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的若干浮想/曾繁靖（古来）

看见有的文学研究者，评论某某作家时说他“晚年陷入了写作的困境”云云。于是不禁思忖：一名写作者，为何要毕生追求写作上的精进或持续性呢？写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如果不将写作视为必要的谋生方式，而是为了某种“不朽”，是为了在文学史上争取一席立足之地，那么如果一名写作者已经在年轻时就创作出了有分量的、足以留名青史的代表作，又何必要求自己至老至死仍为言筌所拘？

换言之，若一名作家在文学上早已达到了一定的成就，晚年决定停止写作，又何尝不可？金庸在四十几岁时就宣布封笔，似乎亦无碍其作为武侠小说宗师的地位。张若虚仅凭一首〈春江花月夜〉，即能“孤篇盖全唐”，岂以终身写作方能留名千古？

再则，如果写作是出于情感抒发的个体冲动，或是艺术心灵的自然流露，那又何必为所谓“写作困境”而焦虑、惋惜？

史迁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赵翼云：“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创作经常由外在环境所“感”。若世无令人发愤之不幸，则诗人何为？笔耕不辍，固然可敬；不著一字，亦得风流。或许诗意即存在于生命本身的状态，而未必要诉诸笔墨文辞。写作与否，并非生命价值的唯一依归，若为“作家”、“诗人”的身分所迫而要求自己持续产出“高质量”作品，却实非个人的由衷之言，或亦沦为“职业化写作”耳。

写所欲写 行止由心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写作行为本身，即是一种存在论。写作的姿态，是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存在状态。我写故我在。若然，则写作又纯粹是个人的一种生活习惯，相当于“学无止境”之修养，甚或为琴棋书画之消遣，故无需迎合外界的标准与评价，但以兴之所至，为文之所在。如果写作只是为了服务于某种文学思潮，仅作为借以证明该创作理论行之有效的实验或实践，这似乎恰恰悖离了文学作为自由之艺术空间的本意。后现代主义提示了某种游戏与实验的创作观，然而所谓“游戏”或许亦应随心所欲，而非“为游戏而游戏”。虽然文学创作很多时候难免受到一些当代思潮的影响，但大可不必将自我拘束于特定的文学理念或审美范式，不必用某种风格或流派来框限自己。不要为了追求自由，反被“自由”所拘。对于特定文学思潮或评审标准的刻意迎合，未必就比对于大众与通俗趣味的迎合更加可贵。

也许写作是为了陶冶“文心”，而“文心”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审美之眼来洞察宇宙。因此写作之修炼亦为心灵之修炼，近乎某种宗教信仰，在写作的状态中对世界产生一些难以名状的了悟，获得一些超越现实凡俗的终极愉悦。也许这样的说法会遭到现实主义者的批评，然而在我看来，“文心”之涵养，可以是“为己之学”，也能是“为人之学”。因为无数“个体”的总和，就是整个“社会”。如果“文格”即“人格”的理想前提能够成立，则“文心”即为“人心”，将之推及外部社会，则一个“文学”的社会，应能成为一个道德的和善社会。想起龚师鹏程尝称“文学性”的根源在于孟子所谓“良知”，或许亦有此意。由此看来，文学的真正困境在于丢失了原初的“善端”，惟有驻守，方能行远。倘若迷于文之声色，毋宁归返无文之初。

东坡论文云：“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所以想写即写，写你所欲写，行止由心。至于什么高雅低俗，什么主义、什么流派，就留待历史来评价吧——何况历史书写也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没有人能够握有绝对的论断之权。子非鱼，安知鱼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