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忠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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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如意安详】再也没有逆耳了/何国忠

雷震判刑以前，家人每星期五可探监。聂华苓说“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盼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个公开的沉默姿态，对于铁窗里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 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逮捕《自由中国》负责人，随后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罪名判雷震10年徒刑，“匪谍”刘子英12年徒刑，傅正及马之骕处感化3年。胡适虽向行政院院长陈诚发出电文抗议，又向媒体表达不满，但在《自由中国》其他成员眼中，胡适软弱无力。聂华苓说她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几个人忍不住，拜访胡适探听态度。到了南港，“他招待了我们一顿点心，一点幽默，一脸微笑。” 1949年5月聂华苓在《自由中国》当编辑，是该社最年轻成员，聂华苓的〈雷震与胡适〉一文收录在《三生影像》中，开头她写：“政治在我眼中，是一场又一场的戏。我关怀实际政治，而不喜参与，我感兴趣的是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就凭胡适那个人物，就堪人回味。” 宋广波的《胡适年谱长编》引蒋介石几则日记。1958年4月12日，蒋宴请胡适、梅贻琦及其他中央研究院院士，蒋说“胡适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欢迎胡、梅同回国服务之语一出，胡颜色目光突变，测其意或以为不能将梅与彼并提也，可知其人狭小妒嫉。”1958年11月19日说他“召见胡适。此诚一政客也，余仍予以普通礼遇，不使难堪。”11月22日说他见“无赖胡适政客”，12月31日说全年不开心事包括出现“胡适之狰狞面目与荒谬言行，从中煽惑，及其中央研究院无理面斥，更难堪。” 1959年1月3日蒋说近日“对于投机政客、无耻学者的心术与言行常怀愤怒，此种学者自名为无党无派者，而实则只有自私自利钓名沽誉。不仅是害国害民，可说是比忘恩负义不知廉耻败类甚。”1月31日说“因政客无耻言行”与行政院长陈诚“不识大体、自作聪明为苦，时多恼怒刺激。”日记所言政客都指胡适。 1960年7月至10月，雷案选择这个时间发生，人在美国的胡适别有一番滋味。他对记者说“太失望，太失望”。记者问为何不探监。他说：“雷震会知道我很想念他。” 胡适关在他自己的心牢里聂华苓说胡适“公开话说得漂亮。”胡适鼓励雷震组织有力量的新党，“结果新党被扼杀了。雷震被关在牢里了”。1960年11月23日，复判结果公布，仍然维持原判，胡适在书房独自玩骨牌。不满归不满，她尊重胡适，下笔有分寸，意味深长的话印证其文学素养：“想必他是非常寂寞苦闷的。真正的胡适关在他自己的心牢里”。 30年后才为人所知。1960年11月28日上午11点半，胡适以汇报“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为名见蒋介石，蒋似有意在午饭前匆匆结束会面。蒋说他对言论自由，“已经放得很宽，但雷震背后有共产党的间谋，政府不能不办他”。他说和胡适向来感情好。但是这一两年，胡适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气氛很不好，非常不好。胡适直言说总统所言“太重了”，他“当不起”，“受不了”。他提起1949年4月对美国记者说愿用道义力量支持蒋。“十一年前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也许我的道义不值一文。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也没有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雷震案在国外产生的不良影响。” 胡适日记详记经过。蒋介石也有日记，他对胡适“自夸与妄语皆置之不理，只明答其雷为间谍案，应依法律处治，不能例外示之，使之无话可说。”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1958年12月26日他和胡颂平谈孔子智慧。胡颂平对耳顺的理解是“耳闻其音，而知微旨”，胡适以容忍释之：“六十岁，听起人家的话来已有容忍的涵养，再也没有逆耳了。”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还有比总统更高的权威吗？喧嚣只会引起更多逮捕，更多报复，朋友不谅解，但是他快70了，一切将随风而过。《传记文学》1990年12月号为《胡适日记手稿》出版做专题，封面打“胡适与蒋介石：胡适日记首次公开”字样。石学胜读尘封往事，为胡适被批“不够朋友”，”抗议微弱”、“不同蒋绝决”，“不做烈士”抱不平：“我们深感在天威难测的时代，胡适的学问、胡适的从容、胡适的智慧、胡适的勇气，就以今天夸夸其谈的反对党诸君子来说，有哪一个人可比？”

1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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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何国忠

胡颂平在《胡适晚年谈话录》记1960年3月15日傅安明到中央研究院，他说胡适在台湾“散布智慧的种子”。胡适早不计功名，说没这回事，傅安明尊敬胡适，以学生自居。胡适晚年仍然爱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赠人，傅安明说胡适还是大有作为，他到台湾以后，“此地的学术界才有一个最高的中心领导人物，此地的风气也转变了。” 政治界和知识界摆不开失去大陆阴影，胡适晚年愿意留在台湾，对渡海同伴有实质而深远的意义，中研院院长一职不仅是个人选择，对失意者也起安定与鼓舞作用。1952年11月19日，胡适第一次踏上国民党退守后的台湾，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接机者包括“蒋总统的代表蒋经国，以及教育学术各界的人士约千余人”，阵仗之盛，期待之深，胡适焉能不知。1954年2月18日胡适第二次抵台，“朝野友好到机场欢迎的，三百多人。”人数较前次少，但热情不减。1958年4月8日，为迎接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陈副总统以下政府高级官员、教育学术界人士、先生的长公子祖望夫妇带同长孙复等共约五百多人”接机。胡适1962年2月24日去世后一个月，台北学生书局出版《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冯爱群编辑。我所藏是1973年版。书中收集港台各大报刊悼念胡适文章和新闻，每篇文章详注来源和发表日期。 “万人瞻仰遗容”是《中央日报》1962年3月2日的新闻标题，《联合报》说出殡时“约有五六万人拥塞道旁”。《胡适之先生纪念集》收录文稿分四编，即“生平”、“逝世前后”、“各界的评论”、“挽联诗文集萃”。第二编“逝世前后”共收新闻13则，读后如临现场，胡适酒会晕过去后，医学院士魏火曜给他作人工呼吸，胡适吐了几口白沫，呼吸微弱。15分钟后，中研院大夫赶来，注下3针强心剂，没有反应。半小时后，台大医院医生抵达，用听诊器听胸口，看瞳孔，试脉搏，摇摇头说他走了。在场院士惊呆，然后出现啜泣声音。报导都值得一读。中研院警员陆敬格对《联合报》记者说他工作完成，4年来胡适没有受过惊吓，二人相处日子他“觉得快乐”。他经常陪胡适在草坪上散步，胡适说“总有那么一天”，会带他回大陆，然后他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不让人难过的胡适在大事中我们看到胡适的自重和忧思，小事中我们知晓胡适缺的永远不是境界。他从不吝啬将时间分给位子不高的人物。对长辈他恭敬有礼，对平辈他谦和儒雅，对后辈他宽厚慈祥。《联合报》记者从秘书口中得知胡适有一回泻肚子，医生说吃了不干净东西，胡适嘱咐秘书不可声张，“怕厨师听到消息心中难过”。他以德望服人，不以威望示人。他尊重每一个人，他“看任何人都和他本人在人格上没有区别”。《新生报》提到司机泪流面颊，抱着胡适遗体嘶喊：“夫子，您就这样去了？”司机说胡适常和他聊天，他也来自安徽，胡适“看到有些山景，他就会谈起家乡的景致，看到台湾过年过节或者拜拜的情形，他就谈起家乡的风俗习惯来。”司机说胡适心细，他“从不让人有丝毫难过的地方”。胡适奇怪何以被称夫子，“孔子的弟子都喊孔子为夫子，我尊敬您，我要喊您夫子。”司机说。晚年发病时胡适由护士徐秋皎看顾，她说他不听音乐，打开收音机，只听新闻。他爱看书，在医院里没有放弃阅读。“容忍比自由还重要”，去世前两周他赠她墨宝。他要她学会容忍，说对工作有好处，徐秋皎对《中央社》记者说：“我已把它挂在房里，作为我一生做人处事的座右铭。” 胡适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原文写得寒伧。他改写故事，说唐僧取经路途中，许多冤魂寃鬼被他的3个弟子打死，旅途结束后他们都来报仇。唐僧发觉自己经历尚缺一难，于是承愿舍身，把肉一块一块割下。每吃一块肉，冤魂寃鬼可以增长1000岁。“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中研院在祭言中说他们忘不了胡适爱讲的“割肉度群魔”故事。要将事情做好，修养不可缺。胡适一生追求自由，但也说“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见解的度量”，利人利己的事应该多做。胡适为教育改革家亚伯拉罕．弗勒斯纳作传，弗勒斯纳说卡莱尔藏书图记上画有一支燃烧蜡烛，下有题字：“我燃烧才可以有用。”弗勒斯纳以此箴言行世。胡适爱极这句话，中研院全体同人在祭文中说他们永远记得。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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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暮色终尽/何国忠

胡适1958年4月10日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半年后入住中研院为他修建的南港住宅，他决定长居台湾。身为院长，天天都得会客。夜间他专注写作，学术研究让他身心愉悦。他多次心脏病发作。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及《胡适之晚年谈话录》记之甚详。医生劝他不能熬夜，要早睡，减少应酬，并要秘书紧密监督作息。 1960年11月16日下午他对秘书胡颂平和王志维说他身体不舒服，他拿新买的心脏药片放在舌底下，“觉得辣得很”，不如旧药片。二人知道他心脏病发，有些紧张，劝他取消当晚节目，他不以为然：“我如不对你们说，你们怎么会知道？这样我以后不对你们说了，你们不用害怕，我自己会当心的。” 1959年4月9日胡适因背部粉瘤手术住院23天，后来住院原因都是心脏病发。1960年3月19入院，4月5日出院，1961年2月25日入院，4月22日出院。最后一次入院是1961年11月26日。凌晨3点多，胸口发闷、呼吸困难，咳嗽时痰里带血。他喝一杯白兰地，又服一颗心脏特效药。一个小时后，不觉好转，又吞一颗。5点过后，症状缓解，终可入睡。醒来依然不舒服，中午被送进台大医院。医生用氧气帮助他呼吸，又注射强心剂。医生说“左心房血管有点硬化，有点衰弱，氧气不够。左心房的血通不到右心房，冲到肺部去，所以咳嗽有血。” 各报刊登他再度入院新闻，朋友和学生一位接一位探访。12月10日朱家骅来看他，临走时说他从不违背医生劝告，胡适却从“不听话”。胡适病中不忘工作，即使不能手写书信，也会以口述，要求胡颂平执笔。他逢信必回，不改老习惯。还是一样和蔼可亲。12月24日，夜班护士曹光荣带《儒林外史》，书里附录胡适〈吴敬梓年谱〉一文，她希望胡适留字纪念，〈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是作者吴敬梓化身，胡适写下第三十四回杜少卿的话：“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吧”。虽是赠人文字，以字寄托心情的用意明显。胡适希望尽快丢下俗务。11月18日他写信给一样被病困扰的中研院总务薛世平说：“我们都老了，这个大机构应该换一批年富力强之人好好的接替一下才行。” 胡适最后的院士酒会 1962年1月10日胡适出院，临走前一天，他到对门梅贻琦病房告别，他住院45天，清华老校长住院却近20个月。交谈几分钟，梅贻琦说他要多一个月才可出院，去年心脏病发住院时胡适躺在病床，胡适说梅贻琦“可以起床步行到我床边，站着与我照相，那是他最好的时期，现今差多了，我很感伤。” 为方便看护，出院后胡适暂住福州街26号台大客座教授住宅。医生给很多建议，其中包括与客人谈话不超过15分钟，每晚9时半上床休息。胡适心情很好，医生说3月间的美国之行应该可以落实。除特定朋友，太太江冬秀将农历新年应酬节目取消，2月6日大年初二蒋经国来拜年，大年初四蒋介石请他夫妇二人到官邸吃饭。他随遇而安，最期待的是第五届院士会议。 1962年2月24日是会议日，早上8点半，胡适从福州街乘车前往南港。9点至12点他主持新一届院士选举。午餐后两点半，他睡个午觉，四点多醒来，准备参加5点开始的院士酒会。胡适首先致辞，没有演讲稿，非常随意。他说一点中研院历史，又提近况，保持一贯的幽默，提到吴健雄时，他有些兴奋：“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他说这是他“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他请几位院士讲话，他随后回应，恳请大家不要因为政治变动而悲观，话题不自觉地转到他被人“围剿”一事。他说都是小事，“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触及这个话题后，他可能觉察到自己激动了，赶忙把话题煞住：“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酒会6点半结束，与会人士陆续离去，他一一握手，“突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磨石子的地上。”胡颂平说他“从此没有醒过”。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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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何不秉烛游/何国忠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是《古诗十九首》第15首，中学时我重复一次又一次读杨牧的《叶珊散文集》，书中第二辑为“给济慈的信”，收15篇他向19世纪英国诗人济慈致敬的文章，其中〈向虚无沉没〉中他说：“你该不会知道百多年后的东方，如今有个少年自誓，做你福音的使徒；你不会想到我们中国人在读‘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之余，也聚首研读你的诗吧。”他不经意引了两句，引我找〈生年不满百〉原诗，努力背诵。文字朴实，仿佛有人喝酒聊天，一人突生感触，轻声吟唱，意思易解：人生不满百年，忧愁胜似千载。白昼苦短，黑夜漫长，执烛夜游，正当其时。人生在世，当及时行乐，何必等到来年？愚者吝啬守财，终为后人所笑，想达王子乔得道成仙境界，无疑痴人说梦。《古诗十九首》没有题目，用编号不方便读者，拈出首句命名是最好办法。〈生年不满百〉是经离乱生活者所产生的人生观。“人生的虚无幻灭之感，日渐加深，同时又感到长生之术神仙之事，都无法实现，自然会走到秉烛夜游、饮酒为乐的享乐道路上去。”当年大学先修班华文考卷指定必读的《中国文学史》作者刘大杰如是说。看得开，并懂得及时行乐，是一般人读此诗感受。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似乎给〈生年不满百〉作注解。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离愁似个长”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异曲同工，忧或愁，本就剪不断，理还乱。 “苦夜长”是深夜心情，晚上9时躺着睡不着，众人皆醒自己辗转反侧，不叫失眠。众人皆睡，自己独醒，才值得同情。少时读此诗，我属上床即睡之群，深夜不睡，不过是午觉过头。一晃，竟过耳顺年龄，无意中一个念头缠绕脑际，误了入睡时间，虽说次数不多，足够让我知道何以有人感叹“夜长”。丹尼尔·列维廷（Daniel Levitin）在《最好的晚年》说65岁以上老人群中，超过40%有睡眠问题。他说老人对睡眠需求不变，但是“能满足睡眠需求的能力却下降了”，只能通过白天小睡弥补。炳烛之明的人生练习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经历，列维廷说要学会面对。思想和体验都由大脑协调，而大脑由名为神经元的细胞组成。成年人大脑中有850亿个神经元。随着年龄增长，数量慢慢减少，尤其是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区域。大多数成年人在35岁至70岁之前，脑容量以每10年为单位减少约5%，70岁以后，“减少速度加快”。《最好的晚年》第二章解释老年人记忆力衰退原因。不必只聚焦负面元素，陈忠登医生在一次聚餐时提供我新讯息，他说由于神经元减少，彼此“接触”的机会增多，从前以为不相干的事物，可以轻易串联一起，他70岁时发现自己创作力旺盛，新构思绵绵不断，“于是天天早起争取时间写作，享受老年红利”，希望替医学做出更多贡献。原来如此。我爱读的不少文章来自上了年纪作家，记忆不如壮年不表示没有记忆，老作家将记忆体中留存的人生经验和阅读心得融为一体，把看似无关的事物并置于同一篇文章中，错落有致，行云流水，格局比年轻时大，智慧清澈散发。我本不解“秉烛游”三字，拿根蜡烛出去玩，怎么玩，有何好玩？离家外出，秉烛不过是照亮黑暗路程，看不到乐趣何在，若目的是纵情享乐，为何不直接提出？《说苑·建本》中记一段春秋时期晋平公和师旷的对话，晋平公说他年七十，感叹学习为时已晚。师旷建议他借蜡烛亮光。无厘头回答让晋平公愕然，斥责师旷身为人臣，不该轻佻发言。师旷说他是盲人，不可能戏弄君主。他只是叙述曾经听过的比喻：“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译成白话就是年少好学，像初升太阳，壮年好学，像正午太阳，年老好学，像夜里烛光。亮度不如白日，却比在黑暗中摸索强。意思是只要肯学，就能离愚昧无知更远。成语“炳烛之明”，就源于这个故事。《说苑》对秉烛的解释，合我此刻心情。及时行乐，非一定和声色犬马扯上关系。有书可读，有文章可写，该买书就买书，该旅行就旅行，该花钱就花钱，在头脑清楚的时候做该做的事，从中得到安宁和快乐，将及时行乐概念升华，谁曰不可？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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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不让毕业生蒙羞/何国忠

维一的岳父张安铭从家乡到北京投考大学，遇七七事变，北京梦碎，他决定到昆明求学。到云南得转道越南海防，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法国驻华使馆说办理过境签证需要身分体面的人作保。在燕京大学就读的中学同学找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说素昧平生，如何作保？同学说“您认得我，我认得他，那您就算认得他”。司徒雷登微笑，立刻写好保书，维一在〈写在汉译《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前面〉说岳父最后顺利到昆明。学生要选择，掌校者一样要选择。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等大学南迁，司徒雷登决定让燕大留在北京接受挑战。不少老师和学生选择离开前往非沦陷区。费孝通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致函司徒雷登，他是燕大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生，他说留守北京违背中国政府阻止日本势力在中国生根的原则，日伪政权将利用此事鼓吹中日友好，从而断送燕大美名。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说他谅解不愿留下来的师生，他利用自己社交网络为他们制定逃跑路线。“沿着北京到汉口的铁路南下再深入内陆是一条路线，途经上海是另一条，还有一条更加安全，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只是路线太长。这条路线是通过香港、仰光后，沿着滇缅公路行走。”他为逃亡者预付资金，安排朋友沿途守候。战争时期掌校不易，他小心翼翼。燕大旗杆上的中华民国国旗换成美国国旗，学校需要庇护。学生对日本人咬牙切齿，情绪一触即发。司徒雷登反对日军入校搜查，他保证学校不出现抗日活动，若学生涉入其中，他愿意将他们送交。他将危机一一化解，确保学校安宁。学生心生敬意，因为校长暗中保护他们。他总有办法助抗日学生开脱，不曾把学生交送给日军。美日之间未处战争状态，日军不敢对燕大动干戈。几所重点大学已经南迁，燕大可让华北学生有栖身之地，宗教情怀和教育理想永远超越政治和战争，司徒雷登希望为荒乱战区制造净土。燕大本着“自由、真理、献身、爱心”的原则留在北京。他说燕大不会背叛中国，不会接受让毕业生蒙羞的政策。他尽可能和日军友好，不刺激他们。他也有底线，如果办学原则遭到侵犯，他必关闭学校并承担后果。仁者无界悲悯众生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及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说燕大在二战前期安然无恙，司徒雷登应被记一功。陈远说1937年9月，燕大注册学生人数仅499人，1938年底，在校学生945名，1939年秋季，在校生达978人。红学家周汝昌是留在北京的学生，他说只有燕大不受敌伪政权控制，他“宁死也不进敌伪学校”。日军以“增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名堂强迫燕大吸收日人，1938年2月，司徒雷登聘请考古学家鸟居龙藏交差，鸟居龙藏的著作在学界广为人知，重要的是他不支持军国主义，他眼中只有学术和人文关怀，这也是司徒雷登聘人标准。司徒雷登允许日本学生报考燕大，他答应日军“一视同仁”，“结果一个也没有录取”，理由是“程度不够”。日军将虚与委蛇的态度看得一清二楚。 1941年的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入燕京大学。校园被封锁。第二天，人在天津出席校友会节目的司徒雷登被捕，日军早对他不满。同日，燕大八位在校的教职人员和十一位学生也遭日本宪兵逮捕，燕大被迫关闭。美国政府多次设法营救司徒雷登，都无功而返。司徒雷登度过三年零八个月囚徒生涯，靠着学习中文、写作和猜字游戏打发时间，出狱时六十九岁。那段日子没有恐惧心理，他说“已经老朽，多活或少活几年对我意义不大”。《在华五十年》中他反复说愚蠢的人才会发动战争，没有人是赢家。他说与世隔绝的经历让他体会到“其他国家人民因战争承受的苦难，并且对此同情万分”，自省以后，他说他更能感受到“助人”的重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这是王阳明的句子。有仁心的人，会觉得天地万物和自己一体相连，希望“仁”处处都能落实，不被遗漏。司徒雷登虽是虔诚基督徒，其行径却一样可以在中华名句中找到凭借。 2025年9月14日我出席纪念二战结束的九一忠魂节，受邀在会上讲话。我举中国古代几个反战小故事，又提每天下午6时30分，法国巴黎凯旋门点燃圣火的默哀仪式，那是纪念世界第一次大战为国捐躯的无名战士。我忘了提司徒雷登，回程时脑中才闪出此人。下一次若参加类似集会，我一定不会忽略他。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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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他参与其中/何国忠

当年因为研究胡适，读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最先关注点是他的大使岁月。《在华五十年》出版于1954年，台北《大华晚报》同一年中译连载，1955年香港求精出版社出版阎仁峻译本，二者包含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及赞扬共产党内容，皆为忠实译本，国民党未阻流通。1958年台北文友书店出版罗俊译本，保安司令部突然重视此书，将其查禁。中国大陆在1982年初出译本，此后断断续续出现其他五种译本。我手头上的杜智颖译本和李晶译本出版年份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二书仅译回忆录全文，不包括作者自序、胡适序言及附录文章，部分内容被删节。李明哲在〈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译本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说“文学常被当权者视为一种协助宣传或控制思想的载具”，翻译更是“为了服务某种目的而操纵原文”。译本如斯命运不足为奇，大使一职两面不讨好，司徒雷登回忆录有人爱看，有人咬牙切齿。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纯属巧合，同是基督徒的蒋介石推荐他见被杜鲁门总统委为特使的马歇尔，这位后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将军他慕名已久，一席话之后，将军希望他可以助一臂之力，他辞去燕大职位，接受“神圣”任务。刚满七十岁，“到了这个年纪，应该从繁忙工作解脱，享受退休生活”，却被说服了。蒋介石接受他，周恩来、邓颖超发表讲话支持他，国内外媒体对他寄以厚望，燕京大学的朋友给他鼓励。“如果在我的努力下，中国能够实现和平，会是对我生命最有价值的使用。”他说。可惜事与愿违，他最后黯然离开中国，国共双方没有给他留下好话。他目睹共产党崛起和国民党衰败，他边叙边议。《在华五十年》对国共两党各有褒贬，他一边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边觉得国民党咎由自取。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气数已尽，倒台只是时间问题，争取美援无济于事。非常时期，大事小事他都呈报给国务院。1949年1月，南京政府南迁广州，他拒绝跟随，他希望与共产党有更多接触。他认为承认中共政权是大势所趋。他致电美国国务院，要求允许他去北京，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中美相互信任度不见了 1949年6月，毛泽东表示要与苏联站同一战线，美国反共议员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关闭大使馆。他被令于8月2日乘机离开南京回美国，飞机在冲绳美国海军基地停留时，他接受访问，表示赞成维持商务关系，甚至承认新中国。言谈内容与华府立场相悖，国务院施压，禁止媒体报道。8月5日，他抵达夏威夷珍珠港。当天华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美国不承认二战后中国政策失误，应该负起责任的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美国将停止对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援助，但也不承认中共政权。司徒雷登给国务院的报告在白皮书多次被引述。内容让司徒雷登震惊。毫不留情的撒手不管，对中美关系的破坏力是严重而持久的。他知无不言，写报告提供最新进展，希望华府不会误判，不过是尽大使责任，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和评论被公开，直接损坏他本人形象和声誉。中美相互信任度不见了，他长久在中国建立的人脉将消失无踪。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撰写五篇不满白皮书文章，第二篇就是批判他的〈别了，司徒雷登〉，自此以后没有人敢提他名字。与他有着十几年交情的蒋介石公开表示不欢迎他被派到台湾任“大使”。李明哲的文章说1951年仍持大使身分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庆祝七十五岁生辰，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受邀参加，行前请示是否要以蒋的名义赠花，蒋说“不必了”，并再提醒一句表示，不欢迎司徒雷登来台。 1949年8月10日，司徒雷登抵达华盛顿，远东事务局局长见他，传达国务院要求：不许他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临终时留下这句名言。即使结果不如意，但因为是出于真心，责任感，最后当然无怨可言。除了孟子以外，中国思想家中司徒雷登最喜欢王阳明。书生梦天真吗？读他同事或学生怀念他的文章，我们只看到其智慧，并敬佩其人。《在华五十年》最后一章是〈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他说中国是泱泱大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建立在健全的原则，持久信赖的基石上”，华府应该“以己之欲，施之于人”。司徒雷登不后悔自己选择，他说他生性乐观开朗，一生幸运，“但当人类的命运在面对残酷现实的时候，我总能想到其中的悲剧色彩。”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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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他想安葬在妻子墓旁/何国忠

新校园终于建成，1926年燕京大学提前放暑假。妻子预感日子不多，司徒雷登说她“硬撑到毕业典礼完成，学期结束后一周撒手人寰。” 《在华五十年》提妻子，叙述平直。第二天星期日下午举行丧礼，地点设在协和医学院教堂，燕大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主持。灵柩下葬在校园旁燕大公墓，她是公墓第一个安息者，那天是6月6日，新校园正式搬迁日，本应笑声满满，妻子看不到了。乔治·科里（George W Currie）长期支持燕大，他敬佩司徒雷登，亲自为他打造校长寓所，计划书已经拟好：中国风格样式，位置临近湖边，在校园中心。他拒绝。宁愿住在学生宿舍、教学楼或办公楼。科里坚持，说不领情就取消其他捐款。他勉强接受好意，提出客厅、厨房和卧室都供学校用途，他只要一个小套房足矣。他说妻子病亡后，他对外物追求缺乏欲望，“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孟子·尽心章句上》中的话道出其感受：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不贪图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如此而已。他说与妻子婚姻美满，她离开后，他没有再娶。独生儿子在美国念书，中国局势不稳定，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司徒雷登为人积极，他收拾心情，重新将焦点和精力放在燕大，几位同事的太太在他外出时轮流帮忙看管寓所，他说他没有生活上的困难。傅泾波是他身边另一位重要人物。《在华五十年》对傅泾波的着墨比直属亲人更多。傅泾波小他24岁，“既像儿子、朋友、助手，也像工作伙伴。”傅泾波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官场人物，父亲信奉基督教，18岁时他随父亲听司徒雷登演讲，立刻被吸引，最后也皈依基督。傅泾波中英文俱佳，曾出任福特汽车公司驻中国经理，有自己事业。家庭背景特殊，他在官场、商界、学界都有人脉，他帮司徒雷登做穿针引线工作，随着局势变化不断调整方向，二人一起见过北洋军阀、伪满、民国政府、汪伪政权、中共等各式人物。傅泾波没有拿过燕大一分钱，司徒雷登任大使时，他也是义务工作。最终得以回到中国安葬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搭乘飞机回美国，傅泾波随行。1949年11月，司徒雷登中风，从此行动不便。儿子在密西西比州当牧师，《在华五十年》说父子关系很好，但他和傅泾波一家人住一起更加自在，傅泾波女儿傅海澜回忆：“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都叫他爷爷”。 1953年，傅泾波用自己三万美元积蓄，在华盛顿买下房子，司徒雷登说：“对他的感激难用言语形容。1950年傅泾波一家搬到华盛顿后，他们一直在努力使我生活在一个舒适、安静的环境中。”司徒雷登晚年日子窘迫。他生活一向简朴，多余的钱都资助燕大贫困师生，自己没有积蓄。他不在美国纳税，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得知其处境，每月资助他生活费六百美元。这笔钱重要，傅泾波积蓄花得七七八八，人已半百，没有工作。司徒雷登说病情不只折磨他自己，“对傅家来说也是长久累人的事情”，他们能坚持，“需要无比强大的耐心。”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遗嘱说他想安葬在妻子墓旁。其骨灰一直安放在他生前所住寝室，等待时机。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改善，1973年和1974年，傅泾波应周恩来邀请，两次回国，两次提司徒雷登心愿，都未得明确答复。1986年1月，他致信邓小平，重提旧事。6月底，安葬一事得到正面回应，可惜他已病重，不能远行，安葬之事又被搁置，他在1988年去世，女儿傅海澜和儿子傅履仁继续努力，一样面对波折，直到2008年骨灰才得以漂洋过海，回到司徒雷登认为是最芬芳的土地。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杭州市北部余杭区文星苑举行，傅履仁由美飞回见证。那天是2008年11月17日，墓碑上大幅头像下面，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1876年－1962年，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难以完美。各种考量，地点选择在其出生地杭州，并非在妻子墓旁。燕大并入北大，早不存在，其妻所葬墓园在文革前已外迁，墓地改建宿舍，郝平在《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说他当时负责北大外事工作，没有人知道迁移地点，他找不到文字记载。他到附近万安公墓探访，详读档案，一无所获：“我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够找到司徒雷登夫人的骨灰，迁回杭州，让他们伉俪得以在西子湖畔永远相依相伴。”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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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美国人把你当成中国人/何国忠

1903年11月，司徒雷登决定到中国传教，正想是不是孤身一人，姻缘降临，他看中一位名叫艾琳（Aline Rodd）的女生。他经历奇特，言之有物，为人稳重又有才华，从容气质吸引艾琳。1904年11月两人结婚，她随他前往太平洋彼岸。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祖父都是传教士。父亲林顿（John Linton Stuart）的脚步比前两代跨得更远，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在1868年派遣第一批共三位传教士到中国，当年他28岁，是其中一员，5年后他因病回美国度假休养，认识母亲玛丽（Mary Todd），1874年夏天二人结婚，圣诞节当天新婚夫妇抵达中国，住杭州城北武林门内，贫民区传教士寓所。林顿传教之余筹建男校，玛丽在美国本是女校校长，她互补丈夫理念，创办女校。在中国两年后司徒雷登出世，随后家中又添三位男孩。最小弟弟7岁去世，记录寥寥。小他两岁的老二鞍维．托德（David Todd）和小他4岁的老三沃伦．雅顿（Warren Horton）都能讲流利中文，理解中国习俗和文化，日子自在安详。司徒雷登回忆录取名《在华五十年》，我一时兴起，细算五十虚实。郝平《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附录大事年表，省我不少麻烦。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1887年回美国念书，1904年到中国当传教士，1914年带生病太太回美国就医，1915年返中国，1949年8月以美国大使身分离开中国。他自1919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从1922年至1935年，10次到美国募款，没有休假意识，纯为工作而忙。若这些不计，他在中国的日子一共55年。老二习医，在美国读完书后也回中国当传教士，后在苏州博习医院当外科医生，1909年在苏州打猎时，因枪走火身亡，遗体被接回杭州安葬。老三15岁才回美国读书，他是耶鲁大学博士，1910年返回中国，先后在杭州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居留中国一共32年，直到1927年离开。父亲林顿1913年病故后，母亲就与司徒雷登同住，1924年母亲去世。司徒雷登依俗把遗体由北京送回杭州，安葬在父亲和弟弟墓旁。当时正值内战，只能先到天津，由海路去杭州。北京政府提供的车厢本为慈禧太后特制，外层雕饰盘龙，镶金勾勒，内部装潢同样奢华。母亲迷恋中华文化，司徒雷登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在中国走完最后一程，她在天之灵必感欣慰”。身分认同来自文化属性父亲在中国的时间大约45年，母亲大约50年。司徒雷登的妻子1926年6月在北京病故。1906年独子出世，她生产时受伤，落下病根，一直没有痊愈。她的家婆乐于参与公共活动，她喜欢待在家里做家务，对中国手工制品充满兴趣，她在中国生活了22年。身分认同的资源可以来自文化属性、职业、语言、宗教、国家、政党、阶级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领域或组织，这一家人没有异乡情怀，他们沟通无碍，到处都是朋友。宗教情怀是他们生活依据。《在华五十年》说中国文化对他的熏陶只有利而无弊，生于斯老于斯：“某种精神上必然的纽带关系，把我和这个伟大的国家以及她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文化属性如此自然，他的美国朋友也这样看他。马歇尔在1945年底到1947年初，奉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命出使中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马歇尔在1946年推荐司徒雷登当美国驻中国大使，理由是：“你生在中国，美国人把你当成中国人，你的思想概念都已中国化。”杜鲁门完全同意马歇尔的看法，深入了解中国的人不多，受到中国人尊重的西方人很少。他说司徒雷登可大力协助马歇尔的工作：“流利的中国话让他和各方领袖的沟通变得更加容易。”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在〈梁惠王〉中说梁惠王问他不远千里而来，必会给他的国家带来利益，孟子的回答家喻户晓，他希望梁惠王不要说利、只说仁义就行。儒家经典中司徒雷登最喜欢〈孟子〉。他在中国的日子比美国长，中国有事他不会袖手旁观，二战以后国共纷争让他担心，两边都有他的朋友，促进双方和谈是他担任大使最重要任务。本以为向燕京大学请假一年即可，他如孟子般讲仁义不讲利益，最后发现善良意图左右不了诡谲的政治变化。《在华五十年》第一章第一段话他表达难以言喻的伤感，他说在中国度过童年，长大后以传教士的身分回来：“我做了神学教授和一所大学的校长。1946年，无预兆下，我被委美国驻南京大使。谁能想到，1949年，怀着不满和遗憾，我被迫离开那片当时不幸的土地。”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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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岁中医携妻儿感受团结 “每年国庆游行必到场”

1963年出生的关丹中医师何国忠，对国庆日始终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这份情感从童年在登嘉楼的记忆延续至今，随着岁月沉淀，反而愈加深厚。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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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有朋自远方来/何国忠

冰心在燕京大学读过书，教过书，她觉得校长司徒雷登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款款的笑在你的对面或身边，两手又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说话的。他总是尽量地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与慰安”，他在大处着眼，也在小处下手，冰心说“从纤细微小的事情里，表现出伟大的精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 1923年毕业，随后留美，1926年回国，冰心返校任教。她和吴文藻的婚礼由司徒雷登主持。校长把学校当成大家庭，燕大教职员及他们亲属葬礼，他尽可能出席，安息亡者，慰藉生者。“燕大一家”观念感染老师学生，陈远在《燕京大学1919-1952》中举很多例子。1936年6月15日注册课主任邸昕庭患腹膜炎去世，司徒雷登专程前往丧府主持安葬典礼。连士升对他也存感恩之心：“司徒先生爱护小孩多过成人。他对人家的不幸遭遇特别表示关怀。当亡妻在香港逝世的时候，我所接到的第一封慰问信，就是他的手笔。” 连士升第一任夫人郑侃嬨于1938年9月逃难时过世。1947年到新加坡，先后担任《南洋商报》主笔及总编辑，他有才有识，中学时我读过《海滨寄简》一些文章。194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70岁生日，他撰写〈司徒雷登：中国的友人〉，校友巧妙安排，祝贺文章在多家报纸同时刊登。“不顾艰苦，深信服务即人生”、“为了教育，向人低头”、“民主作风”及“银行存款仅一千六百元”，四个副标题点出校长高度。燕大创办初期在英文系执教的包贵思（Grace Boynton）写〈司徒雷登传略〉时说“那时的燕大一无可取”，落脚城内，没有教员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达教授标准。要命的是被许诺的“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连士升1927年入燕大经济系，1931年毕业，学校已有规模，他在《回首四十年》收录一篇题为〈记燕京大学〉的文章，当时是他“平生最快乐的日子”，司徒雷登“按部就班地建筑校舍，添置图书，聘请教授，增加学生。”不到10年，跻身名校行列。学校“胜景层出不穷”，教会所办，“信教的学生不到十分之一，学校当局绝对不强迫人家信教”。理想是中西结合的大学从无到有，背后的精神力量启发我们大我思维。连士升在《海滨寄简二》条目四十将司徒雷登和蔡元培、张伯苓并列，说三人名孚众望，“他们的精神生活的丰富，都是任何人都比不上。校园内的一花一草、一桌一椅、百万册图书、几十间实验室，都是他们的心血的结晶品。”最后一句点出自己寄居新加坡，难忘故园心情：“散处海外的万千校友，都也是他们的儿女”。司徒雷登理想中的燕大不是美式大学，而是中西结合。他不顾纽约总部反对，初任校长就自行招聘一批中国教师，并拟细则规定，在薪金、住房、休假、医疗与外籍教师均享同等待遇。学有所长，不论派别，燕大一律以礼相待。1927年，中国籍教师所占比例已由创办时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二。1934年，燕大的111名正副教授中，外籍教授44人，中籍教授67人，明显多数。七七事变之后，北大、清华等校南迁，美日相安无事，燕大没有危险，司徒雷登一方面与日方交好，一方面帮助和庇护抗日师生。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介入二战，宪兵早不满司徒雷登虚与委蛇，将他拘留。郝平在《司徒雷登与中国》说3年零8个月囚禁期间无书可读，司徒雷登凭个人记忆，完成《孔子相互依存论》、《中文四言成语诠释》和《中英希（希腊）合解辞典》等著作。司徒雷登演讲时偶引名句，最爱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是远方朋友，带着宗教情怀和善意来中国，他用教育改变一些人的命运，带来的是快乐，是温馨，是智慧。连士升1973年9月去世，早一年在文章中谈起南大新聘校长薛寿生，提“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他说燕大校训“很有意思”，真理超越基督教义，是“放之百世而皆准的”。学术自由导向创意，是“成一家言”的基石。服务是办学宗旨，训练人才的目的本就是为日后献身社会。他担任南洋大学董事多年，大学应该如何运作？进入他脑海的是燕京大学。 1952年，局势发展逼使燕大退出教育舞台，曲终奏雅，绕不开的是鲜活形象。陈远在后记说：“两院院士当中，出身燕京的多达52人。”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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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现实比梦想还要美丽/何国忠

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说中国文化让他心存敬仰，造就他性格中宽容忍让的部分。他读过儒家典籍，最爱孟子和王阳明。他提孟子曾对一个乞丐宁愿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的行为提出赞赏。原话应该是：“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他说礼貌和道德密不可分：“提意见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必须要保持对另一方的尊重。” 父亲约翰·林顿1868年到中国传教，在杭州前后住了46年，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他怀念童年时光，“我们有几个很好的中国朋友，经常一起玩耍，彼此用汉语沟通。”当年点滴记忆犹新：“尽管生活被限定在教区附近，但特定生活场景，比如过年时候吃年夜饭、正月十五看花灯、划舟游西湖等百姓习俗仍然历历在目”。11岁时父母带他和三位弟弟回美国，“仍然穿中国服装，用筷子吃饭，并用中文高唱圣歌”，他们和周遭格格不入，“受尽同学嘲笑和愚弄。”一直到16岁进潘达珀丝学院读书后，才“摆脱中国特殊印记，成正常美国孩子。” 父亲是传教士，他最后也受到宗教感召，回中国传福音，讲道工作维持两年，被邀到南京新神学院任教。1919年，他到北京，受委托将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组建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请胡适为其书作序。《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49年8月5日条记《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胡适评论《白皮书》文字都来自序文。司徒雷登名字第一次入我眼帘，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后来终于有机会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读到《在华五十年》英文原版，司徒雷登的形象自此清晰。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时，声明不负责筹钱，他找有筹款经验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担任副校长。他自己专注校务。残酷现实扰乱计划，学校是“空壳子”，董事会给意见的人多，身体力行的人少，最后他披挂上阵。《在华五十年》中说二战以前，他先后十次往来北京和纽约，有一次募款回来，突起感触，对同事说：“每一次面对乞丐时，都感到自己和他们同类”。他的对象来自民间，美国政府袖手旁观，“没有出过一分钱。” 人生三分之二时间留给中国 “理想需要花费金钱”，胡适引司徒雷登这一句话，辛酸苦辣都有参考价值，胡适说筹款过程是书中“最使人激动的部分”。胡适在〈从私立大学到燕京大学〉提到新文化运动期间，一班传教士认为北大所提倡的思想解放运动于宗教不利，但开明的司徒雷登等基督徒不作此想。1919年春天北大和燕大谈合作，“开一个整天的谈话会”，北大代表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陶孟和、顾孟余。胡适说他看到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所完整的大学。燕京大学重视科学也不忽略人文，他们对老师要求高，曾请胡适担任“国文门的主任”，胡适因为北大事务未了，没有答应，推荐周作人。 1921年2月14日胡适致信周作人详叙此事，其中提两个重点，第一是薪俸，“不论多少，都肯出。他们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费用。”第二是“自由全权，不受干涉”。胡适说周作人应该慎重考虑，“独当一面的去办一个‘新的国文学门’，岂不远胜于现在在大学的教课?” 薪俸和学术自由，吸引很多知名学者。燕京大学后来得到美国铝大王霍尔（Hall）捐款，与哈佛大学合作，创办哈佛燕京学社，建立中国研究中心。燕京大学中国图书馆藏书丰富，后来又编辑出版《燕京中国研究杂志》、《哈佛燕京中国学索引系列》，胡适说这都是值得称许的成绩。司徒雷登将人生三分之二时间留给中国。“线条流畅的飞檐，鲜亮明丽的颜色，并用钢筋水泥来构筑房屋的主体结构”，他说从学校的建筑就能看出办学理念：“为保护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努力”。校园有一座十三级浮屠塔形状的水塔，亭阁多个，校工从废败的圆明园运来很多石雕，增强人文景观。 1920年3月16日，胡适应邀到燕京大学讲〈不朽〉。1921年4月28日，再次应邀，讲〈诗经的研究〉。1921年6月10日又受邀讲〈易卜生主义〉。他熟悉燕大，对校园设计赞不绝口：“中国学校的建筑，当以此为第一”。司徒雷登相信迷人校景可以让学生对大学增添感情。几十年来他听过无数访客夸赞燕大，说它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恭维话听多，我们自己都相信了”。他说原来“现实竟然比我的梦想还要美丽。”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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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司徒大使自己去办/何国忠

1949年5月29日，在纽约住了近一个月的胡适写信给妻子江冬秀，提美国护照紧缩的政策。四个多月前在南京，外交次长叶公超指美国大使馆表示，“最好是有几个大学打电报来请胡适先生做客座教授。”胡适听后反应，怎么能随意叫人请他，更重要是，他并不想在美国教书讲学。叶公超说：“你不用管，司徒大使自己去办。”他没有完全清楚对方意思，谈话就止。1月31日，他被通知去美国领事馆，不到20分钟，拿到1年签证，他视一切理所当然。 2月底胡适收到司徒雷登信函，说柯尔盖特大学已发电报请他讲学，司徒雷登又说还在等候哈佛大学回信。他才知道司徒雷登“当真打电报去叫几个美国大学”请他，因对讲学兴趣缺缺，他没有回信。 4月初赴美，船停檀香山时，他收到美国大使馆转来加州大学校长信函，也是谈讲学事。这当然也和司徒雷登有关。几天后船到旧金山，司徒雷登的担忧是对的，签证本是一年，因为无官无职，入境时被减成半年。胡适给妻子的信我引过，不过重点放在胡适的委屈，他居留出问题，要安排妻子过来美国更难了。我一边感受他企求妻子谅解心情，一边想着司徒雷登的热心。燕京大学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身为创校人，司徒雷登身体力行，超越一己思维，很会替朋友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出自《论语·雍也》的话他在演讲时引过，他和胡适一样，都有圆融性格，经常笑脸迎人，不占人便宜。同一封信胡适又对妻子说，5月初所收到的柯尔盖特大学校长信函中，附有美国大使馆往来函电，司徒雷登大费周章，原来是为了“使领馆方面有个理由可以签发”护照，原文是 “to justify visa”，译成中文不易。他要妻子请毛子水解释。司徒雷登不完全按照程序，所以后来不断努力寻求“理由”来补充签证的正当性。 1950年1月6日，胡适写信给赵元任，提到加州大学校长司布罗尔（Robert Sproul）受司徒雷登所托，解决他的困境。赵元任当时在加州大学教书，胡适说“决不可把此信看的太认真，元任千万不可再去 press for an answer。”他知道各大学情形，不认为加州大学“有特别添请中国学者的需要”。司徒雷登的做法他心领，但又觉得他过于一厢情愿。胡适和司徒看法相左他认为司徒雷登更大的弱点是对局势了解不够透彻。二人在国共内战中看法相左。1947年10月21日胡适日记写道：“美国大使请吃午饭，司徒先生说，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 1948年1月3日胡适在日记写他与《知识编辑》萧正谊谈话，萧正谊曾任司徒雷登日文秘书，1939至1941期间，司徒雷登派他三度去日本。先后见过近卫、松冈、宇垣、石原诸人。司徒雷登认为和平是可以谈出来的，担任大使期间，他一心一意希望国共相安无事。胡适大笑对萧正谊说：“三百年来，哪一次是和平解决？你说的和平，那是一边完全屈服。”又说：“Stuart先生至今不懂得和比战难四个字”。胡适在1948年12月17日和司徒雷登见面。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很快会被迫离开家园，鉴于二人几十年交情，司徒雷登对胡适充满了同情，会谈气氛伤感，他说胡适“代表爱国思想中最好的一类。” 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能讲纯正杭州方言。11岁时回美国上学。1904年婚后他携妻子艾琳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他在燕京大学培养精英无数，本想以教育和传教事业终老，因为时代所需，在国共内战时被邀担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9年8月离开中国。美国发布《白皮书》后，在“谁丢失了中国”的一片质疑和责备声中，他成代罪羔羊。在中国他的名声更是受损，1949年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后，他便被视作“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请胡适作序。讲起其大使工作失利原因，胡适说“正如他本人自嘲的那样，他只是个外交新手”。没有贬义，只有感同身受。胡适说自己也一样天真。抗日胜利后，他发电报给他的学生毛泽东，说日本投降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有理由继续拥有庞大的私家军队”，共产党“应该效法英国工党”，建立良好榜样，不用一兵一卒，在大选中赢得胜利。对于毛泽东，他说他是“严肃、急切地恳求”。当然，他“没有得到回音。”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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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战火年谱/何国忠

1946年秋天，齐白石说他希望胡适帮他写传记。“他亲自到我家来，把一包传记材料交给我看。我很感谢他老人家这一番付托的意思，当时就答应了写传记的事”。这是胡适在《齐白石年谱》序文中第一段中话。胡适刚从美国回来，接任北大校长，事务繁杂，1947年暑假，他才有时间动笔。他以齐白石80岁时所写《白石自状略》为骨干，按照年月可考的记录编排，本打算以“齐白石自述编年”为题交稿。《自状略》有初稿与修改稿的差别，胡适考订后纠正其中错误。“老年人记忆旧事，总不免有小错误”，胡适说。让他更诧异的，是“《自状略》的年岁同白石其他记载里的年岁，往往有两岁的差异”。他断定里头有小秘密，但不好意思直接问老人家，于是把“怀疑与考据都记在初稿小注里”。 “齐白石自述编年”于1947年8月写成，仍有改进之处，但是局势让他顾此失彼。炮声隆隆，国共无谈和迹象，国民政府已失民心，以北大为中心的学潮此起彼落，胡适应付不暇。他把清抄本送给齐白石审查，又准备一份给同是湘潭县人的黎劭西，齐黎两家有六七十年交谊，胡适认为绘画与刻印基础俱佳的黎劭西驾轻就熟。1948年6月外出多时的黎劭西回到北京，稿件终于交到他手上。黎劭西费半年工夫添补改削，依照自己未间断的日记相互印证，一边详考齐白石事略，一边走访其儿子齐子如及女儿阿梅，最后“给原稿增加了一倍的篇幅”。“两岁”疑惑解决了，原来是算命先生说齐白石75岁有灾难，他信了，那一年给自己加了两岁。 “两岁”考订无误，较后出版的《齐白石自述》，齐白石说他收到“批命书”后，在封面里写几行字：“宜用瞒天过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称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一关矣。”胡适在序文中也用“瞒天过海法”这个民间语言形容齐白石举动，不过加了一句：“白石老人变的戏法能够瞒天，终究瞒不过历史考证方法。” 故事没有完结。黎劭西在1948年11月，把修订后的稿件交给胡适。出版前胡适又请邓广铭做修改，邓广铭所写的陈龙川和辛稼轩传记，胡适赞不绝口，邓广铭和女儿之前校读过胡适所写的初稿。看似积极读后悲凉邓广铭除了利用胡适没有看过的《白石诗草》作增补以外，又从齐白石师友王闿运、瞿鸿机、易顺鼎、陈师曾、樊增祥诸人遗集，寻找齐白石足迹，加强内容。书稿最后取名《齐白石年谱》，共3万字，胡适坚持三人名字并列，同为编者。胡适的序文写于1949年2月9日，当时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一个月后将书印成，出版时间，署为1949年3月。看了两个时间点，我不禁一愣。 1948年12月离开北京后，胡适就没有好心情。1949年元旦，日记中写“在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1月8日，胡适应邀去总统官邸与蒋介石晚餐谈时局。13日他将父亲铁花的遗稿、自己的日记以及大量信件包括驻美时公私电信抄件，打了五小包，托傅斯年带到台湾，寄存中研院史语所保存。15日到上海，陈光甫安排他住霞飞路福开森路口的上海银行招待所，当天读报知道共产党已经攻入天津。21日在上海送妻子江冬秀与傅斯年妻子俞大綵坐船同去台湾。这一天蒋介石宣布下野，日记说蒋介石已经离开南京。23日到南京后，代总统李宗仁拜访他与梅贻琦。24日写信给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请辞总统府资政一职，聘任是在没有征得他同意擅自公布的。26日回上海。31日拿到赴美签证。2月4日国民政府南迁广州，13日接陈雪屏来电说国民政府请他担任驻美大使。14日他回拒大使职。3月23日到台湾安置家眷并作演讲，7天后回上海。4月1日在上海，老乡胡洪开请他与儿子祖望吃饭。饭后，父子分手。儿子去台湾，随即去曼谷，胡适去美国。 “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这是齐白石85岁生日时所作，胡适说他用这两句诗预祝齐白石90岁寿辰。不要总说年老了只遇苦难，太平盛世最终会在眼前出现。原诗作于二战日军投降时，齐白石诗多，胡适挑此二句，看似积极，读后悲凉。得意或失意，快乐或伤感，文人底蕴的流露不分时刻。胡适说编者三人“都是爱敬白石老人的，我们很热诚的把这本小书献给他老人家。”序文文情并茂，最后感叹说：“本想请徐悲鸿先生审查这部小书，并且要请他挑选白石老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来作这本年谱的附录。眼看这是不可能的了。”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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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你们请看分晓吧/何国忠

1941年，有一篇题为〈中国大使：胡适〉（Chinese Ambassador: Hu Shih）的文章，刊登于美国《生活》（Life）第11卷第24期，作者欧内斯特·豪泽（Ernest Hauser）写：“三年前胡适博士在华盛顿呈递国书就任大使时，没有人会蠢到询问他是谁……作为中国出色学者、杰出教育家和史学家，未成为官方代表之前，他已经是人民代表。” 豪泽说胡适不拘小节的学者作风让人如沐春风。“华盛顿官员和记者遇胡适时，本以为会听到八路军或其他严峻的战争惨况，但是传到耳中的话却是关于永恒或者孝敬等精神价值的探讨。”他会捉重点，从人性角度切入，讲阴暗面，也讲光明面，东西方文化可以打通，不知不觉让听众同情中国处境。豪泽说蒋介石选他有理，事实证明他胜任大使工作。虽获好评，但是国民政府却认为他的宣传工作不到位，4年之后，他说走就走。去职消息传出，《纽约时报》表示遗憾，说“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华盛顿邮报》为他惋惜，称他“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中国驻美使节”。贾祖麟（Jerome Grieder）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呼应这些观点，他认为“胡适的卸任是中美关系中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国民政府风雨飘摇，蒋介石回头要求他再去美国，他拒绝官位，同意从旁协助。1949年4月27日，他抵达纽约，情况比想像糟，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不喜蒋介石。5月1日他前往华盛顿找洪北克（Stanley K. Hornbeck）等几位有影响力朋友。5月22日他给赵元任的信说，他们“有心无力”。中立学者认为蒋介石咎由自取，费正清在《对华回忆录》提起国民政府迁至华南，即将退守台湾时，他撰文警告美国不应继续承认“流亡政府”，民意已失，支援无济于事。旧识不屑国民党，他举步维艰。不信马克思主义不信共产党《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他和马歇尔（Marshall）、魏特迈（Wedemeyer）等官员会面后，不再抱有期待。1949年7月16日他通知驻美使馆取消和美国政府或国会领袖的全部约会。8月5日，《中美关系白皮书》发布，虽知结果，依然“抬不起头，说不出话。”1950年4月3日给沈怡的信提此事说：“我是有傲性的人”。他不满美国“背信弃义”，放弃国民党。不见人，是“为了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以后整整5个月不访华盛顿，后来因私事而去，也避开政治人物。《白皮书》指责“中国政府”无能。艾奇逊国务卿说“中国内战之恶果，非美国政府所能左右，此项结果，不因我国之任何所为或我国能力合理范围以内所能为，而即可以使之改变者。亦不因我国之任何所未为，而致使之发生者。”他读后，在旁边写上〈马太福音〉中的话：“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 1951年4月在美国哲学年会上，他以〈十年来中美关系急趋恶化的原委〉为题做报告，说“从历史的眼光看来，雅尔塔秘密协定就是把中国摈弃而任凭史大林主义的俄国去摆布。”《白皮书》不过公告世界，“美国政府已尽其所能的帮助中国，但中国已无可救药了”，他表示这是“不负责任的谎言和托辞。” 1954年他为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作序时仍然心有不甘：“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想起5年前眉批，斥责说“因为自己是有大的权力和无人可与抗争的世界领导地位，所以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美国可以说‘罪不在我’。” 他是实验主义信徒，不信马克思主义不信共产党，流亡海外是必然结局。1949年2月到12月底，虽留日记，不过类如记事簿，一般只记大事或当日所见之人名字，少评时事，心绪之坏，连感想都懒得说了。 “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1917年3月8日写他在《牛津运动史》中读到这句“气象可想”的话，说“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我写胡适黯淡岁月，这句话在脑中不断打转。他想为中国打造新的文化和气象，最终图来寂寞。1949年他的脸布满沧桑，彼时58岁，身患心脏病，下半年四次剧痛发作，分别在6月14日、7月11日、10月23日及11月2日。第二次时他说：“今午忽又得心脏‘警报’，这是很可怪的，也许是由于精神上的不舒服。”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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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这支笔/何国忠

1965年1月21日，苏雪林在日记中说她没吃安眠药，却睡得好，6点半起身，一早陈致平来访，说女儿琼瑶于凌晨2时许抵达新加坡。第二天一早，她匆匆赶赴陈家，父女都在，交谈一小时。当天日记写“1月12日开始作画，兴趣不属，一心要看书，看《汪政权》后又看琼瑶小说四本、《槟城散记》一本。” 陈致平在历史系教书，比苏雪林早一年到南洋大学。1963年8月18日《南洋商报》有一则新闻，标题为〈南大新聘六教授已先后到校履任〉，介绍陈致平时说他是“北平辅仁大学文学士，专攻历史学，先后担任广西大学及同济大学讲师。自1949年起担任台湾省师范大学教授，以迄于今。”又提他著有《中华通史》六册、《中华民族史话》、《孔子述略》、《中华历史述略》等书。 1月25日说《蕉风》主编黄崖将友人严友梅3篇童话退回，陈致平要回台湾，苏雪林托他带，“免得余又去一笔邮费。”琼瑶留在新加坡不超过10天，从日记看来，二人只见面一次。 1964年12月29日，她向陈致平借琼瑶小说，“仅得一本，在孟瑶处倒借了一套，共四大本。”1965年1月13日她读《六个梦》，说“琼瑶虽是新进作家，然才气甚大，所作小说每能引人入胜，其骤得大名亦无怪其然。”1月14日读《烟雨蒙蒙》，“将二十五万余字之小说看完。”1月16日读《窗外》。1月17日读《幸运草》，18日继续，“此乃琼瑶短篇，不及其长篇”。1月30日读《菟丝花》。印象最深刻的是《几度夕阳红》。2月28日下午本想准备功课，却无法集中精神，干脆读《几度夕阳红》，“此书实在值得阅读，至少要看两遍。”3月1日说“《几度夕阳红》诱惑力太大，看到十一时半始停。”3月2日说一早继续，然后才到学校批改考卷，工作完毕后，再读。“第二次阅毕真好，真想写篇琼瑶论。” 称赞琼瑶的文辞优美袁行恕是一年半后才陪同陈致平到新加坡。琼瑶在《我的故事》中说父亲不在时，母亲和妹妹仍住师大宿舍。琼瑶和母亲几度出现紧张关系。母亲性格强势，16岁时琼瑶考试成绩欠佳，被母亲责骂，想不开而自杀。19岁时因师生恋因联考失败以及母亲的激烈反应她第二度寻死。琼瑶说婚姻失败后，她疯狂般地写作，1964年一口气出版《烟雨蒙蒙》、《六个梦》、《幸运草》及《几度夕阳红》。她没有考上大学，恋爱、结婚、离婚，生活一无是处，出版《窗外》，讲“家事”，又引父母伤心。她把4本新书一字排开，写作的梦总算坚持住。那年她26岁。母亲看着她，笑了。琼瑶说笑容实在“难得”。1964年9月，琼瑶又出版《菟丝花》和《潮声》。她被公认是台湾收入最高的作家。 1965年4月6日苏雪林在家，陈致平一早叩门，他和袁行恕刚抵达新加坡，朋友嘱托带给她一些物品。苏雪林说“夫人与余颇相得”，二人此后来往甚密，她经常到陈致平家闲聊，被留吃饭。袁行恕善讲故事，自述抗战经历令苏雪林惊心动魄。苏雪林对袁行恕画作评价极高。9月11日说袁行恕“工笔、写意均能作，陈夫人却绝口不宣传，亦可谓良质深藏若虚矣”。9月14日写道：“自从看了陈致平夫人的画，我自知此生对于作画已无希望。”一度有不想“再费心力”的念头。苏雪林写过“寄琼瑶女士”二首。第二首这么写：“喜摩老眼看奇才，海外相逢亦快哉。贤母即今常接席，云鸿他日盼重来。华年卓就人争美，慧业前生世共猜。寰宇文坛无我份，愿君彩笔一争回。”意思是说年长者用老眼看出奇才之相，有机会在海外相遇，非常愉快。贤慧的母亲在女儿最需要的时候会出现身旁，如今云鸿虽飞走却可盼望它再度归来。年轻的你才华横溢，人人称赞，闪烁的成就前世注定，引人遐想。我在文坛没有地位，愿你以才笔为我争夺光芒。因琼瑶被李敖攻击，苏雪林仗义执言，1965年9月发表〈永远莫放下你这支笔〉。她称赞琼瑶的小说文辞优美洗炼，结构谨严完美而多变化。她下笔举重若轻，常有出人意外之惊喜，又说她的作品有深刻的人生经验而又洋溢新鲜活泼的青春气息。文化界应该好好保护琼瑶，“使这一抹瑶苑奇葩，得以充分地发荣滋长。” 厚爱一直不变。1995年张爱玲去世，各报大登特登相关新闻，她不以为然，1995年9月23日日记中说，张爱玲小说“平平而已，不及琼瑶远甚，谓为女作家中第一，我所不解。”这些话在张迷眼中，自会大吃一惊。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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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有一颗星的位置还空着/何国忠

我写过有关郑愁予的小文章，一为〈流浪〉，一为〈错误〉，前者收于《珍惜》，后者收于《本心》。文章配书法，前者抄〈偈〉全诗，后者抄〈错误〉流传最广两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4次饭局都愉快，过程一清二楚。第一次是访问金门大学时，2011年5月8日，交流会谈大学合作事，他没有发言。午餐他一样不自在，直到话题放开，转到文坛，才有亲切氛围。他是金门大学专任讲座教授，李金振校长说郑愁予三字掷地有声，名气远胜金大。校长有心，知我文学背景，邀他出席，增添此行意义。可惜他答应出席宋祖英台北演唱会，午餐半程赶赴机场，临走前不忘斟满高粱，畅快一杯，洒脱作风恰如其诗。 2011年他参加花踪文学奖盛会，陈金泉负责8月25日晚餐，邀我一起，3人小酌，话题更加深入，金泉小我大约10岁，爱〈错误〉，又爱〈雨丝〉，能将李泰祥所谱郑愁予诗全部唱完。喜爱文学的朋友副刊最多，公关和业务部原来一样诗趣弥漫。郑愁予在世时影响不止一代马来西亚文青，也许是两代，又或者是三代。第三次饭局则在2017年11月19日，郑浩千先生办画展，请他出席。他刚下机，眼神疲乏，大叹糊涂。他和太太从重庆转机台北，太太深夜回台中寓所，他在候机室等待第二天飞隆航班，沟通疏忽，折煞八十多岁老者。在画展他心神不宁，郑浩千有巧思，安排挥毫环节，写的都是现代诗，其诗句被写最多。他精神随之一振，但是要到晚餐才生龙活虎。小酒调剂，边吃边喝边唱。《余英时谈话录》中说“郑愁予为人很可爱，有诗人气质。”二人相识于耶鲁大学。余英时为郑愁予叫屈，“美国人看不懂中国新诗，诗人就不是诗人了。”但是笔锋一转，又说情况不完全糟透，“他在美国还是有他的地位，是在中国诗人中间。”余英时说“郑愁予好客”，常招待国外朋友，他偶尔也去“参加一下”。好客和诗合二为一，风格如此炼成。《痖弦回忆录》提郑愁予“在高雄港务局做事，薪水也不高，但去酒馆喝酒时，往往是他付账。”这方面痖弦自认记忆力好：“一起吃饭谁付的账，多少年后我都记得。”我脑海穿插郑愁予友人形容，乍然间知道他并不陌生，我们在吉隆坡接待他，有朋自远方来，来者是侠士。母亲是他心结最后一次饭局在2019年2月24日。他那时应聘担任东海大学终身荣誉讲座教授，和周芬伶同时受邀参加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项目。东海大学校友设宴，我受邀。4次饭局中那一次最久，足足4小时。当唱到〈偈〉中最后一句“这土地我从一方来，将八方离去”，我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隐约中走入禅境。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郑愁予诗选集》有杨牧代序的〈郑愁予传奇〉，此句成“这土地我哭着来，将笑着离去”，同一本书出现两个不同句子，编者不可能没有觉察，忘了问郑愁予原句是不是如杨牧所写，若是，只能说改得真好。 4次饭局，姚迪刚3次在场，迪刚有一次和郑愁予在香港偶遇，喝酒时言谈甚欢，迪刚说郑愁予叫不出他名字。我估计他晚年对待我等初识者大体如此。郑愁予酒后说於梨华经常以他酒窝作话题作弄他，我和他大谈大唱，旁人或以为是多年之交，非也，不过因为我也是酒窝族群。有缘相聚就是好事，和他吃饭，让我有以文字保存初心的愉悦。痖弦说郑愁予才气很高，“他的诗是天籁，自然的声音。”其诗“母亲意象非常鲜明”，郑愁予母亲留在大陆，父亲是将军，后来在台湾结婚，郑愁予“很少回家”。痖弦分析有意思：郑愁予的作品展示了宇宙的乡愁。他是谪仙，从天上下来，在地球上有名姓，却怀念天上小屋，母亲唤他回去吃饭，星兄星弟等着他回去。痖弦说郑愁予告诉他，天上北冕座“有一颗星的位置还空着，等着我回去喝酒”。母亲是他心结，他后来回北京，却没人知道母亲何时故去，坟在何处，万里寻母的悲哀长期冲击其心。女性是其诗重要主题，痖弦说读其诗，必须从这个视角切入。 “飘泊得很久，我想归去了/ 仿佛，我不再属于这里的一切/ 我要摘下久悬的桅灯/ 摘下航程里最后的信号/ 我要归去了……”郑愁予的〈归航曲〉分三节，这是第一节，我年轻时爱朗诵。第三节此刻读来最为动容：“我要归去了/ 天隅有幽蓝的空席/ 有星座们洗尘的酒宴/ 在隐去云朵和帆的地方/ 我的灯将在那儿升起……。”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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