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伸手抓住的一块浮木/吕才易（古来）

本来，割胶是半天的工作，但自从此间沙令华小张白萍校长首创的初中补习班夭折之后，我只有待在宿舍里，找不到下午工来做，以补贴家用。

大约在1959和1960年间，村子宣告为白区，我也曾在晚上和友伴们踏脚车去士乃华小补习，张镜生和蔡业新两人是我们的老师。然而，这些班级也是昙花一现的，很令人失望。

万般无奈下，我自己找书来读，也幸而我之前已经不知不觉爱上书了。

也是苦水中的大幸吧。小学三年级时，来自新加坡的班主任郑育华女老师在课余讲了一则《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引起我找书来读的兴趣。后来，又有张白萍校长拿《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连环图来卖。我和张玉星同学合资购买。升上四年级，我年终考试第二名的奖品就有一支钢笔和一本故事书。我的阅读兴趣就这样产生了。

那一段凄风苦雨的日子，由于失学的打击，我感到外面的世界使人苦恼，只想静悄悄地躲起来。书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无形中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我最先接触的儿童刊物是香港出版的《世界儿童》，张白萍校长卖出的。它曾发表我的一篇习作。我先后读过的少儿刊物有《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和《少年旬刊》，全都是香港出版的。在马来亚出版，我订阅的是《学生周报》。《世界少年》曾刊登我的一则小故事，使我高兴了好几天。《学生周报》的编者称赞我一篇记述橡胶园故事的习作有温暖的人情味，并指出文字上的错误。我不知怎的在文中写道：“大概下的是冷雨吧……”编者纠正说“雨本来就是冷的”，实在感激。

除了上述的定期刊物，我之后也从新加坡世界书局邮购初中和高中语文课本，以及一些别的文艺书籍。这些课本，我囫囵吞枣地读了，但没有老师指导，究竟吸收了多少，自己压根儿说不上来。

过后，每当我割胶拿了薪水，便会搭车去新山的友谊书局和邻近古来的昆仑书局买书。大文豪鲁迅和五四运动时期的作家如巴金、茅盾、叶圣陶、张天翼、沙汀和艾芜等作家的作品，我也陆续买了好些来读。

我追读当年《南洋商报》总编辑连士升连载的《海滨寄简》，获悉一些文史知识和读书方法。我读《星洲日报》社论主笔李星可编著的关于标准华语的著作。我听新加坡电台的华语广播，也作笔记。

提升自我和想当作家是两回事

我爱读香港作家黄思骋的短篇和中篇小说；他规范、浅白、流畅，口语加上适度欧化的文笔很吸引人。

我心折于中国来港的作家何达（陶融），在香港出版的《伴侣》杂志专页〈伴侣诗园〉一力推介的浅白简短、贴近生活的诗。

我喜欢古诗词。我也读外国的翻译小说，如莫泊桑和契诃夫等。契诃夫是首选。

我读一年政府为推广国语在村中民众会堂开设的马来文成教班之后，自己努力自修。

有一回，我去古来昆仑书局找书，和蔼可亲的老板看见我又买六、七本书，问我这些书要不要一个月才读完。我回答说不用。那时年少精力充沛，我每每割胶回来之后，就整个下午埋头在书里。

另一回，也是在昆仑书局，一位坐在柜台前的小姐看见我拿这许多书来结账，好奇地翻回头来看看。我想当时映入她眼帘的该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少年啦。即使当下，我依然故我，一个土里土气的老头穿着小儿子给的，红白灰黑，或印着学校、庙宇、公司，以及公共团体标志的T恤，肆无忌惮地走在大街上，随手拉来一个老儿都能轻易地把他比下去的。

我回顾往昔向新加坡世界书局购买书籍一事。我还记得当年马新两地货币等值、通用。我把现钞装入信封，信封上交叉打一个大“+”字，以卦号信寄出，万无一失。我也曾收到香港《伴侣》杂志以马币计算的稿费。

往昔，人们大抵纯朴善良，当今可真是彻底变天了。

这是一座长二、三百呎（英制），两列房间背靠背并立，两头附设公用厨房，一字排开的长长的胶工宿舍。

当父亲逝世后，我们从村中东南面的小园丘宿舍搬回原先这长廊一般的宿舍来。这个拥有二三百依格橡胶园的园丘宿舍，住着七、八户携带家眷和几个单身的胶工，俨然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倒冲淡了些我们丧失父亲的哀戚。我们孤儿寡妇入住一间整百平方呎的房间，里头除了摆一张母亲和妹妹的床，一张放置应用物品的桌子，以及一个父亲生前亲手做的衣橱之外，剩下的空间就不多了。

晚上，我就和弟弟沿着用山树做的梯子爬上屋梁，睡到铺在上面的木板去。

我又在靠门边的一面墙壁钉了书柜，整齐地排列着书籍。

自此，有好多年，我中午从橡胶园放工骑脚踏车回宿舍来，就一直躲在这狭窄局促的房间里看书、涂鸦。母亲和妹妹的床一物两用，权充我的书桌了。

我那位在新加坡闯荡多年的朋友，一面和我聊天，一面随意翻看我写在单线簿上的乱七八糟的文字，脱口而出：“哦，你想写文章出名，难……”他摇摇头。我一时为之语塞。

然而，我始终抱着一个简单的想法，谁都可以写作，在困境中努力不懈提升自己，和有文学才华的人发奋写作去做作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现在，我是一个已经退休的普通平常的建筑工人。