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面暂记】AI代笔，恶托邦找上你/周若涛

前阵子给了一场科幻文学讲座，提及《1984》和《美丽新世界》两本著作，有学生问道：“‘乌托邦’与‘恶托邦’，何者更适合用于新诗创作？”我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即席应答向来是我的死穴。过后这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像苍蝇挥之不去。直到某天，车里随机播放的播客传来一段相似的对话。那是《纽约时报》评论人Ezra Klein对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的访谈。Ezra问，为何爱特伍笔下多是恶托邦，却从不触及乌托邦？

这不太巧了吗？让爱特伍来回答这问题，比我高明何止百倍？那位聪敏的同学，忘掉我的胡言乱语吧，赶紧上《纽约时报》一听究竟。

爱特伍是这么说的：乌托邦文学盛行于19世纪。那是一个大发现与大发明的时代：微生物学革新了卫生医学、蒸气机加速了生产、飞机与潜艇拓展了探险的边界。人们对未来满怀憧憬，乌托邦文学因而蔚为风潮。然而，到了20世纪末，就无人问津了。为什么？因为太多于现实中推行的“乌托邦”实验，最后都演变成极权“恶托邦”。苏联、纳粹德国、毛治下的中国，都曾许诺一个乌托邦，但前提却是，必须把“异己”尽数铲除。我之乌托邦，彼之恶托邦。

沿着爱特伍的历史脉络，我们不妨审视本区域。上世纪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那些开邦立国的愿景，依稀也有乌托邦式的语言在运作。但东南亚的民族构成原就复杂，要如何抹平差异，让各群体符合单一模子？于是，在一些国家，那些与主旋律相左的“异己”或被屠戮，或被强制同化。马来西亚呢，最初也有一个“多元共荣”的乌托邦理想，但很快变质，被另一套乌托邦取代了。我的乌托邦，比你的乌托邦，更乌托邦。

人类放弃最可贵的思考能力

但如今乌托邦真的像爱特伍所说，“无人问津”了吗？她说的，是针对文学而言。在现实世界里，乌托邦式的语言正甚嚣尘上呢。诸如“让ＸＸ再次伟大”“ＸＸ民族的伟大复兴”口号，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会让鸡皮疙瘩掉一地，在政治文宣里却让人如打鸡血，精神大振。此类语言，马来西亚人当然再熟悉不过。

民族／国族之外，另一套乌托邦语言，就是宗教。任何国家只要与其中一种沾上边，就鸡犬不宁了。马来西亚得天独厚，两者兼具，何其有幸。

然而，一个更强大的乌托邦正如天魔降临。19世纪对科技的乐观主义，借着AI又死灰复燃。AI能让产能大增、治愈百病、促成文明大跃进、人人躺平白领薪金……但科技巨头们的大外宣还没兑现，更严重的危机已悄然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