉身旁有东西在跳动，连背贴着的木板都跟着摇晃，可是睁眼一看，却什么也没有；第二晚，我的手背传来阵阵瘙痒，好像有东西在轻轻触碰，但再次睁眼，依然空无一物；到了第三晚，当我闭着眼时，却“看见”一个 [vip_content_start] 透明的女孩从屋檐缓缓飘下。或许是因为太疲惫了，我根本无力尖叫，只能在心里默念，请她放我一马。等我在隔天把这段经历告诉原住民朋友时，大家哄堂大笑：“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说你很勇敢了吧！” 他们解释，我挑的那个“风水位”，其实正是“灵力最强的地方”，几乎所有睡过那个角落的人，都曾在半夜被惊醒。连续几晚睡不好的我，终于在第四天“逃”出了原住民村落，转而到附近的华人新村，寻找民宿落脚。谁知这一逃，却误打误撞租下了当地最“凶”的鬼屋——半夜时，竟会有一个阿嬷躲在角落制作茶粿。话说回来，为何这个地方有那么多“鬼”？我猜，可能是因为这里曾是二战与紧急状态时期的主要战场，几乎每个角落都隐藏着数不清的乱葬岗。用尿洗眼、脱衣吓鬼哪个方法比较有效？自从田野地附近的华人新村得知我的存在后，一夜之间，我成了当地人口中那个“奇怪的”、“大胆的”和“不正常的”女子。虽然他们与上游人相处了将近一百年，但还是有许多人搞不懂，人类学家到底为何对原住民感兴趣。某天晚上，我在一间茶餐厅巧遇当地领袖。见我独自用餐，他们便热情地坐过来聊天，还特别强调：若我是来这里寻宝的，他们一定会立刻召集一大班人来帮忙。村长回忆道，小时候曾和父母在这座雨林里遇见两名白人男子。当时，他们的车厢载着各种探测仪器和挖土工具，手里还握着一张非常古老的地图，必须小心翼翼地翻开四个角落，避免弄碎它，而地图的中央正是一个X记号。他记得，其中一人向他们询问了某条河的具体位置，但因为不谙英文，双方只能陷入鸡同鸭讲的窘境。许多年以后，这个小镇又迎来了四名白人男子。他们疑似继承了上一班人的“遗志”，再次勇闯这座没有讯号的森林。只不过，这次却出大事了，其中一人疑似心脏病爆发，而另外三人则拖着朋友的尸体，在森林里迷路。后来，他们不知用了什么方法，联系到一位新加坡的朋友，再通过对方联络到这里的议员。最终，借助全村人的力量，这三名白人和那一具尸体才被救出。据说，这件意外疑似被州政府给压下来，所以只在这座小镇流传而已。看我一脸懵，他们又再意味深长地告诉我：“虽然我们不相信鬼神，但这座森林真的很奇怪，有时候我们进去，好像‘鬼遮眼’那样，不知为何一直绕都绕不出来。” 此时，我突然想起那个爱搭便车的鬼，于是好奇地问道：若真的不幸撞鬼，该怎么办？只见村长瞪大眼睛，神情严肃地说道：“当然是用自己的尿洗眼睛！” 隔天一早，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上游人的巫师。他点头说，这片森林的确有一条河，也许真藏着什么宝物。但他强调，原住民绝不会愚蠢到去打扰大自然，因为那里栖息着许多看不见的守护灵。至于拿尿来洗眼睛，更是荒唐至极。 “那要不然，你们在森林里迷路的话，会怎么办？”我追问。 “当然是脱光衣服啊！”巫师一本正经地回答。 “脱光衣服？！为什么？”我震惊不已。 “因为鬼和人一样会害臊。当它看到我赤裸的身体，就会被吓到逃之夭夭！”巫师依旧面不改色地说。关于人类学到底在干嘛，我真的给不出一个标准答案。但倘若你在森林里不幸遇上“鬼遮眼”的话，不妨试试华人和原住民的“解方”，看看哪一个比较有效吧！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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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来自边缘的呼声

我曾多次提过，许多原住民的“族名”都是被创造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英殖民者分类与治理。当这些白人官员无法与森林之子有效沟通时，只好参考外部命名（exonym），导致有些“族名”至今仍背负着歧义。以彭亨州的原住民为例，士美莱族（Semelai）与特莫克族（Temoq）虽在口述历史中皆提及共同祖先，但人类学家Rosemary Gianno指出，后者的族名却由前者赋予，可能源自马来词tembok，并隐含“外表破烂、颓废”的贬义。仄翁族（Che Wong）的来源也有多重说法，并曾一度被称为Siwang。根据记载，英殖民官员Ogilve在淡马鲁任职时，误把一个马来巡林员Siwang的名字当成了当地原住民的族名。也有人点出，Siwang其实指的是原住民的宗教仪式 Sewang，只是被殖民者听错或误解，才被当作族名记录下来。另外，分布在彭亨、吉兰丹与霹雳高地的特米亚族（Temiar），其族名则来自邻近的色迈族（Semai）对他们的称呼。人类学家Geoffrey Benjamin 指出，Temiar一词可能源自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的tambir或孟-高棉语的tbiar，两者皆含“边缘”之意。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早期的原住民社群虽然没有“种族”的概念，但已存在“我们”与“他们”的人群意识，而这种区分更常通过神话故事来表达。比如，一位柔佛上游人（Urang Huluk）曾向我提及：最初的世界只有一口井，所有人类都共饮同样的水。后来，有人许愿要喝 Kopi O，井水便化作黑咖啡，喝下的人就成了肤色较深的原住民与印度人；又有人渴望 Teh Tarik，井水于是变成奶茶，马来人由此而生；直到有人想要 Teh C，华人这个种族才随之出现。还有一位吉兰丹的特米亚人告诉我：远古时代的马来半岛曾发生一场大洪水，几乎灭绝了所有物种，唯独一对兄妹幸存。他们失去父母，只能乘着木筏漂泊，最终在吉兰丹与霹雳交界的永贝拉峰（Gunung Yong Belar）落脚。某日，哥哥望见妹妹头上有两只虱子在交配，忽然领悟“繁衍”的奥秘，于是便与妹妹结合，陆续生下白人、原住民、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当然，这类说法是人类学的兴趣所在；相对地，考古学家不会谈论“种族”，而是以年代来划分人群。走进吉兰丹古洞穴寻找“跳舞的小人” 我首次接触特米亚族，是今年8月中。他们也是我接触的第九支半岛原住民群体（Orang Asli）。当时，在本地考古学家苏招月的带领下，我们五人小组走进了吉兰丹话望生多个洞穴，寻找岩画的遗迹。作为姐妹学科，考古学家的强项是研究无生命的遗物，并依靠科学仪器分析岩画的年代、材质与技法，重建史前人类的行为与生活形态；而我与几位具有人类学背景的朋友，则负责与当地的特米亚族对话，尝试透过口述历史，追溯这些岩画与当代社群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解读岩画中的图像符号与文化脉络。在短短3天时间内，我们一共走访了3个洞穴。它们虽然都在现今特米亚族部落附近，但部分入口处极高，必须依靠原住民朋友当场砍树头、搭建梯子，我们这些“城市人”才能攀爬而入。事实上，考古学上有一个普遍假设，即岩画位置越难抵达，就越可能是古人举行宗教仪式、与灵界沟通的场所。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寻找证据，确认这些洞穴是否曾是特米亚族祖先举行Sewang仪式的空间。 [vip_content_start] 果然，我们在其中两个洞穴中，发现了许多“跳舞的小人”，有些头戴由特定叶子编成的头饰tempok，更耐人寻味的是，大多数小人竟只画了四根“手指”。经过一番争论，我们推测，那或许并非手指，而是仪式中男子所执握的植物。苏招月坦言，她之所以投身岩画研究，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此刻所站的位置和所见的景象，与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甚至几万年前的人类并无二致。正是这份跨越时空的凝视，让她心生近乎神圣的使命感。然而，即将启动的能吉利水坝，却可能淹没特米亚族的聚落、祖坟与无数洞穴遗迹，使得未来的人类再难与这些岩画相遇。原住民的祈祷：超越族群的祝福离开吉兰丹隔天，我又驱车3小时前往霹雳的特米亚族村落。短短数百公里，景致却迥然不同：吉兰丹一路可见伐木罗里、光秃的山林和如同拉茶色的河水，而霹雳这边则被不同的植被覆盖、每日有虫鸣鸟叫相伴，还能在清澈见底的河水里沐浴。我会来到这里，全因偶然结识一个由马来西亚舞者带领、汇聚本地与外国人的舞蹈社群。他们经常与原住民交流，追寻“出神状态”（trance state），试图建立与大地的精神连结。受其中成员Kien Faye的邀请，我才有幸见证特米亚族的传统仪式。根据当地人的信仰，每个月的15日是老虎的生日，必须以Sewang仪式安抚，避免在现实中遇见森林之王；20日和30日则是天神Tampuy与地神Lulew的生日，同样要以Sewang仪式祈愿保佑，而这一天禁止入森林采集打猎。恰好，每年的8月20日也是他们庆祝水果节Bering的重要日子。白天，族人会齐聚仪式大厅balei，摆上香蕉、红毛丹、山竹、菠萝蜜和莲心果等丰盛果席，还有一种名为 buah perah的森林坚果——碾碎后会放入竹筒中烤制，散发独特香气。等夜幕降临，大家再度走进全黑的大厅，进行Sewang Gelap仪式。那一晚，特米亚族人共唱了12首歌，前几首呼唤诸位神灵，后几首则呼唤各种水果的灵魂。每首歌由男子领唱，女子则拍打竹筒，以嘹亮的嗓音呼应，歌声回荡，仿佛贯穿夜空。按传统，这类仪式通常不对外人开放。但这支跨国舞蹈社群资助了特米亚族重建仪式大厅，因此成了少数的“贵宾”，得以与族人同舞。托他们的福，我首次从旁观者转为参与者，在音乐与舞步的共振中，逐渐被引入那片万物有灵的世界里。最让我动容的，是仪式开始前，领袖低沉而坚定地吟诵祷词，呼唤来年的丰收与安康。我当然听不懂特米亚族语，但在那一串陌生音节里，却能清晰捕捉到几个熟悉的关键字——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以及十八族原住民。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他们的祈愿不只为自己，而是将祝福洒向这片土地的所有人。跨越语言，我感受到一种极为宽广的胸怀，那是山林间最温柔、最包容的呼声。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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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被遗忘的世界原住民日

很多年前，我机缘巧合地找到了一本 1958 年出版的马来亚历史课本《The Malayan Story》，作者是Philip N. Nazareth，插画家为K.S. Wee。撇开两人的背景不谈，最吸引我的，其实是它的前言与目录。这本书的前言由当时的新加坡首席部长David Marshall和马来亚联邦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于1956年撰写。东姑阿都拉曼在文中指出： “在马来亚即将独立之际，《The Malayan Story》的问世正当其时。青年应该了解自己的国家历史与背景，而非只关注遥远地区。然而此类作品过去十分稀少，若不努力填补缺口，我们的孩子将对本土无知且缺乏自豪感。” 接着，我又在目录注意到第3章的标题为“马来亚的原住民（The Aborigines of Malaya）：矮黑人（The Negritos）、赛诺伊人（The Senoi）和原始马来人（The Aboriginal Malays）”。虽然内容仅占4页，但作者依然以浅显易懂的文字，搭配生动的插图，讲述这些早期居民的身体特征、地理分布和生业形态。作为马来西亚的国父，东姑阿都拉曼显然赞同将半岛原住民的历史纳入课本。然而，马来亚独立68 年、马来西亚成立62年后的今天，到底是谁在何时撕去了这重要的历史篇章，让我们的孩子从此听不见原住民的声音，甚至不知他们的存在？事实上，每年8月不仅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月，也是全马原住民欢庆此一身分的重要时刻。1982年8月9日，联合国“原住民工作小组”在日内瓦召开首次会议，标志着全球原住民首次大规模、正式参与联合国人权体系讨论。1994年，联合国将这一天定为“世界原住民日”，本地则将这个节日翻译成“Hari Orang Asal Sedunia”。虽然联合国至今没有通过严格统一的法律来界定“原住民”，但依据Martínez Cobo报告与《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UNDRIP），原住民通常具备4项特征：与殖民前社会保持历史延续性、自我认同有别于其他群体、拥有独特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制度，并且在当下处于社会的非主导地位。原住民也想“过新年” 重新创造“传统节日” 我第一次听说“世界原住民日”是在 2018年，那一年也是我正式关注半岛原住民的关键起点。由于没有人脉，我只要在网上看到与原住民相关的活动，无论多远都会开车前往，只为与这些长期生活在内陆、平日少有交流机会的人们建立联系。第一年在雪州参加这一节庆时，我买下了美国人类学家Endicott夫妇合写的巴迪族研究书籍，后来由此展开对16名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的调查报道，并入围亚洲出版协会（SOPA）的卓越人权报道奖。第二年，在同一地点庆祝这个节日时，我又遇见了色迈族作家Mahat China，并以其笔名“阿奇亚”（Akiya）创作了一篇报道文学作品，获得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得不得奖当然是其次，我真正的心愿，是把这些原住民的声音带进华人世界，让更多年轻人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因为缺少了原住民这一章节，我们对马来西亚的理解就会是不完整、支离破碎的。去年，我离开雪兰莪，前往柔佛庆祝世界原住民日。没想到，在兴楼云冰国家公园的上游人（Urang Huluk）竟将这个国际日子当作自己的“新年”（raya）来过。他们说：“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都有新年，没有理由原住民没有新年，我们可是这片土地最早存在的人。” 有趣的是，这些被重新创造的“传统节日”处处映照着其他族群的影子：上游人过年时，会做自己的木薯糕lepet，也学马来人包ketupat；因为知道8月正值农历七月，有些人会祭祖，或仿效华人焚烧纸扎品与金银纸；最让我意外的，是他们很喜欢玩一种曾在峇峇娘惹社会流行的卡牌游戏——Daun Ceki。 [vip_content_start] 起初，我对 Daun Ceki 一无所知，但许多卡牌上印着中文字，让我看得满头雾水。当我随口向一位大姐询问这副牌的来历，她的回答让我又惊又喜：“这是你们华人祖先教我们祖先玩的游戏，如今你们不玩了，但我们原住民替你们保存了下来。” 于是，今年重返这个田野地时，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会玩Daun Ceki。在他们的语境中，那些原本印有中文字的卡牌都被重新赋予了新名字。虽然没人能解释这些名字背后的逻辑，但这件事便足以说明，马来西亚的跨族交流从未间断过。原住民节庆尚无公共假期 “tumpang”假期庆祝庆典我的学长吴佳翰是研究沙巴混血原住民Sino群体的专家。过去我曾以为这种多元混合的文化只存在于东马，但这几年在半岛原住民的研究中，却屡屡发现许多家庭的血统极为复杂，往往难以用一句话概括“我是什么种族”。有时，我的报道对象会这样描述自己：“我有色迈族血统，圣诞节会在霹雳庆祝；我还有特姆安族和华人血统，农历新年会在森美兰过；我也有上游人血统，世界原住民日会到柔佛庆祝。” 当然，也有人会无奈地说，他们过去只能“tumpang”其他族群的节日假期，勉强庆祝自己的庆典，因为马来西亚政府至今仍未将世界原住民日列为全国公共假期。根据吴佳翰的观察，第一位在世界原住民日发表官方祝贺的首相是沙比里，有可能与他的政治地位相对弱势，以及选区百乐县拥有较多原住民选民有关。第二位在官方脸书上向原住民致意的，则是现任首相安华。相比之下，其他拥有官方社交媒体账号的前首相，包括慕尤丁、马哈迪与纳吉，从未在这个日子公开祝贺过原住民。那天，宴席散去，我的报道人轻声对我说：“真希望有一天，我们的raya（世界原住民日）也能被列为国定假期，就像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节日一样。”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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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与老虎插肩而过

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深入马来半岛的热带雨林，早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对探险乐此不疲，心底却始终蕴藏着一丝恐惧：若有一天，真的与老虎狭路相逢，我该怎么办？身为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我们从小就被教导：“马路如虎口。”可到了森林里，我才意识到——这句话，或许用在这里更为贴切。由于对野生动物的认知，多半来自电视机和动物园，以至于我对森林没有任何危机意识。可以说，城市人害怕的是闯红灯和无照驾驶的鲁莽司机，而原住民畏惧的，则是神出鬼没的野兽与鬼魂。正如城市有城市的规矩和法律，森林也有自己的法则与禁忌。每到一个原住民村落，我都会从不同的动植物身上，学到这些宝贵的在地知识。例如，巴迪族（Bateq）为了避免自己迷路，会在一些分岔路口，靠折断树枝来做记号。他们还会不断观察脚下的土地，是否出现危险讯号，以判断接下来要转左还是拐右。当我们被告知发现新鲜的老虎脚印时，都惊恐不已，不知是否要开始逃跑。但几位原住民青年显得非常淡定，在附近搜集了一些木材并起火，用浓浓的白烟将我们与老虎的范围区隔，再指示我们往反方向的路前进，与这个猛兽拉开距离。根据早期记载，马来半岛的矮黑人群体（Negrito／Semang）相信，虐待动物会招致雷雨，若焚烧水蛭，老虎还会循血而至。奥地利人类学家 Paul Schebesta 也曾记录：一位矮黑人女子因伤害水蛭，只得在雷雨中进行献血祭仪，以求平息天地之怒。当我读到这些古文献时，不禁毛骨悚然——我们正是在焚烧水蛭之后，才与老虎擦肩而过。起初，我们只是用树枝挑开吸盘让它们脱落，但因为数量实在太多，朋友只好点燃香烟，尝试削弱水蛭大军的势力。如今回想，真是不幸中的大幸，那次没和老虎撞个正着。老虎的占卜与tenong禁忌 [vip_content_start] 事实上，许多原住民社群皆认为“雷雨”并非自然现象，而是人类嘲笑或虐待动植物的“灾难性报应”。其中，玛美里族（Mah Meri）特别惧怕那些拥有强大tenong灵力的动物，包括老虎、白手长臂猿、狗和石龙子等等。色迈族则相信，涉嫌乱伦或得罪长者也会惹怒雷神，意味着人与自然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与共生共荣的道德基础上。什么是tenong？有一次，我和一群原住民朋友走入兴楼云冰国家公园的原始森林时，突然听见一阵吼叫声，而我的脑海立马浮现出老虎凶猛的模样。正当我试图确认这个假设，一名同行的男子马上警告我“别说出口”。过不久，天空开始乌云密布，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大雨随即倾泻而下。尽管淋了一身雨，但我却松了一口气。回到村子以后，他们才向我解释，在森林里面不管听到什么怪声或看到什么动物，都不能作出回应，否则将会落入tenong的陷阱。比如说，若我看见一只鹿的尸体，并陈述了这个事实，那鹿的灵魂有可能会看中我这个新宿主，使我精神失常。又或者说，若我听见了老虎的叫声，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那老虎便会侦测到我这个新猎物，向我奔驰而来，使我成为它今日的晚餐。英殖民时期学者Skeat曾经记载，在马来民间信仰中，老虎不仅是单纯的野兽，而是具有灵性或人性的动物，有时还会被尊称为Dato Hutan（森林长者或森林拿督）。由于老虎被视为人的化身，因此在狩猎之前，必须先“请示”或“占卜”，确认其行动是否被批准，而这个过程就被称为bertenong。根据一名雪州马来人在19世纪末的口述记录：很久以前，有一位老人在森林中收养了一名皮肤雪白、绿眼睛和长指甲的神秘男孩，取名为Muhammad Yatim。但他性情残暴，连老师 Toh Saih Panjang Janggut 都无法容忍，不断用一种名为los的木头鞭打他。每鞭一下，Muhammad的形态便越发异化，最终变成一头四足猛兽。老师见状后惊呼：“这是阿拉的老虎！（Harimau Allah）”，并诅咒它只能在原始森林和次生林边缘狩猎，以及捕食“没有头的人”，否则将被王权圣铁（Iron of the Regalia）与《古兰经》第三十章所毁灭。而它身上的黑色条纹，据说正是当年受老师鞭打所留下的痕迹。从此，老虎在猎食前必须先占卜，即趴在地上，把叶子夹在爪缝间凝视。当叶面上出现一颗无头人形时，老虎就知道那人是“命中注定”的猎物。虽然这个故事与我听到的版本不太一样，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森林里面不能作出回应，也是为了避免与这些野兽的灵魂对上频率，陷自身于危险之中。马来群岛的虎人信仰有关老虎的传说，当然不仅于此。我还听说过，在马来半岛，许多原住民巫师的灵伴（gunik）是老虎。一般上，老虎的灵魂会在治病仪式中附身于巫师，使他发出咆哮声或出现舔舐病人的行为。还有人声称，曾经在仪式房子外听见老虎的脚步声。最极端的形式是虎人概念（were-tiger）。苏门答腊的Korinchi马来人认为，这是一种能在人与老虎之间变形的存在，拥有报复、惩罚和保护的力量，也在村落扮演着道德警察和社会控制的角色。柔佛上游人（Urang Huluk）则相信，老虎与巫师的等级考试有关。当一名巫师不断生怪病，其亲属通常必须把他送进森林，与老虎较量。若他隔天活着走出森林，代表他成功过关斩将，晋升一级。据说，只要通过七级的考试就能成为大巫师。可惜的是，我从来没遇上这些情况。唯一一次与“老虎”正面对峙，是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时，一个印裔男子来到森林诊所求助，声称自己被下了降头。下一秒，他竟然变身“老虎”，龇牙低吼，双手指尖紧绷，五指弯曲如爪。当他离开后，巫师竟然调皮地模仿对方，扮老虎怒吼了一声，吓得我差点心脏病爆发。但还好，我这次依然与老虎擦肩而过。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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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水蛭的传说

每次进入田野，只要被水蛭咬伤，我隔天就失去了探险的动力。这些嗜血的小生物总爱重复“亲吻”同一个地方，让刚愈合的伤口发炎、甚至起水泡。但碍于难以拒绝原住民的邀请，我只能硬着头皮换上紧裤、喷防虫液，全副武装才敢出门。想进原始森林，鞋子还得精挑细选：包鞋不防水，踩进沼泽地立马引来水蛭大军；登山凉鞋缝隙多，水蛭钻进后根本拔不掉；至于割胶鞋“Kampung Adidas”，一过河就可能装满水蛭宝宝，防不胜防。唯一的选择是——不穿鞋。许多原住民认为，赤脚行走比较踏实，攀爬也更稳定，有些气生根还能按摩脚底穴道，一举两得。更重要的是，一旦水蛭爬上脚背，能立刻察觉，反正它们果腹完后自然会潇洒离开。然而，真正让我震惊的是，有些原住民朋友竟然会主动把水蛭放在脚踝上，甚至贴在淤血的身体部位，宴请它们一顿。当我询问这种“自讨苦吃”的原因时，他们只是耸耸肩地说：“我们人类拿了这个世界太多东西了，有时候，也是要还一些回去的。” 事实上，西方在中世纪时期曾将传统治疗术称为 “leechcraft”。虽然这个词在当代容易被误解为“水蛭的技艺”，但在古英语中，“leech”是“治愈”或“医生”的意思。由于当时的医生经常使用水蛭进行放血疗法，因此这个词汇才在后来逐渐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水蛭”。但话说回来，水蛭那么微小，为何却能引发人类如此巨大的恐惧？人与水蛭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乃至于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巫师都声称，没有咒语能够对付它们？这一切的谜团，还得从水蛭的传说讲起。玛美里族传说：都是Moyang Melur的错 [vip_content_start] 我一直很喜欢雪州玛美里族（Mah Meri）的祖灵面具。它们是用一种叫 Nyireh Batu 的稀有木材雕刻而成的，价格逐年上涨。每当手头宽裕些，我总会向雕刻师傅 Abang Gali 订制一副，用来珍藏。某一次，我心血来潮问师傅能否为我制作一副Moyang Kelom（水蛭祖灵）的面具，作为进森林的护身符，结果他笑称：“好，我雕一个给你，但你知道吗，人类注定得和水蛭、蚊子共存的，而这一切都是Moyang Melur的错。” 师傅的妻子 Kak Julidah在一旁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故事。她说，玛美里族相信，这个世界一共有七层，而人类住在第六层（tanah enam）。 “很久很久以前，Moyang Melur进森林挖木薯，不小心挖到了第五层（tanah lima），结果遇上恶鬼Kayek，还差点被当成佳肴。” “眼看就要被吃掉，Moyang Melur连忙表明身分，说自己是祖灵。Kayek这才停手，又给了他一道选择题：“要小砂锅（belanga）还是大炒锅（kawah）？Moyang Melur选了后者，结果——他还是被吃了。” 后来，另一位祖灵 Moyang Betang 为了寻找失踪的兄弟，只好到森林挖木薯，坠入第五层，遇见恶鬼 Kayek。面对那道生死难题，他选择了小砂锅，因此得以保命。临走前，Kayek 特地叮嘱 Moyang Betang 不准打开那个大炒锅，声称里面全是毒虫。但 Moyang Betang 按捺不住好奇，还是揭开了锅盖，竟发现里面正是兄弟的尸骨。为了让Moyang Melur死而复生，Moyang Betang小心翼翼地收集起他的遗骸，拼凑成人形。接着，他再向一只名为石龙子（mengkarung）的小蜥蜴寻求一块旧布，以及割下它的尾巴，插入 Moyang Melur 的鼻孔中，令其逐渐恢复血肉、复活过来。离开第五层时，Moyang Betang警告Moyang Melur“千万别回头”，但Moyang Melur仍在最后一刻忍不住回眸，结果将毒蛇、水蛭、蚊子和黄蜂等有毒生物，统统带到第六层，也是人类居住的地方。 Julidah有点气愤地说道：“Moyang Melur很坏蛋！就因为他，我们的后代到现在还在受苦！” 嘉户族传说：都是Batin Bès的诅咒加拿大人类学家Marie Couillard针对嘉户族（Jah Hut）的民族志，也记载了水蛭的传说，但与创世神话有关——在万物初生、风未刮起时，出现了一位名为Peruman的神祇，而另一位神祇 Bra’il 则从下游而来。两神在云中相遇，并争辩谁更年长。最终，Peruman被认定为长者，Bra’il只好奉命造物：首先，他从大海取来泡沫，塑成托盘，创造陆地；又用泥土捏成人形，请 Peruman 赋予其生命之气（nafas）。然而因为好奇，Bra’il在途中偷看那口气，结果失手泄出。第二次取回的气息，才成功创造人类始祖 Nabi Adam。正因为一时贪念，被释放的“气息” 化作了万恶之源——Bapak habli（邪恶之父），而它的子嗣包括诱人行盗、酗酒和通奸的Sitan与Hablis、令人沉溺于各种欲望的Najis、以及为人类带来疾病的恶灵Bès。其中，Bès是嘉户族最害怕的病源之一。根据他们的英雄传说，Bongsu Kangcir是七兄弟中的老幺，由于哥哥们都被Bès给吞噬了，因此他为了复仇，故意跟随Bès回巢，诱使它们聚集树脂（damar），再放火焚毁其村庄。临死前，恶灵的首领（Batin Bès）诅咒道，它们的灰烬将继续捕捉人类灵魂。而Bongsu Kangir 则回应：“我将用咒语把灵魂唤回，并把病灵驱散。” 当然，那些 Bès从未彻底消失，而是化作蚊子、水蛭与虱子，自此寄生于人类，无咒语可避，成为了嘉户族至今难以摆脱的病源根基。人类无法驯服的力量只能谦卑以待记得某次进森林，双脚一直陷入沼泽烂泥，并能感受到一群蠢蠢欲动的水蛭。正当我想要呐喊，却发现身旁的原住民都异常淡定。或许是因为我的神情出卖了我的恐惧，一个特姆安族（Temuan）朋友突然严肃地说道：“这是大象走过的路，所以你每走一步都要心怀歉意。” 忽然一阵风拂过，飘落的叶子轻轻掠过我的脸。我下意识地脱下鞋子，赤脚踏在土地上，静静感受大自然的脉动。回程的脚步轻盈了许多，大象的脚印也自眼前绽放，让我肃然起敬，明白了那些人类无法驯服的力量，只能谦卑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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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山林试炼记

每次遇到新朋友，他们总爱问我同一个问题：“你到底是怎么找到那些原住民村落的？”我的答案总是：“不知道。” 说来荒唐，我是个天生的路痴，连在城市开车都经常迷路，更别提那些连卫星导航都搜不到的荒山野岭。每次前往陌生的地方，我总是莫名焦虑，担心一不小心走太远，就再也回不了家。但不知道为何，我的脑袋里总有个神秘声音，鼓励我勇敢出走，踏上一场又一场冒险。2019年6月，当吉兰丹爆发16名巴迪族（Bateq）集体死亡事件时，那股想亲身探寻真相的冲动变得更大了。然而，光有热血和使命感远远不够。为了找到这个原住民村，我上网搜索所有曾报道过这则社会新闻的记者名单，并趁着前公司派我到国会采访的机会，私下向其他媒体同行打听。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位电视台记者向我分享了行驶路径，还有一家华文报记者，成功帮我向英国人类学家Ivan Tacey拿到该村的经纬度坐标。有了宝贵的地图后，我还需要设法联络巴迪族的村长才能启程。于是，我又努力查询任何与巴迪族有关的单位，发现本地环境组织Klima Action Malaysia曾为他们筹款，并会在近期内举行气候大游行。为了接近该组织主席Nadiah，我只好向前公司提出采访意愿，借报道之名，私下向她寻求巴迪族村长的联系方式。这个筹备期耗费了近两个月时间，但我始终联络不上村长。有鉴于住宿早已敲定，因此时间一到，我和团队只能硬着头皮启程。在6小时的车程里，我们一路穿越爪夷文招牌林立的小镇、经过不谙马来文的暹罗裔甘榜、再途经孟加拉工人宿舍区、并于油棕园里兜兜转转，最终抵达的，竟是一个“空村”。心急如焚的我，只好再度拨电给Nadiah求救，却在另一头听见末日般的语气：“巴迪族是狩猎采集者，他们进森林找食物通常一去就是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 试炼一：如何渡过水蛭大军的家园在还没遇见巴迪族之前，我们其实不太清楚何谓“狩猎采集者”。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耐心，我们终于在3天后见到他们，并获得村长的采访同意。而我们学会的第一句族语叫“Cep Bah Hēp”（进森林），也是巴迪族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记得某一天，三位村民在我们的多番要求下，终于愿意带我们进森林走一趟，观察他们平时到底是如何觅食的。根据他们的说法，若只是去一会儿，大概两小时就能回来了。殊不知我们白天进去，几近黄昏才出来，前前后后花了5个小时，双脚还多了许多水蛭吻痕。深红色的血液流干以后，又因为长途涉水再次血流不止，就连肚脐也悄悄钻进了一两只，让我们这种“城市人”近乎崩溃。神奇地是，那3名巴迪族村民的双脚，却是黑得发亮，完全没有任何伤痕。明明我们穿的就是一样的人字拖，为何我们走路容易陷进泥巴？过河容易被逆流冲走？爬山坡容易往后滑倒？就连那么小的水蛭，我们也会措手不及？在他们最熟悉的森林里面，我们这种经常以“文明”自豪的人类，更像万物之耻，什么求生技能，似乎都自我们诞生的那一刻起，从基因中淘汰了。由于我们不断尖叫和呐喊，其中两名巴迪族人，只好叫我们在一个沼泽旁稍等一会儿，等他们把竹筏划过来。而不争气的我们，就这样理所当然地坐在一棵倒下来的大树头上，听着潺潺流水声，静静地等待救援。但在等了1个小时后，我们又显得不耐烦了，于是忍不住催问身边第三位巴迪族青年，有关另外两人的下落。听闻我们的疑问，他只是淡定地指着前方，说那两名同伴就在不远处的竹林。那为何划了那么久还划不过来呢…… [vip_content_start] 等我们看见救援团队时，才知道真相——原来他们正在制作一个新的竹筏，然后才划过来。试炼二：如何在树林中寻找出路某一次，柔佛兴楼云冰国家公园下了一场很大的暴风雨，我和原住民朋友正好要去神树前祷告，结果才刚踏入这片潮湿的丛林，水蛭大军便从四面八方涌上我的双脚，再用力地亲吻我。当我抵达河畔时，其他人已先行一步，剩下嘉户族（Jah Hut）朋友Shafie一人在等我。虽然我自认脚步已经比平时还快，但Shafie还是忍不住吐槽我的速度太慢。走着走着，他突然间开口说道，之前听闻某个特姆安族村子，自古以来就靠“种树”和政府的“伐木”对抗，每次被砍一棵树，他们就会种回一棵树，所以一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将森林保护得很好。受到这个故事的启发，Shafie这次带了3颗榴梿种子，决定每次来神树祷告都种下几棵树，那50年后就能成就一座森林。他告诉我，虽然原住民经常输给法律，但他们赢在照顾森林，让我听了直接起一身鸡皮疙瘩。准备离开森林时，上游人（Urang Huluk）巫师一时兴起指示我走在最前方，以测试我的移动能力，但我始终分不清返回的路线。他们笑称，这里的每一棵树都充满了重要的资讯，难道我都看不到吗？作为不折不扣的城市人，我自然患有非常严重的“树盲症”。每当巫师随机考我树名，我都只能沉默以对。没想到所有的答案，竟然都是榴梿树！让我最终被巫师“宣判”为“不合格的乡下人”。当我们终于抵达村子后， Shafie马上把我的糗事昭告天下。为了一雪前耻，我只好与另一名色迈族（Semai）朋友进行猜树比赛。想当然耳，我只能勉强地辨识森林诊所前的槟榔树、香蕉树和木瓜树。但他不经思索就能呼唤出每棵树的名字：“那是pokok rambai、pokok tampoi、pokok kundang、pokok durian 和pokok petai”。下一秒，他又一脸正经地指着地上的植物，问我是否知道“那是什么？”听到最后一道问题，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怒呛：“哎唷！我知道那是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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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通往彼岸之路

小时候，我三句话不离“死”：不是“饿死了”，就是“热死了”、“累死了”。因为大吉利是，妈妈只好在纸上写下“不能讲死字”，并贴在墙上。每说一次，就要罚10仙。这个故事听起来荒谬，却折射出许多华人家庭对“死”的忌讳。由于缺乏“生命教育”，以至于我从小到大都不知道死去的亲人到底去了上面的天堂、西方的极乐世界、北方的阴曹地府，还是地下的十八层地狱。我在十几岁的年纪失去了外公和外婆。他们生前都是拿香拜佛的人，但葬礼却是唱圣歌和念圣经。第一次祭祖，我以为必须要烧纸扎品给他们在“死后世界”使用，但妈妈说，外公和外婆已经投入主的怀抱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临终前转教的。原因是两个基督徒儿子，派了一班“天使”到医院为他们洗礼。当我知道真相时，内心感到非常挣扎。一方面，我必须尊重舅舅的决定，但我又担心外公外婆“没饭吃”、“没衣穿”和“没钱花”。这道难题一直是我成长过程中最大的疑惑。就连我那位能够通灵的阿姨，也无法解答。反而外公经常将神秘号码托梦给阿姨，让她在每一年的清明节都中万字票，代替祖先宴请后人吃顿饭。若想用资本主义逻辑来理解“死人财”，当然是行不通的。毕竟从来没领过任何纸钱、纸房或纸车的外公，要如何把多余的资本从天国汇款到人间呢？说来也奇妙，我对于死亡的理解是原住民朋友教我的，而他们的宇宙观与华人民间信仰非常相似，只是形式不同。巴迪族的天国：人与树的共生宇宙以吉兰丹的巴迪族（Bateq）为例，他们相信人死后会变成超自然者（hala’），并在天空中生活。届时，他们将不再需要进食或劳动，享有自由与凉爽的状态，还能在梦中拜访在世的亲友，教授一些实用的技艺与咒语。为了让灵魂顺利升往来世，他们必须采用树葬，而非埋入土地中。男女的葬法皆使用纱笼布与香兰叶编席（pandanus mat）包裹遗体，置于担架，再安放到树上。唯一的区别在于陪葬品——男性或有吹筒（sumpit）与箭袋相伴，女性则常与其传统竹梳、笛子，或其他生前贴身之物一同长眠。对他们而言，树冠是灵魂的居所，也是连接彼岸的通道…… 根据传说，古时粮食匮乏，因此一半的人变成了树，为他人提供食物。当人类奉献自身，将生命力赋予森林，那人们也能透过采集行为，重新获得生命力。只要这种互动持续存在，养分就会在植物与人类之间循环，象征人树共享生命、历史与身分。换句话说，巴迪族与超自然者构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当树林大量消失，意味着人类背叛自然，终将迎来灾难性的惩罚，而他们也不再配当“森林之子”。嘉户族的天国：借鸟羽之力飞往桃源彭亨的嘉户族（Jah Hut）和柔佛的上游人（Urang Huluk）则有类似的宇宙观。他们相信，一个人拥有7个灵魂（ruay/semangat），只有褪去这个“原初之衣”（baju awal）后，才能回到原始地——天国。其中，嘉户族的坟墓是用木头打造的金字塔，上面还有精致的雕刻。虽然在埋葬时，男性面朝日落，女性面朝日出，但墓前皆会挖上一口 [vip_content_start] 空井，供他们在彼岸洗澡或饮用。而墓旁还会摆满他们的生前物品，包括衣服、香烟和床褥等等。有趣的是，家属通常会在坟墓插上一只鸡翅膀——男性为公鸡，女性为母鸡——作为“保护伞”，协助亡者穿越炙热的沙漠，平安抵达凉爽的桃源（Pulau Buah）。法国人类学家Jeanne Cuisinier发现，灵魂以鸟的形态存在这一观念，是整个马来群岛对灵魂的最普遍信仰，而“鸡”是“鸟”的最基本形式。例如，嘉户族男童在成年礼上必须杀鸡，鸡挣扎越久，象征男子气概越旺盛。再来，巫师会命族人雕刻鸟头形监狱（Balai Berteh Kepala Burung），用以囚禁偷走人类灵魂、带来疾病的“恶灵”（Bes），并悬挂木雕鸡作为交换的礼物。上游人的天国：以舟为棺渡向大海上游人的墓碑则融合了“木舟”意象，每个家族的风格迥异，仿佛搭乘不同公司的“船型”前往海洋天国一样。家属还会在墓地周围挖掘水道，于三个角落放置石块，并分别在第3、7与第14天逐一移除，以象征这艘灵魂之舟正式起航。由于受到马来人影响，他们称天国为“麦加”，而宛如划桨一般的双墓碑（kayu nisan），则会在彼岸化作“象牙”，送给鬼王当礼物。同样的，他们的“木舟”也会埋葬各种生前用品，像是厨具、衣物、武器、香烟和槟榔等等。当一个人的尸体不见时，意味着他已变成了Datuk Keramat，栖居于上层世界。而他们一般会在人间“种下神树”，并将位置托梦给族人，作为与神灵沟通的桥梁。为了获得庇护，上游人巫师会指示病人折7朵白纸花或赠送白布和白鸡，作为贡品。若白鸡回到村里，意味着Datuk Keramat拒绝帮助，病人终将无法康复。走过万象彼岸原是同一条归路这些例子显示，人类与祖先的关系皆建立在“交换”之上。为了理解此世之苦，我们构想了树冠、桃源、海洋等多种彼岸，而这些世界也彼此呼应、相互影响。那么，若天国真有不同版本，我那原为佛教徒的外公外婆，是否能顺利进入基督的怀抱？抑或他们被卡在中途，无处可归？多年后，上游人巫师告诉了我答案。他说，自己曾因染疫“死去”，一度抵达天国，看见七块巨石、听见和谐之歌，并与天使交谈，最终又折返人间。这段起死回生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一件事：“我原以为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死后会前往不同的世界。后来才发现，我们走的其实是同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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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相遇的故事

以前担任记者，常被叮嘱：“功课要做足，才能出门采访。”但疫情之后，世界天翻地覆，视讯软体取代了记者的双脚，让我们即使身处办公室，也能连接世界各地。无论对象是多么遥远的陌生人，似乎只要上网搜寻、穿针引线，就能在云端搭起对话的桥梁，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何谓全球化力量。不过，当我想用相同的技能应对原住民课题时，却发现自己处处碰壁，时间成本更是以“年”计算。我第一次听说嘉户族（Jah Hut）有成年礼，是在2018年。当时，一位马来朋友告诉我，他们有个非常壮观的割礼仪式——男童会穿上传统的马来王室服饰，在山林间巡游——但他说，那只是耳闻，他自己也从未亲眼目睹。我随即上网搜寻关键字，结果一无所获。于是再转战各大图书馆，喜获几本与嘉户族相关的书籍，却没有一本提到割礼。不死心的我，又转向脸书展开“肉搜”，找到了一位嘉户族社运人士。这么巧，她即将在某月某日到沙亚南参与一场活动，我便制造了这得来不易的“巧遇”。原以为终于可以一窥这传说中的仪式，不料却因一时疏忽，只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忘了记下她的联络方式，于是这扇门又无声地关上了。 2023年，我因协助本地电视台拍摄嘉户族的治病仪式，再次踏上那段熟悉却艰辛的寻人之路。最终，我从一本书中找到线索，并透过原住民关怀协会协调员Colin的协助，在吉隆坡见到了嘉户族社运领袖Shafie，而这个人后来成为了我的好朋友。苦等5年时间只为见一场百年成年礼从2018年开始追寻，到真正见到嘉户族的割礼仪式，整整等了5年。没人知道，那一刻的我有多么激动。作为村里的稀客，Shafie和其他嘉户族朋友不仅热情款待我，也主动和我分享他们的族群历史。根据传说，嘉户族相信自己是苏门答腊 Pagaruyung 王子的后裔。相传一百多年前，一位练成刀枪不入法术（ilmu kebal）的王子，在回宫接受割礼时，因皮肤太硬而失败。羞愧之下，他逃往彭亨，并在途中遇见嘉户族的首领，还与其女儿相恋成婚，但他始终隐瞒真实身分。婚后不久，王子终于向岳父吐露秘密。他坦言，自己已放下过去的宗教与头衔，只愿自己的儿子能以皇子的身分进行成年礼。起初，嘉户族首领担心割礼会危及孩子性命而反对，但最终仍被王子说服，相信这是锻炼意志、净化身心的重要仪式。自此，嘉户族村子只要筹足适龄男童，就会为他们换上皇子礼袍，骑坐在成年男性亲属的肩上，再由女性长辈手持阳伞随行，缓缓出巡。当鼓声响彻山林，游行队伍会逐一拜访祖先坟，接受先人祝福与庇佑，并回到村中进行割礼。那一日，宛若王室盛典，不仅为一人欢庆，更为整个族群铭记与传承。然而，嘉户族的割礼与穆斯林传统不太一样。巫师向我解释：“马来人的做法通常是完全切除包皮，而我们则是在阴茎上方 [vip_content_start] 划一刀‘放血’而已，属于象征性割礼”。他笑称，自己从未与外人谈论这些细节，并坦言，女性其实不得参与某些环节。神奇的是，自称懂得解读面相的他，突然又轻声地补了一句：“我看得出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也很有决心，所以我们才愿意让你参与整个仪式。” Pagaruyung：从征服神话到相遇传说当然，我的好奇并未就此止步。相反地，每一层被揭开的面纱，都会引出新的谜团。例如，神话中的“Pagaruyung”，究竟指的是哪里？于是，我再次上网搜寻关键字，意外发现新大陆。原来，Pagaruyung是米南加保（Minangkabau）王权的中心。自14世纪中叶 Adityavarman在苏门答腊高地建立政权以来，这座宫殿不仅是政治核心，更是神圣权威的象征。历史学家Andaya指出，米南加保王室经常派遣王族后裔远赴外区（rantau），并携带具有魔力的诏书，要求当地人服从王命，否则将遭受超自然的惩罚。这种将统治神圣化的叙事，很可能早在14世纪末就随商船与移民横渡马六甲海峡，悄然融入马来半岛原住民的神话体系。例如，在色迈族（Semai）的“真实故事”（chermor）中，他们被视为亚当的最后后裔，起源于神圣之地 Mengkah，并分别迁徙至苏门答腊、暹罗、霹雳与马六甲。其中，Pagaruyung 被视为首批登岸者建立的地方；而后来抵达的马来人则因性格好战，迫使他们再度迁徙。最终，这些原住民在金山（Gunung Ledang）与之前分散的族人重聚，并诞生了“特姆安族”（Temuan，意即“相遇”）。不难发现，这些神话中的“Pagaruyung”，并非外族象征，而是原住民祖先曾经栖居的故土。至于米南加保人，则被当作那些祖先的后裔。这个叙事奇妙地反转了主流历史的权力结构：米南加保人来到马来半岛，不是征服者，而是“回家”的人。人类历史从迁徙开始当我准备离开嘉户族村子时，一位朋友又对我说了另一个古老传说：“以前祖先曾经说过，我们和华人都来自中国。很久以前，华人曾用一艘大船（tongkang）来接我们回去，并叮嘱大家上船时要闭上眼睛。但有人忍不住睁开了眼，结果船破了，我们也就回不去了，只能留在这里（马来半岛）。” 不知为何，听完这番话，我仿佛被大海卷入历史的深流，在潮汐之间，看见那些世世代代不断上演的启程、相遇、分离与重逢。尽管在国家治理下，原住民始终被归为没有名字的“其他族群”（Dan lain-lain）。但在原住民的宇宙观中，人类的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由“迁徙”相互交织而成的——没有谁是真正的“外来者”，因为我们早已在神话里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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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日夜颠倒的森林诊所

屈指一数，我来台湾读研究所已经快两年了。这个月刚好要提交论文的研究企划书，每天都把自己埋在艰涩难懂的理论里，寻找那些可以与我对话的“前辈”或“先驱”。学术写作与新闻报道或抒情散文截然不同。你不只是记录“人”的故事，还得怀抱某种野心，将在地知识升华为“创新概念”，向这个领域的专家说明——你的贡献在哪里？这个过程就像在沙尘暴中寻找水源。很多时候，你以为看见了绿洲，却在搓揉眼睛后，失落于海市蜃楼。要不然，就像草东没有派对在〈烂泥〉里唱的那样，不断发现：“我想要说的，前人们都说过了；我想要做的，有钱人都做过了。” 我或许算是幸运的，毕竟马来半岛原住民的研究冷门得很，仿佛只要写了一篇民族志，就能被称为“专家”；但这条路依然漫长、晦暗，几乎没有可供参照的足迹，每一步都可能陷入烂泥，或走上几回冤枉路。穿越未知的旷野追寻雨林最后的曙光我第一次与上游人（Urang Huluk）的巫师见面，是在一个天气异常炎热的周日午后。他住在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兴楼云冰国家公园里，并经营着一个传承数百年的 “森林诊所”。由于许多原住民巫师已陆续老死，地位也被现代医疗取代，因此这间“森林诊所”的存在，宛如雨林最后一道曙光，为全国各地的原住民带来精神庇护。当然，这间诊所并非每天开放，而是根据新月和满月交替运作的。会来这边的人，一般都是生怪病或是解降头，而且要扎营过夜，因为一次疗程就是四天三夜。后来，巫师的神迹又传遍了马来人、华人和印度社群，让这里成为“一个马来西亚”的疗愈场所，罕见地出现了多族共同生活的景观。为了一窥这间神秘的诊所，我很早就“预约”，并询问巫师几点看诊，而他的回复非常简短：“9点。” 不过，要如何抵达这个卫星导航搜寻不到又没有讯号的目的地，我到启程前一晚依然毫无头绪。等手机闹铃像计时炸弹那样扰人清梦时，已是隔天清晨7点。我的潜意识显然仍停留在睡眠状态，但不知谁为我的身体上了发条，早已驶入南北大道的车流之中。看了一眼手机荧幕，谷歌地图预计抵达“兴楼云冰国家公园”的时间为早上10点，会迟到1小时。可我一点也不慌张，因为据我的经验，大部分原住民都是不守时的，而我相信这位巫师也一样。然而，我的自信很快就被浓浓的睡意淹没，才开了不到半小时的车，我的眼皮就阖上了十几次。双手紧握的方向盘也一直往旁边的路堤上靠拢，一个不小心，就会登上社会新闻。当我看见路旁的休息站招牌时，赶紧打了左转方向灯，缓缓地把车子移到停车格里，熄灭引擎，拉下一半的窗户，好好地闭目养神。在迷迷糊糊之间，我察觉手机荧幕上的“预计抵达时间”竟然像电影快转一样，从 10 点跳到 10 点半、11 点、11 点 15 分、11 点半……最后停在 12 点。原本还睡眼惺忪的我，在大脑成功解读“12”这个数字后，急急忙忙地从座位上跳起来，系上安全带、启动车子、狂踩油门。难以捉摸的山林时间抵达兴楼云冰国家公园入口时，已是中午。我不记得究竟问了多少次路，才终于在这片仿佛没有尽头、也没有讯号的山林中，看到“森林诊所”的招牌。正当我把车子驶上诊所前那片泥泞不堪的草地时，一股不祥的预感顿时在胃里翻腾起来：怎么一辆车也没有？难道看诊时间已经结束了？ [vip_content_start] 还没等我的屁股与底下那片快融化的皮革坐包分开，巫师正好从眼前那栋高脚屋的阴影里走出来。或许是阳光过于猛烈，又或是我害怕知道真相，额下那两撇“八字眉”，让我看起来如同一个充满杀气的不速之客。省去了最基本的问候和礼貌，我一开口便询问巫师是否已结束看诊，而他则是有点不解的看着我，淡定地回复：“还没开啊，晚上9点。” 巫师精简的回复，让我瞬间无语问苍天。我下意识点开昨晚与巫师的对话，发现他只说了“9 点”，并没注明 “am” 或“pm”，而我也没进一步追问。显然，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在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我理所当然地以为诊所会在白天开门，而巫师则笃定我该知道：这种靠咒语治病的地方，本来就得等到夜幕低垂后才会显灵。结果，这间靠月亮运作的“森林诊所”，一直拖到晚上11点左右，才正式启动治疗仪式。望着眼前这位时而吹口哨、时而念咒、时而放声大笑的巫师，我忍不住冒出一个念头——若不是原住民的神明也和他一样没有时间观念，那就是他们联手来作弄我这个城市人了。卸下“理所当然”的滤镜还记得刚来台湾时，我认识了一位也在研究巫术的排湾族同学，并很自然地聊起各自的田野故事。当我好奇地问他，排湾族的治病仪式通常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进行时，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然是白天啊！” 听到这个“当然”，我忍不住笑出声，并提醒他：这个词，可得小心用啊！虽然我还不敢自称是一名真正的人类学家，但那些在田野中跌跌撞撞、狼狈不堪的经验，总是在反复提醒我——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唯有慢慢卸下那些“基本常识”和“普遍原则”的滤镜，你才能在他人眼中的沙漠里，看见那原本就存在的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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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光与暗之歌

我不是基督徒，但小时候，亲戚常邀我参加主日学夏令营，在那里度过一个又一个学校假期。在那懵懂的年纪里，我背诵过圣经、学唱过圣歌，却从未真正理解这些内容的意义。直到我在多个原住民村落，亲眼见证了某种“神迹”，才恍然明白——何谓“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先分享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别人得知我在做原住民研究时，总会产生各种好奇。华人爱问我：“他们是土著（Bumiputera）吗？”马来友族更关心：“他们信奉什么宗教？”至于印度人，则经常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原住民村里，并一脸认真地告诉我：“这里的巫师很厉害！” 令人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原住民村有水电吗？”因为生活在“现代世界”的我们，早已视水电为基本设施。若你所在的地区突然制水或停电，一定会立刻涌入社交媒体大吐苦水。但这种短暂的痛苦，却是大部分原住民村的日常。更何况，他们连抱怨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缺乏的，还包括稳定的讯号。以我过往的经验，一些幸运的村子，或许还能牵引山水或饮用还未受到污染的河水，但若没有电源，村民就只能回归灯泡还未发明以前的时代，在红红的太阳下山以后，学习与黑暗共处。为何有那么多原住民村没有水电呢？官方答案是“他们住得太过偏远”，但原住民才不是傻子，他们知道获得这些基础设施的关键条件是什么。” 原住民村长年无水电在黑暗中保留泛灵信仰 [vip_content_start] 前阵子，我到一个色末贝里族（Semaq Beri）村落田野调查，研究他们古老的治病仪式——Sewang Gelap。顾名思义，这场仪式在深夜进行，因为祖灵惧怕光源，只有在漆黑中，才会顺应巫师的召唤与族人的吟唱现身协助。当然，巫师能够开启天眼与灵界沟通，而凡人如我，则什么也看不见。如今，想要在马来半岛亲身参与此类仪式，已变得极为困难。一方面，森林长年遭到砍伐，自然界的守护灵似乎也随之退隐；另一方面，许多原住民村落已改信世界宗教，而那些被“文明”照亮的人们，如今或许已搬入石砖屋，享受着风扇带来的凉意与水龙头流出的清洁水源。这种转变固然带来了便利，却也在无声无息中，改写了人们与森林和自然之间的连结。某个晚上，我的色末贝里族朋友为我煮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虽然他们启动了发电机，但在微弱的灯光下，眼前的菜色依旧模糊不清，往往得送入口中，才能分辨自己吃了什么。面对这般生活不便，原住民总觉得亏待了外人，但我向来不以为意，因为许多村子都上演过类似的剧情。只是我依然感到好奇，若放弃泛灵信仰即有可能获得水电，为何那么坚持呢？听闻我的疑问，她只是耸耸肩，淡淡地说了一句：“没关系，我们早已习惯了黑暗。” 权力如同影子游戏懂玩才能战胜黑暗印象深刻的台词当然不止一个。就算是相同的剧本，也会有不一样的结局。还记得某次前往嘉户族（Jah Hut）村子，研究他们的治病仪式 Benisoy Gelap——就和色末贝里族的一样，必须在全黑中进行。刚踏入巫师家门，我便被门口贴着的某位政党领袖海报吓了一跳。但更令我震惊的是，他们竟然能在保留泛灵信仰的同时，获得正常的水电供应。宗教选择和政治倾向固然是个人选择，但我知道，原住民身穿的蓝色T恤或佩戴的红色帽子，并不必然代表他们真正的政治立场。对他们而言，政党赠送的周边商品，如果不用就太浪费了。但那张海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面对我的疑惑，巫师笑着说：“以前，我们村子是支持A政党的，可求了很多年，始终没水没电。后来，B政党的人跑进我们村子，说只要我们挂上他们的党旗和领袖的海报，就会得到‘光’。” “所以你们就照做了？”我一脸不可置信地问道。没想到，巫师激动地和我分享这个“神迹”：“对！我们想说试试看也无妨。结果，挂上旗子和海报的第二天，原住民发展局的人出现了、国能公司和水务局的人也统统来了。过了一阵子，我们就有了水电。” 最近，我迷恋上《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这部神剧，里头的角色总爱以“神”之名为权力辩护。旧神被抛弃，新神不断涌现，但从来没有人真正见过这些神。权力亦然，是一种无形却真实的存在。当太监Varys与患有侏儒症的首相Tyrion讨论权力的本质时，Varys说出了一句充满哲理的话：“权力之所以存在，只因人们相信它存在。仅此而已。” Tyrion随即质疑，权力是否不过是一种戏法（mummer’s trick）。而Varys则低声回应：“它是墙上的影子，但影子也能杀人。有时，一个非常矮小的人也能投下非常巨大的影子。” 在那些没有电源的原住民部落里，我深信曾见过无数这样的影子。他们虽然不发光，却在夜幕低垂的山林中，唱着属于自己的歌。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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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Orang Asli和马共有关？

我以前在电视台工作，很喜欢和马来同事聊天。作为华小和独中毕业生，我鲜少有机会与异族互动，对马来人的印象，多半来自长辈的偏见或媒体的刻板描绘。然而，当我真正和他们面对面谈话时，才发现许多马来人比我原先想像的还要开明，有些“敏感课题”，未必是日常对话里的禁忌。例如，同事A曾光明正大地告诉我，他的祖父母来自印尼爪哇岛，而他是第三代马来人，笑称自己与我一样是“外来者”（pendatang）。他解释，所谓的“马来人”是一种经由国家建构而成的身分，内部其实涵盖多种族群来源，并非单一且同质的。因此，他时常对于自身的“土著” （Bumiputera）身分存有疑虑。同事B则向我坦言，虽然华人认为伊斯兰教很多繁琐的教义，似乎限制了人生自由，但是对穆斯林来说，正是因为不懂得如何在这个混沌的世界生存，所以真主的话指引了正确的道路，让他们能做出适当的选择。不过，当我询问马来同事对Orang Asli有何认知时，我发现他们对这些与自己同属“土著”身分的人几乎一无所知。有人认为，不同族群的原住民象征了不同的“马来籍贯”，类似于华人社会中对福建人、客家人、广东人和潮州人等群体的区分与认同。还有人以为，所有的半岛原住民都和马来人一样是穆斯林。那Orang Asli又如何理解他们的“Bumiputera”身分？耐人寻味的是，许多生活在深山的原住民，其实并不清楚这个身分究竟带来了什么实际好处，甚至曾有人反问我：什么是Bumiputera？ Orang Asli是法定土著吗？尽管“土著／非土著”的论述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坛的主旋律，但我们的《联邦宪法》至今仍未明确定义，谁才是法律上的“土著”。唯一能参照的是第153条文，即“马来西亚国家元首有责任保护马来族与沙巴州和砂拉越州的原住民（natives）的特殊地位，以及其他民族的合法权益”。显然地，“半岛原住民”在这里是被排除的。长期关注Orang Asli权益的马来学者Rusaslina Idrus曾点出，在马来西亚语境中，像Malay、Orang Asli、Orang Asal或Bumiputera 等概念都能被翻译成“原住民／土著（indigenous）”，这些不同的“原住民位置（indigenous slot）”根植于不同的定位（positionings）和层叠的历史。它们是一个动态变化（dynamic）的身分，会不断地重塑（reworked），并与其他身分，包括“非原住民／非土著”相互关联（relational）。什么意思呢？首先，你必须意识到，台湾的“原住民”、日本的“先住民”、中国的“少数民族”或印尼的“Masyarakat Adat”都是被他者建构的概念，而不是这些族群赋予自我的认同。同样的，马来半岛的“Orang Asli”早期对这个集体称呼是无感的，所谓的“身分认同”是现代国家和边界出现以后，人类才开始自寻的烦恼。那如今的Orang Asli为何对这个称呼有极高的认同呢？这是因为它反映了他们的历史和地位。从二战到紧急状态期间，英国人为了避免原住民和森林里的马共接触，所以在1950年代创造了“Orang Asli”的新称呼，以取代较为贬义的“aborigine”和“Sakai”，间接地承认他们为这片土地最早存在的人。不过，按照马来文语法，“Orang Asal”才是更正确的翻译，而马共可说是最早使用这个称呼的群体，并成立过一支由原住民组成的ASAL部队。 1970年代，政府曾经建议把“Orang Asli”改为“Putra Asli”、“Bumiputera Asli”或“Saudara Lama”，但被该社群大力反对，因而催生了半岛原住民组织（Peninsular Malaysia Orang Asli Association；POASM），进一步奠定了他们的认同。土著／非土著之辩重要吗？不说你可能不知道，Orang Asli和华人一样因为马共，存在过类似于“新村”的历史遗产。当年，英殖民者为了切断马共的 [vip_content_start] 潜在援助，制定了毕利斯计划（Briggs’ Plan），将50万乡村地区的华人全部用篱笆集中起来。同时，他们也大量围捕内陆地区的原住民，并安置到戒备森严的安全营地（secured camps）。只不过，这些营地的环境过于恶劣，导致许多原住民因疾病或精神抑郁而死，还有人设法逃回深山里。为了赢得原住民的心，英殖民者后来改变策略，在他们的社区建立“丛林堡垒”（jungle forts），并提供医疗设备、杂货店和基本教育等资源。当英殖民者逐渐掌握原住民的支持时，他们又培养了一支专门对付马共的原住民精锐部队Senoi Praaq（战士）、制定了《1954年原住民法令》、以及创办了原住民局（现已改名原住民发展局）等等，全面性的“保护”他们免受马共的影响。如今，这些“丛林堡垒”已从“fort”改名为“pos”，试图抹去军事味儿，但这些殖民痕迹依然遍布半岛的雨林中。至于Senoi Praaq则在国家独立后，成为皇家警察总行动部队（GOF）的一部分，继续看守我国的边境安全，打击跨境犯罪活动。有趣的是，那些没有被英国人监控的原住民村，似乎一度成为各族的“庇护所”。许多原住民回忆，他们在紧急状态期间曾保护过马共成员，躲避英国人的围剿，也协助过马来人“伪装”成原住民，好逃过马共的攻击。最近看了廖克发导演的纪录片《由岛至岛》，让我深刻意识到，战争中的加害者与受害者，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而是彼此交织的命运线。历史与日常的暴力往往错综复杂，当我们为“土著／非土著”的课题争执不休时，或许在原住民眼中，那些披着不同肤色的“他者”，也不过是与他们一样，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人罢了。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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