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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10:15am 29/0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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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诗人饮江/写诗读书 给一个机会遭逢你自己

报道、摄影:本刊 梁馨元

的诗都在劳动与生活中——有时生于乌漆麻黑的车底,有时在燠热吵杂的厂房。1997年出版诗集《于是你沿街看节日的灯饰》,后来出版的几本诗集都从旧书名延伸几个字《于是搬石伏匿匿躲猫猫你沿街看节日的灯饰》……之后的封面会不会被书名绕满?他说也挺好玩。仿佛贪得意,还有点随喜。

编辑罗乐敏说,饮江式幽默就是善良和出其不意,好像一个害羞的小朋友;他“称赞”自己善良又腼腆(可能是一生人70岁都不怎么讲粗口?),诗句随性而常有妙语,像是一种上帝赐予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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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岁出来工作之后,饮江离开了家里一个人读书生活。那是一段极其挤迫的日子——“十几个小时工作,十几个小时跟同事一起,但自己可以静静地过日子。虽然同一班人一起,但我有内里的一个空间。”

宛如是留给诗发生的空间。他曾写过一首〈边缘人〉,诉说工厂里打工的时日,恒常周转于车房、大工厂、修理铺……每天有短短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要是蛇王(偷懒)可能有一个半小时,在一个半小时里我才有机会做自己。”

吃蛇时间工友们不外乎围聚赌钱、睡觉;饮江则趁这段时间读书,“或者是有东西的时候记得一些东西。有时候在报纸看到一个地方的书会卖,或有一间屋要搬了,我就会远远地坐车去看,看看那里有什么书可以买,这些就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所谓的生活。”

以诗为伴 度漫漫日常

他的写作多数时候就发生在这样的时空之中,不仅往劳动寻找空间,哪怕工作当中都可以,如他曾写过的一首只有3句的〈〉:

〈蛇王诗抄(选四)〉
(一)读诗
我们的诗是押在裤头读的
掏出来和塞回去
都得左顾右盼

这简短而精炼的3句,即是他漫长的日常。“我在车房里工作过,很常整辆车架起来,我们就在车底下劳动。某些时候,工做得差不多了,我自己可能躺在车底里3天都不出来;在车底,哪怕只是一段时间,都是我独有的空间。”

狭仄而无光,仰卧看着重压起起落落,他说:“这些都是我们的处境。”因而有时终得,即使不一定有所丈量——

(四)仰望
舱底究竟有多深
大伙儿都不知道
累极了我们便仰望
但从不仗量 天堂

“有时我们要做的车坏了,带去船舱修理;修理完之后有一段时间可以坐在那里,看上去大船很高,就开始想舱底的窗究竟有多高呢?没有人知道。”

天堂是量不到的。“现实世界就是我们在舱里的世界,但我们始终会发觉有些距离无法丈量,这也是我们实际心里的处境。”

饮江的劳动经验形形色色,早期骑摩托送外卖,也在写字楼里做过送文件的“后生”(Office boy)。但他笑说,现在许多名字都不一样了,送外卖变成了物流从业员,后生叫作messenger。

半夜三更,12点才开工的活他也做过,在专业的清洁公司里帮大厦或酒店清理外场。零零散散,但有40年的岁月留在了九龙仓——“那是一个很大的货舱码头,最初修理汽车,工程部需要修理码头里的机器,后来改建了就变成海港城。”

饮江3本诗,诗集都请了好友兼设计师袁先生帮忙设计,二人合作近三十载。
诗集在装帧与编排设计上都别有用心,宣传文案这样写:“印刷手工交缠,机械复制自毁成粗糙手作,书票岂止暂作,历尽波劫夹硬嚟,虫洞编号,永劫回归,……玩味、附会妄想、叹喟柴台。”

心存火光的“叔叔”

许多人称饮江“叔叔”,他常年戴着一顶帽子,温柔和蔼得像极邻家长辈。但一个始终心存火光——“你不怨得爸爸妈妈,甚至我都不会怨社会,我觉得社会不好而已,但会想办法解决。”

“难堪我现在一定有,只要你不去加重这个难堪,一般都不会太过缠扰你。”对于现有的生活状态,他从不抗争;但抗争一直在心中,写诗亦是一种方式。

饮江早期的诗歌是激进的,关注社会改革,情绪更像一团无以名状的烟雾爆发出来——

“我将被燃烧 / 我将有光彩 / 我将有爆炸的声音 / 欢呼我的再生 / 我的歌 / 有最大的感激 / 感激火 / 和给我以火的人”

“从前的我会以为一定要改变或推翻了一件事,这个世界才变好。但后来你发觉不一定是这样的,总是有不同的方式去令好的事情发生。”

饮江早期的诗歌是激进的,关注社会改革,情绪更像一团无以名状的烟雾爆发出来。
与世界打招呼的方式不止一种

趁休息时间的罅隙读书,在车底工作时写诗,出门总是戴着一顶鸭舌帽,有些事情饮江一做就是40年。但他说,“有时你不需要坚持,好东西你只需要享受。”

坚持二字总自带一种承受、忍受的意味。“ 如果每个人生都须承受就很难过,但承受之中有时你可以去享受、认受、领受、接受……”譬如一种难得的喜悦与感召;或是遭遇不公平,你以为你只能抵受——“慢慢才知道何尝不可以在忍受之中也认受、接受,用这样的方式去应对,与这个世界打招呼。”

“如果只有一种方式就糟了。”饮江笑说。

原来不一定是对抗,也可以选择超越,或是将它拨到一旁。他想以自己的工作经验为例,但突然先道起歉来,说:“我可能需要讲粗口,但我一生人70年来,很少讲粗口的。”

因为妈妈说讲粗口不好(笑)。他继而描述起一个两层的地下空间,有人需要进来就得按钟,在那之前身为看守员的他会问“是哪位呀?”,对方回答以后就会开门。“当然不回答也得开门。”

他站起身用身体示范开门的动作,只是伸出一只手的时间——“我们有两位同事,一位听到钟声就会先骂Du——(粗口消音),最后还是需要开。我就比较自然,因为讲完粗口你都要按的,为什么要这么蠢多此一举?”

“原来不讲粗口都可以的。当然,讲粗口很过瘾。”他笑。

50年代,父亲会在家里接待许多大陆来的落难文人,“他们有些很有成就,读过书,但来到香港不被承认,或不能安定下来过他们想过的日子,他们的郁结是很大的。”饮江父亲虽不是文人,但很常会念古文给孩子们听,或许就是他的启蒙。
“幸好写诗不用整本书去骚扰人”

饮江很早就确定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一样东西都要衡量利润,世界以个人利益以及资本增值来推进。

“后来发觉,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原来这个世界除了社会之外,还有人间世。回到家人、伦理、个体生活的感受……”他问,这是不是社会?是。社会讲求存在的身分与位置——“我们在一个地位之上过日子,哪怕是争取权利,甚至影响世界,你都是社会的一分子。

有人一生朝理想与意义前行,但饮江意识到很多时候人们忽略了人间世,那是处人也自处的态度。他说:“生活总是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包括了忍受、享受、承受,以及面对自己的光彩和不光彩。”

如题,写诗读书于饮江而言,就是释出一个机会,去遭逢你自己以及发现这个可能的世界。当然他又玩笑道:“我们说写作骚扰人,幸好诗歌只是几句,不用整本书去骚扰人。”

基督宗教符号在饮江诗歌里不少见,他加入不同基督宗教人物作为谐谑的对象及坐标性符号,也是他批判世人和其他相关主题的工具。
乔治市文学节庆典于11月举行,Naveen Kishore(左二)、冯启明(右三)及饮江(右二)共同分享“诗歌与语言的极限”。

给个机会骚扰你自己

一个人的文字,最容易帮自己说话。无论人们如何解读,饮江总认为:“我写的东西一定有意思的,但不一定有意义;意义来自他人,但无论你欣赏还是否定,不好意思,它们对我都有意思。”

由此重读作品,“意思”也不褪减。遭逢之余,我们笑说:也是给一个机会骚扰你自己。这样的骚扰或许也是波动——“年轻的波动有一种激情,它可以延伸很多事物,在平静与波动之间丰富自己,它也是我们一直很渴望的东西。”饮江说。

搔动痒处,也看看世间纷扰。读书写诗,也总有意思。

“如果你问我会不会去寻找快乐和幸福,我不会,对不起。如果我知道什么叫快乐与幸福,我就会寻找,也会有途径与意愿,但这件事我每样都比较缺乏。但它不影响我,我所做的,写的东西都是有意思的,你本身可以赋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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